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沈从文与五四，不能纳入他那一代人与五四关系的大叙述模式中，应该就从他个人来说。

这个关系也不固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却不是顺从于时代潮流而变化，因此就常常显得不合时宜。

下面从三个时段，来做尝试性简述。

一、“你们所要的‘思想’”

《从文自传》最后一节题为《一个转机》，叙

述在湘西军队的末期，一个印刷工人带来新书、新杂志，沈从文读后感到新鲜异样，“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扩大渗透的影响，到一九二三年，波及到这个湘西一隅的年轻人，他决定去北京闯荡另一种生活。这在个人身上产生的震动，说成影响是可以的，而且是彼时彼地的强烈影响，但要说成是“启蒙”，恐怕就有些过头了。他说，“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崇拜”他们，而且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但是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句：

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来知道比他们更多，过一些日子我并且会比他们写得更好。

这个三十岁写自传的人，何以如此 “前恭后倨”？

他开始写作，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谋生问题，又是从长远考虑寻找合乎人生理想的出路。在北大旁听，与年轻朋友——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别的氛围中，不拘形式的友谊，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绪、困惑，跃跃欲试的冲动，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不但增进他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兴趣，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写作的欲望。

按说，他应该很快就变为“新青年”群体中的一分子——他这一代人，如果从事五四所开启的新文学创作，不就是“新青年”吗？可他，偏偏不像——因为不够“新”。

“新青年”之“新”，在于抛弃“旧我”，获得“新生”，其间的关键，是经历现代思想和观念的“启蒙”而“觉醒”，否定“觉醒”之前的阶段而确立“新我”。沈从文身上没有发生断裂式的“觉醒”，他的自我是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有根源，有来路。他逐渐清晰而坚定地相信，他的现在和将来，他的文学，也根植于此。

《从文自传》还说：那个工人告诉他，“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想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

既不“启蒙”，又不“革命”，不能跟着时代“前进”，不必多说，似乎自然就是“没有思想”——如果 “思想”是时代潮流的强势话语所定义和垄断的，是“拿来”放到你面前要你“接受”和“武装”的话。

在“思想”的时代，在潮流定义“思想”的变幻中，“没有思想”当然“落伍”。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发表《〈边城〉题记》：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多数”有“思想”或要求“思想”，“没有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就需要没有潮流力量支撑的个人的坚持，沈从文有的，就是这种个人的坚持：“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过了两年，沈从文又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总结自己十年来的创作历程，强硬回应一直伴随这一历程的不绝责难：“只是可惜你们大多数即不被批评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时却早被理论家把兴味凝固了。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沈从文自有他的思想，只是这是他个人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现实摩擦碰撞中产生出来的，是生成之中的，不是凝固的，不是外来的，不是现成的。用现成思想的眼光打量他的作品，看不到想看到的东西，对不上号，就以为是“没有思想”了。这样的情形，在匆忙而没有耐心的时代——时代的思想也匆忙而没有耐心——似乎也无足深怪？

二、不合时宜反复谈五四精神

抗战以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沈从文异于往常，也异于其他多数人，频频谈论五四，每年都写几篇文章，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问题是，不论救国救亡，还是紧接其后的国共内战，各有当务之急，五四都不再被时代潮流认为是适宜的话题。

沈从文这一系列文章反复强调：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初，以大学为中心向社会发散，但在以后的发展变化中，与大学、与教育脱离，先是与商业结缘，接着与政治携手，显出堕落之势；所以需要文学运动的重建，把文运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和教育结合，这样“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

前前后后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人看来，感受的重点不甚相同。在作者自己，深忧痛感，郁结于心，迫不得已，不吐不快，乃至一说再说；友人或不免担心，如此多管闲事，难保不惹是生非；出于好意而惋惜者也多有人在，以为舍小说创作而作这种批评，实非必要。左翼文坛反应激烈，一批文化人撰文反驳，误解越深，敌意越重，文章的意思越被简化，乃至标签化。

沈从文并非“纯文学”论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回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认定它是“廿年来这个民族向上挣扎的主力”；时至今日，它仍然应该倾心致力于“社会重造”和“民族重造”的长远愿望，努力恢复文学革命初始的庄严、勇敢和天真，以避免沦落为某时某地某种政治或政策的工具，附庸依赖的流行货和装饰品。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抗战的大环境和救亡的迫切形势下，以及在此后民族内部你死我活的激烈战争期间，沈从文偏偏反世违俗，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复复的絮叨者，不仅谈文学时如此，新的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刺激，都能触发他从五四的立场做出反应：批评陈铨的《论英雄崇拜》，他标举的是五四倡言的民主政治、科学精神和个人自觉，明确反对集权与领袖独裁式的“英雄崇拜”；谈论妇女问题，他觉察到的是五四所争取的女性解放，在后来的现代教育中，并没有进一步引导和落实到放大女性的生命和人格，《烛虚》之一、之二论女子教育，痛心于“类型女子”“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为她们争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实上她并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么。”“若想起这种青年女子，在另一时社会上还称她们为‘摩登女郎’，……会觉得这个社会退化的可怕。”他所置身其中的知识阶层，没有远虑，没有生活理想，“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花骨头和花纸，实在是件可怕和可羞事情。”——他的观察或有个人化的局限和偏颇；不过由五四检视当今，从文学运动、社会思想到文化生活，在他个人看来，诸多方面的确见出历史过程中的“堕落”和“退化”。一些现象或为平常，而人若熟视无睹，一些个人习惯和嗜好，亦似乎不必小题大做，沈从文却严苛对待，即使亲近的人有时也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操心焦虑。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位于他观察、感受、评判的中心，即“从全个民族精力使用方式上来说”，以此来衡量眼前的种种人事，他不免陷入苛人而自苦的境地。

而面对“民族自杀”的悲剧，沈从文更是焦心如焚，他的五四论说，明知必会得罪双方，陷自己于被夹击之地，仍然忍不住要一再发声。其心也不忍，其声也哀痛：

一九四七年五月，发表《五四》：“五四又来了，纪念了快有三十次，这个国家的破产光景却已差不多了。各种火都还正在燃烧，一直烧到许多人的心上。……我们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才会有个转机。”

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同时发表两篇短文，《纪念五四》和《五四和五四人》，前一篇重提五四精神的“天真”和“勇敢”，重申文运应与商场、官场分离，同教育、学术联结，“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希望它明日对国家有个更大的贡献！”后一篇说，五四人“即从事政治，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失定向，决不用纵横捭阖权谲诡祟自见。……其次是对事对人的客观性与包涵性，对于政见文论，一面不失个人信守，一面复能承认他人存在。……民主与自由不徒是个名词，还是一个坚定不移作人对事原则。”

三、更为悠久的“有情”历史

此后的岁月，用不着沈从文来谈五四。他自己在时代转折之后陷入更大的困境：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 “事功”“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此时苏醒而活跃起来，帮助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

一九五二年，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工作的沈从文，由当前而回想过去，由回忆而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自是感慨万千；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的思想最终通到了这里：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历史，一个少数艰困寂寞的人进行文化创造的传统。

他在老式油灯下反复翻看从糖房垃圾堆中捡来的一本《史记》，夜不成寐，进入“有情”的历史：“有情”从哪里来？“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 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新时代，“时间开始了”，他却进入了“旧时间”的漫漫“长河”。

同时，这也仿佛是自己过去生命中的经验重新连接了起来，譬如：当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从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中感受人类智慧的光辉时；当三十岁的小说家的自传写到“学历史的地方”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当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在回乡的河流上彻悟“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而“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时……而生命经验的重新连接和贯通，将一直延伸到他未来以研究文物和物质文化史安身立命的后半生岁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