林佩芬小说的历史书写与主体精神
2018-11-13冯晟
小说评论 2018年5期
冯 晟
自1978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始,林佩芬创作了《声声慢》《洞仙歌》《大江东去》《月明千里》《台北·京都·哈尔滨》等作品,其中以《洞仙歌》为代表。该作展现了身在台湾的“外省人”后代意识到家族线条的断裂,进而产生了对家国问题的历史性思考,以及大时代变化中,常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
在漫长的日据时期和两岸的政治隔绝时期,台湾文学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孤儿”意识,笼罩着浓郁的“离散”情结:“从《台北人》看,白先勇用自己的心触摸到的历史魂魄大致是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林佩芬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洞仙歌》,与《台北人》最为神似的,也是这种“悲情”的情绪母题。因此,《洞仙歌》可以视作《台北人》的续篇,展现出在台湾定居的“台北人”下一代所经历的历史遭际。
《洞仙歌》的创作时间跨度四年,共由十篇短篇小说结集而成。与《台北人》中的尹雪艳、金大班、钱夫人、娟娟等“风尘女性”相比,刊登于1977和1978年台湾《中央日报》副刊的《洞仙歌》《如梦令》,则表现出传统闺秀文学清丽脱俗的理想性与纯洁性。这两篇小说虽然在刻画心理方面幽微深入,尤其在意象运用方面细腻典雅,很有民国时期凌淑华等闺秀作家作品的文采,但还不够独具个性。
从《洞仙歌》中的第三篇《一剪梅》开始,林佩芬真正形成了自己创作的基调与主题:挖掘出“台北人”及他们下一代之间生命深刻的孤独本质。在《一剪梅》中,面对父亲退休后的心智退化,女儿宇文冰心感受到的是与父辈的隔膜,生命的衰败与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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