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冬梅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汪辟疆曾言：“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晚清道咸之后，世风时运的变改使近代诗歌呈现出独有的面目。这不仅表现为诗人极多、诗风极繁、流派极杂、地域极广，更反映在近同的诗歌品质和艺术追求。面对持续动荡的政治局面，不同派别、地域、阶层的文人同时拿起诗笔，记录时事，传达心史。对此，钱仲联概称：“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类长篇巨制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叙事性空前增强。叙事性增强不仅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更是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发弘壮大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庚子国变的诗歌创作为例，具体描述其空前宏大的叙事规模和创变追新的叙事艺术，并探讨其诗性叙事之于近代诗歌的意义。

一 空前广泛的创作人群

庚子年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一年八国联军派兵侵华，由天津进逼北京。七月二十日，北京失陷，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都城由联军占领，分区管制，直至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此即史称“庚子国变”。这是近代中国遭遘的一次大劫难，它给国人带来极大的创伤，同时，也刺激文人词客的心灵，催生了空前的诗歌创作高潮。

在中国诗歌史上，围绕某个重大事件来开展成规模的诗歌创作，早有其例，并自成格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