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秀涛

在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界的众多会议中，作品研讨会和座谈会是一种相对日常化的会议形式，作为一种不定时的会议，在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会人员的选择上都没有特殊的规定，相比文代会等正式、大型会议，要随意很多。更重要的是，座谈会往往并不预设会议的结论、规定会议的方向，因此文学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是发挥作用的，各抒己见，辩论、争议是存在的，而且有些座谈会的召开，目的就是听取意见、接受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作品研讨会和座谈会与建国后的文学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差异，但形式上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会议比起纸面的文学批评，其实代表了一种更高形式的批评，所要探讨的问题以及受重视的程度都要比文学批评更高。通过作品研讨会和座谈会，也可发现这种以会议的形式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意义。本文拟就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探讨围绕这部作品所召开的几次座谈会和研讨会。

一

一部作品是否值得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在于它是否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一部作品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的倾向，关乎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潮流的合法性，并且有着明显的代表性的时候，单纯的文字批评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召开座谈会就成为探讨新的文学对象，解决争议、达成共识的一种选择。《青春之歌》、《三家巷》、《达吉和他的父亲》等作品都因巨大的争议而召开过座谈会。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无疑更具代表性。

1956年《人民文学》第9期刊发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据《文艺学习》“编者按”说，针对这篇小说，“在某些机关和学校里，人们在饭桌上、在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据《新华半月刊》的报道，“《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前后收到参加讨论稿件一千三百多篇，连续四期发表了其中的二十五篇；其他报刊如《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也都发表了讨论文章”。“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对人物的性格应该怎样理解？”讨论的意见也分成了两派，肯定小说的文章认为，小说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认为小说是“充满了生活和感情的作品”。刘绍棠、从维熙认为，“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相反的意见认为小说是“一篇不真实的作品”，“在北京市任何一个区委会中，个把官僚主义者，或是具有衰退现象的人，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如此整齐地，从书记到区委的常委们，都是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这种官僚主义者是满天飞的，干部的衰退现象到处都是的党的区委会，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如果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关于小说中的林震、刘世吾这两个人物的评价，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如此大范围的争论，是王蒙以及《文艺学习》编辑部始料未及的。王蒙曾说：“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的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经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在韦君宜看来，“我们就《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两篇作品组织过读者讨论。意思也无非引导青年人多想想问题，关心一下正在前进的祖国所存在的疾病，共起疗治。不希望青年老是满足于坐在‘糖罐子’(50年代对青少年生活的常用形容词)里吃糖而已。其实从今天看去，那意思还是很平实的，只不过把不同主张平等摆开讨论，而且实无惊人之论”。但随着谈论的逐渐深入，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据王蒙回忆，“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 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面对无法统一意见的争论，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组织了一场关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座谈会。以会议的形式进行谈论，既是提供机会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也意在在最大的程度上统一意见，为讨论奠定基调。在这次座谈会上虽然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很多同志认为歪曲党的面貌。如写一个是可以的，多则歪曲。还有人认为，北京不能这样子，另外一部分认为是可以的，并没歪曲，不能责难，刘世吾不能单独存在，区委书记也并非否定”。对于林震和赵慧文，“多数意见，认为两人太灰色、太软弱，作者对林震偏爱”。“揭露矛盾好。解决矛盾不好。”“王蒙本人意见，正面表现不够。不想把区委写成一团糟。不是把林震作为榜样。是写男女关系，缺点是有偏爱。解决矛盾很困难，刘世吾心的深处有灰尘，一下没法解决。”

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此次党组扩大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对小说的意见。“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最后决定《文艺学习》可如期结束，但请几位作家写些结实的文章。”可见，座谈会比起文学期刊的批评文章，能够更为有效地统一意见，在争议和讨论中确定文学作品的功与过。但此次会议所确定的结论，因为只是中国作协内部达成的意见，一旦文艺形势变化，这些结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毛泽东多次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言，对小说进行肯定，中国作协“小说有毒素”的结论自然需要修改，小说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逆转。

二

1957年2月9 日，《文汇报》刊发了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文章对小说的批评有几点特别之处。“第一，它不像《文艺学习》讨论中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正方、反方之一方出现，而是以单独占有话语空间的形式出现，因此给人的印象就不是‘讨论’，而像王蒙所说，采取了‘批判’的姿态。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辞都比较严厉， 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引用毛泽东论述将这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定义为‘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蒙说，批评者‘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是经过红学事件被毛泽东亲手树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来威望日重，所发出的声音较之于别人，尤不可等闲视之。”为此王蒙“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 说明自己身份, 求见求谈求指示”，据王蒙回忆，“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 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 令我五内俱热”。

三

此次座谈会的气氛是比较融洽的，各种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文艺民主的氛围较浓厚，对《人民文学》虽有批评虽然也很严厉，但还是在讨论的范围内，同时也有为编辑辩护和赞扬的声音。沈鼎记录了当时的会议内容和感受：

主持者茅盾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各报记者先不要报道这个会议，等着《人民日报》发表会议记录的时候一起发新闻。从来不赞成审阅新闻稿的茅公(文艺界对他的尊称) 为什么破例干涉起记者来呢? 我觉得有些紧张。

最初，我这样想，这个会大概又将对《人民文学》编辑部和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者大加批评。于是，作家们“愤慨”一通，编辑们诉苦一通，然后秦兆阳来检讨一通。最后，以重申编辑必须尊重作家劳动作结。

采取何种形式进行文学批评，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当然也是一种策略。座谈会是一种最为经常性的会议形式，座谈会的召开往往意味着对某一问题未下结论前存在进行讨论的空间，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期达成意见的统一。围绕《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举办的会议，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而言，也是有启示意义的，作品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召开需要考虑必要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其作为更高层次的文学批评的作用。

注释

①《新华半月刊》记者：《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4期。

②林颖：《生活的激流在奔腾》，《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

③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和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④马寒冰：《准确地去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

⑤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⑥韦君宜：《忆〈文艺学习〉》，《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

⑦王蒙：《大起大落：〈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前后》，《百年潮》2006年第7期。

⑧郭小川：《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谈论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⑨李洁非：《迷案辨踪——〈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前前后后》，《长城》2009年第3期。

⑩王蒙: 《“指点”文坛不知深浅》，《北京晚报》2006 年6月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