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五四
2018-11-13张新颖
钟山 2018年3期
张新颖
沈从文与五四,不能纳入他那一代人与五四关系的大叙述模式中,应该就从他个人来说。
这个关系也不固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却不是顺从于时代潮流而变化,因此就常常显得不合时宜。
下面从三个时段,来做尝试性简述。
一、“你们所要的‘思想’”
《从文自传》最后一节题为《一个转机》,叙
述在湘西军队的末期,一个印刷工人带来新书、新杂志,沈从文读后感到新鲜异样,“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扩大渗透的影响,到一九二三年,波及到这个湘西一隅的年轻人,他决定去北京闯荡另一种生活。这在个人身上产生的震动,说成影响是可以的,而且是彼时彼地的强烈影响,但要说成是“启蒙”,恐怕就有些过头了。他说,“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崇拜”他们,而且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但是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句:
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来知道比他们更多,过一些日子我并且会比他们写得更好。
这个三十岁写自传的人,何以如此 “前恭后倨”?
他开始写作,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谋生问题,又是从长远考虑寻找合乎人生理想的出路。在北大旁听,与年轻朋友——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别的氛围中,不拘形式的友谊,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绪、困惑,跃跃欲试的冲动,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不但增进他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兴趣,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写作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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