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晟

自1978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始，林佩芬创作了《声声慢》《洞仙歌》《大江东去》《月明千里》《台北·京都·哈尔滨》等作品，其中以《洞仙歌》为代表。该作展现了身在台湾的“外省人”后代意识到家族线条的断裂，进而产生了对家国问题的历史性思考，以及大时代变化中，常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

在漫长的日据时期和两岸的政治隔绝时期，台湾文学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孤儿”意识，笼罩着浓郁的“离散”情结：“从《台北人》看，白先勇用自己的心触摸到的历史魂魄大致是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林佩芬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洞仙歌》，与《台北人》最为神似的，也是这种“悲情”的情绪母题。因此，《洞仙歌》可以视作《台北人》的续篇，展现出在台湾定居的“台北人”下一代所经历的历史遭际。

《洞仙歌》的创作时间跨度四年，共由十篇短篇小说结集而成。与《台北人》中的尹雪艳、金大班、钱夫人、娟娟等“风尘女性”相比，刊登于1977和1978年台湾《中央日报》副刊的《洞仙歌》《如梦令》，则表现出传统闺秀文学清丽脱俗的理想性与纯洁性。这两篇小说虽然在刻画心理方面幽微深入，尤其在意象运用方面细腻典雅，很有民国时期凌淑华等闺秀作家作品的文采，但还不够独具个性。

从《洞仙歌》中的第三篇《一剪梅》开始，林佩芬真正形成了自己创作的基调与主题：挖掘出“台北人”及他们下一代之间生命深刻的孤独本质。在《一剪梅》中，面对父亲退休后的心智退化，女儿宇文冰心感受到的是与父辈的隔膜，生命的衰败与毫无意义。与白先勇的《台北人》中有类似经历故而心领神会的同龄人不同，身为子女辈的宇文冰心在事父至孝的同时，却对丈夫吐露出心声：“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对爸爸，是同情心胜过了爱心。我们耐着性子一遍遍听他回忆往事，是因为知道他已经‘去日苦多’了。我们关心他、照顾他，可是，我们根本不了解他，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他的世界。”小说结尾处宇文老先生的死亡展现出生命最本质的孤独与无法克服的宿命，而这与儒家文化中“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态度是背道而驰的，也展现出当时的台湾文学在现代主义影响下对生命本质的探求态度。

到了《大登殿》中，大陆赴台的“台北人”第一代，与成长在工业化发展时代的子辈之间，稳定的文化价值观念被似是而非的速成快餐取代，显示出作者对传统文化没落哀悼之情。《焚香记》详细揭示了这种文化没落的过程。小说开场时，梅教授已经在台湾去世，易秋湖作为梅教授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恰如当时许多台湾的年轻学子一样，已经在美国定居了二十年。这期间他放弃了梅教授在历史研究中寻求永恒与自新之道的追求，改学地质专业。虽然每隔几年便挤出几本著作敷衍美国学校，混到续聘的资格，但那种“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的老来余恨的心理则时时噬咬着他，看望梅师母成为了他纾解心情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也无力解决梅教授的著作还是不能出版的问题。“学生多，意见也多”，有些学生不肯交出梅教授的遗稿，史学专著的销量不佳都影响了梅教授思想的继续传播，也象征着“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的艰辛而曲折之路。

《焚香记》与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冬夜》极为类似。与《冬夜》中的余钦磊与吴柱国不论身在台北还是美国，都违背了自己在“五四”中的行为初衷不同，面对知识分子不断平庸化的现实，林佩芬在小说中则怀抱着孟子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知识分子究竟所为何来，一生何求，以及是否真有求仁得仁之可能，在《焚香记》中通过梅教授与易秋湖两代师生之间的对比来映照。在中华文化面临巨大考验与转型的时刻，林佩芬及其笔下人物抱持着知识分子应该淬励奋发、兴废继绝的使命感，形成了向历史做出属于自己交待的心愿职志。《红豆词》中，音乐教授文若愚虔心整理“中国音乐史”，表现出保存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鹧鸪天》中，五十年前从政的姚老先生经历过许多近代史上的关键阶段，一生“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退休后，面对生命流逝的荒凉之感，他又捡起笔来从事回忆实录的著述，并且拒绝新闻记者的访问，也不透露大纲和提前发表已经写好的部分，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为后世留下一份“不悲不叹、不为私情、不为自我”的历史实录，生命的孤独与死亡的恐惧在这里都奋发为“天地间的一股大气”。至此，林佩芬已经从《洞仙歌》中早期作品提出了现代意味的伦理孤独，又回归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当中。

儒家文化中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使命承担，集中体现在《仕女图》中，这篇作品也可视作林佩芬所经历的台湾当代历史的一段缩影。蒋勋在《孤独六讲》中回忆说：“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里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每一个个人对于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林佩芬的这篇小说以历史实录的方式陆续展示了台湾“钓鱼台”事件、“退出联合国”事件对知识分子形成的冲击：丁先生回到美国的母校去做研究员，韩先生决定到南部乡下一所国中去教书，张先生则在艰苦的环境里“发挥了中国农夫的本色”，努力支撑着杂志的日常社务。而方雪柔的丈夫则在一场大病后被学校解聘。为了改变杂志被逐渐遗忘的现状，他们将杂志带进了“论‘新写实主义’”等文学论战里，杂志的影响力又逐渐抬头。而此时几位主办人的文化冲突已经无法掩饰，张先生留下一句“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不是野心。”而离开，带领学生去做田野调查，研究台湾的山地与农村问题。而方雪柔的丈夫则卷入了唐先生组织反对党的政治活动，撰写了为唐先生竞选铺路的文章。很快，黄先生和丈夫便因“涉嫌叛乱”的罪名被捕，杂志社也被查封，丈夫因“知匪不报与为匪作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台湾在二战后思想的垄断，使得不同信仰的人之间无法拥有辩论的机会，方雪柔的“丈夫”及其杂志社的风波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行为模式调整的困难：中国士大夫从政问政的文化传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与社会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使得无论注重“事功”行动还是擅长著述的知识分子都很难与现实政治绝缘。富国强兵与民主自由、全盘西化与文化本位、乡村自治与工业发展，都是知识分子在新旧过渡的时代所经历的变动与分化。

《洞仙歌》与《台北人》在对故土的眷念牵系，以及对故人的伤悼纪念之情几乎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林佩芬熟悉的毕竟是“台北人”的下一代，他们虽然也有去国怀乡的情绪与遗憾，但已经逐渐在台湾这个小岛上安顿下来，并试图建立生活与政治环境的秩序。于是我们看到了《焚香记》《鹧鸪天》《红豆词》与《仕女图》中知识分子的奋力拼搏，“台北人”的“感时忧国”已经转化为下一代的“情迷家国”，所皈依与依托的便是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林佩芬的《洞仙歌》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诗魂，从立意到意象的运用，以古诗文作为文中人物抒情表意的载体，其人物形象与母题呈现的方式，也是彻底中国化的，说明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传统，不会因为地域与政治的隔阂而消失殆尽。“悬挂”与“放逐”带来的郁结，反而造就了文学创作上的宝贵经验。如果说在《洞仙歌》的前几篇中，仍然有着台湾当代文学远离故土，漂泊无依的孤儿意识，并试图以反抗父权与对儒家文化的超越，来寻找自己的精神立足点，那么林佩芬很快就以重新皈依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精神取向而与同时代的台湾作家产生了区别。在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台湾作家试图打破对故乡、记忆与历史的执迷的时候，林佩芬却在孜孜不倦地以数十年的精力建构一个庞大的国家与民族历史叙述的王国，恢复中华文化中的大历史观，实现其“为故国招魂”的文化情怀。

20世纪90年代开始，林佩芬先后推出了《帝女幽魂》《西迁之歌》《辽宫春秋》《努尔哈赤》《天问》等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在两岸读者中与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反响，有的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电视剧，其中《天问》获得了1997年台湾中兴文艺奖，林佩芬也因此进入了台湾文学史并被视为高阳之后台湾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

如何将具有主体意识的历史观念与个人书写有机结合，如何在现代性的价值观与运作逻辑之下发掘并延续中华文化中的信念与道德，成为了林佩芬历史创作的主要追求。在创作几百万字的明清历史小说时，为忠于历史、有据可查，林佩芬用了数十年时间研习历史典籍，甚至自学满文，为此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毫不讲究，多年过着寒窗孤灯的书斋生涯。中国士阶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我期许和努力，在林佩芬这里落实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写作是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一种使命”，研读史书与了解历史都是为了建立正确的史观并起到“淑世致用”的作用，去影响与改变时代的浮靡风气。

在笔者对林佩芬女士进行访问的时候，她明确表示自己的创作受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影响很大，强调经过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这使得她的作品在两岸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都具有一种开拓性的意义与恢弘的历史视野。通过创作《两朝天子》《努尔哈赤》《天问》等长篇明清历史题材小说，她详细展现了“士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与影响力，尤为推崇“士不可不弘毅”的奋发敢为精神。《两朝天子》中的于谦用“大战在即，国家兴亡关头，岂是个人忧谗畏讥的时刻”勉励自己，断然拒绝也先要求明方割地送金以换回朱祁镇的议和条件，激励士卒背水一战，西直门保卫战一役在书中显得浓墨重彩，异常动人，士阶层在国家危亡时力挽狂澜的作用与主体精神也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一位满族作家，林佩芬对笔下的历史人物都投以平等的关注。小说中汉族知识分子于谦、袁崇焕、李岩等人“尽其在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力挽狂澜，与满族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的锐意进取、坚韧不拔的运筹开新，无不给当今的读者以感召与启迪。与姚雪垠《李自成》开创的迎合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模式不同，《天问》中的李自成由一个心地单纯的农民成长为高处不胜寒的孤家寡人，反映出权力对人的异化，没有脱离时代局限刻意美化拔高的处理，反而使他后来的失败显得更加合于情理，也使李自成这一书中的人物形象与很多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有着相似的蜕变过程，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天问》中真正的正面人物，应该是以袁崇焕为代表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群体。书中这一序列的人物，袁崇焕、孙承宗、曹文诏、卢象升，乃至上溯至汉时的李广、李陵，魏晋时的谢安……，都具有“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在苍茫大地宇宙洪荒中向着莫测的上天大声疾呼，读之令人心血澎湃。林佩芬将袁崇焕和他的追随者放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中，写出了一股“大丈夫”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之气，也是全书中最使人感动与奋发的部分。书中用袁崇焕《率性堂诗集》中“心苦后人知”一句，揭示出袁崇焕处在长期扭曲的黑暗政治、被佞臣和太监包围的皇帝、为私欲而争权夺利的朝臣与凋敝的民生、强大的外患中的痛苦，但是自年少时“竹叶喜添豪士志”的为国为民的情怀则不曾磨灭。作为正面英雄人物，袁崇焕在书中的一生充满了崇高的悲剧之美，《天问》也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历史的认识功能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从明清历史小说《天问》到民国家族小说《故梦》，林佩芬借笔下的人物不断发出这样的疑问：天人之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人的命运究竟是怎样被决定的？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故梦》用太史公的“末世争利，唯彼奔义”作为核心价值，书写了陆正波、陆天恩这样的“旧时王谢”如何在时代造成的困境中依然坚守士君子的风骨情怀，即使转变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也矢志不渝，展现出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之路，以及与秦燕笙这样的“新青年”在保持操守、传承文化以及勇于为民族担当方面的共性，显示出作者取自新儒家思想中延续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在传统文化花果飘零的时代，努力让飘零的花果“灵根自植”，重新长出枝干来。

“文化中国”在两岸都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中国”还是“中华”，都在此脱离了政治范畴的指涉含义，而抽取了较为单纯的文化意蕴。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精神文化传统的“斯文有传”弥足珍贵，也是抚平父辈与子辈之间隔膜与创伤的有效途径。作为父母都是大陆去台的“外省人”第二代，林佩芬对祖国统一与中华文化的发展是有着坚定信念的。在《为中国历史文学做贡献》的报告中她曾说：“从中国历史的分与合来看，我们未来的中国历史上由分裂到统一所产生的璀璨的文化时刻即将到来，中国将有一股更新的力量因融合而产生，文化的建设也将有更辉煌的成果。那么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的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也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面对台湾文坛长达十几年因经济发展繁荣而导致的“颓废萎靡”的文学风气，林佩芬除了感到忧虑，从而在自己个人的写作中努力矫正这股流弊之外，也更加努力地进行两岸文学界与学术界的交流。1996年3月，林佩芬创办了历史文学学会，至今已经联合举办两岸学术研讨会二十余次，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方面贡献良多。1996年9月，林佩芬应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于2003年选择定居北京市，还在2006年创办了“文苑雅集”活动，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从台湾迁至北京定居，她的创作趋向与生活选择是高度一致的，这也使得她的作品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而接续了中国历史文学的传统，反映出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根本趋势。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曾经一度与文化问题相伴而生的民族危亡问题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陈迹。世界各国文明的互动越来越密切，中华文明也展开了“复兴”的宏大进程。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政治上的分野使得同一文化母体出现了不同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实践，中华文化也因之产生了辩证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在当今时代更多需要保存与修复中国文化的基本样貌与价值系统。在构建自己笔下的历史世界时，林佩芬的创作注重突出美善结合、义重于利的伦理道德观念与诗教意识，无论书写的是明清时期的帝王将相还是民国时期的时代负荷者，抑或是大陆去台的第二代“漂泊者”，由士大夫到当代知识分子兴废继绝、感时忧国的使命感始终是其关注与颂扬的对象，也更近似中国文以载道的诗文传统。

从林佩芬极为正统与古典的审美意趣与创作内容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无绝对意义上的“断裂”，“古代”的重要性依然对后世产生着持续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极强的道德信念与创作时强烈的主体精神自觉，也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由知识分子担负是非之分的道德原则，社会文化借此能够维持稳定与发展。当然，出身经历所带来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与文学观，与由此而来的个体自我约束力，使得林佩芬的创作在社会实践性，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经验方面似有不足。但是她的历史书写强调民族正气、重义轻利等纯正理想主义的特质，与试图通过道德感化启迪人心的主体精神，则既恢复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美学魅力，又能在其中贯穿对新历史时代所带来新生存体验的表达与思考，在新与旧、中与外的文化震荡之间运用传统文化参与现实，以生发新的内质，这都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注释：

①转引自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评价》，《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②蒋勋：《孤独六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③林佩芬：《为中国历史文学做贡献》 ，《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