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困境<br/>——论史铁生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

叛徒的困境
——论史铁生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

2018-11-13◆吕兴

新文学评论 2018年2期

◆ 吕兴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中，叛徒始终有着极其强烈的政治意味，其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大于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基于此，往往很难在新时期写作中觅得“叛徒”的踪迹，但是史铁生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叛徒形象。他打破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叛徒单一与固定的形象，关注叛徒们所遭遇的困境，并写出他们面对苦难时所进行的反抗。对叛徒形象的别样书写，充分展现了史铁生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所持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既有对启蒙思想的应和，又有对新时期启蒙神话的反拨。

一、无尽的苦难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对叛徒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往往遵循变节—破坏—识别—惩处的情节推进模式，他们往往为了金钱与财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们背叛的事实和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总是会得到充分的描写，他们的可恨与可恶之处也被着重渲染。而史铁生却对叛徒有着别样的理解，他并不认为轻易改变信仰或者是为了金钱、美女和官位而出卖秘密的人是叛徒，反倒是那些认为坚信自己的理想，但是却因受到死亡威胁而被迫背叛信仰的人才是真正的叛徒。他把目光放在了这类叛徒所遭受的痛苦上，不仅看到了叛徒也和革命英雄一样曾经遭受极刑，不得不忍受皮肉之苦，也看到了当背叛事实成立之后，世界对其的遗弃与鄙视。而最为痛苦的则是叛徒给予自身的惩罚，悔恨、歉疚与对自我的怀疑为他们筑起了一所心灵的牢笼。在对叛徒们之苦难的书写之中，史铁生展现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体察，对个体生存特别是弱者的尊重。

敌人的打骂往往是叛徒所遭遇到的第一重困境，史铁生在他的小说中也曾经多次写到敌人对信仰者从肉体到精神的种种折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篇1和短篇4》中对自杀的叛徒老头所受到的刑罚的描写。被敌人抓捕后，敌人“就像揍一条畜牲那么揍你，就像打一只苍蝇那样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你，就像摔一堆破盆子烂罐子没头没脑地把你摔来摔去，就像猫摆弄一只耗子”，还“把你围在中间像轮奸似的那么轮流着揍你，你不可能不呻吟不可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老头“被打得连裤子全都掉下来这一点都不算新鲜，甚至那个最要命的玩意儿都哆哆嗦嗦的上面沾满了土”。尽管没有淋漓的鲜血，没有各异的刑具，但史铁生笔下的刑罚仍然充满了残酷性。拷问的残酷不仅在于对身体的重创，更在于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人已经不再是人而成了物品，与畜牲、苍蝇、破盆子烂罐子一样。甚至连最后一丝隐私都无法享有，本该是最隐秘的“为了做爱”的地方，都“用不管是鞭子还是棍子去拨弄它还他妈的笑着”。在被拷打的过程中，人类丧失了尊严，丢掉了神智。可是还不算完，这种拷打指向的只能是死亡。渴望生存的本能与信仰开始进行交锋，“我”尽管相信“那是人间最最美好的理想”，但在本能的驱使下“我”还是选择了背叛。在背叛的背后，是人对未来与生命的渴望，是对爱情的期盼，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祈求享有活下去的权利。尽管揭示了人性中的懦弱、贪生怕死等等缺陷，但是求生的欲望不该被指责。

同样，《务虚笔记》中被敌人抓住的葵林女子也遭受到了极刑，“无所不用其极的刑法，不能让你死只能让你受的刑法，让你死去活来，让你天赋的神经仅仅为疼痛而存在”；而由于她女性的身份，她不得不经受更多的痛楚，“敌人还要当众剥光她的衣裳，让她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让各种贪婪的眼睛猥亵她青春勃发的骨肉”，甚至“狱卒们在长官的指示下会轮奸她”；更“把她的母亲和妹妹抓了来，威胁她，如果她不屈服，她的母亲和也要有她一样的遭遇”。可是她所经受的苦难在背叛的事实面前不值一提，因为“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对生命的渴望促使叛徒们选择了背叛理想，违背了普遍道德要求，但是史铁生却跳出了道德审判视角，从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待他们的叛变。当叛徒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而是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他们叛变的事实显然应得到更为全面的考量与理解。

敌人的刑罚已经摧毁了叛徒们的心智，但是更残酷的打击却接踵而至，那便是“自己人”对叛徒的恨与厌恶。叛徒们尽管选择了生，却再也无法获得正常生活。旁人的冷眼使他们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孤岛，甚至连亲人与爱人也不能接纳他们。如《务虚笔记》中的葵林女子，当她回到家之后留给她的只是歧视与孤独，而且这“歧视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亲人。孤独，不是在空茫而寒冷的大海上只身漂流，而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在美好生活展开的地方——没有你的位置”。她被所有人歧视，甚至在顽童面前也要保持谦卑的笑脸，回答他们带有侮辱性的问题；她被儿女遗弃，孤身一人如男人般生存；甚至连她昔日的爱人，也对她的身份避之不及，不敢名正言顺地和她在一起。她没有惨死在敌人的折磨下，却在自己人的鄙视之中生不如死。是什么促使这么多人对一个人的恨延续几十年之久？史铁生试图从人性深处为这恨意的萌发找到出处。他用对Z的叔叔或者说一切自认为清白的人的拷问，揭示了这种恨意背后所蕴藏的自私与残忍。既然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为何现在的背叛者却不再被称为叛徒？既然所有人都鄙视叛徒所为，“可你为什么跑？你怕什么？怕被敌人抓去，对吗？”“憎恨叛徒的人为什么憎恨叛徒？”“她的求生欲望就应该被忽略吗？”在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中，叛徒被仇恨的真正的原因浮上了水面，人们所愤怒的并非是信仰被玷污，而是自己的清白、名誉与命运可能因某个叛徒而受到了殃及。叛徒这个词是“作为被殃及时的报复，作为预防被殃及而发出的威胁，作为‘英雄’们的一条既能躲避痛苦又能推卸责任的活路，被创造出来的”。人性的残忍与虚伪在对待叛徒的态度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一方面因为自己的求生欲望而对他人发出警告，使其不得威胁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却又敌视他人为了求生而做出的选择，轻视他人求生的权利。同时，在拷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叛徒之所以成为叛徒并不是因为他十恶不赦或者堕落无耻，而是因为命运的使然，一个叛徒背叛的事实绝对不应该成为遭受世人唾弃的理由，他只不过是和大众一样做出了本能的选择而已。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唾弃或者辱骂叛徒，因为他只不过是顺从自己的本能与欲念。而《我的丁一之旅》中的姑父同样不能逃离这种孤绝的命运。如果说史铁生是以白描的手法与愤怒的追问来具体描写葵林女子孤苦的一生的话，那么他便是以留白与省略的方式来展现了丁一姑父所遭受到的歧视与隔绝。他作为丁一的姑父，与丁一其实并无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连接点必定是丁一的姑姑，但是丁一的姑姑却自始至终未曾出现过，成了一个“人形的空白”，引起了人们无限的联想，她与姑父是如何相识的？她为什么不见了？她去了哪儿？在毫无线索与头绪的情况之下，她的离奇的缺席最终指向了姑父叛徒的身份。姑父与花为伴的凄清与孤寂便是他身为叛徒的后果。

而对于叛徒们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他们对自己的审判。他们始终活在悔恨之中再难以脱身，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他们的悔恨、愧疚、疑惧为他们铸造了心灵的牢笼，而且终生难以挣脱。在《中篇1和短篇4》中，“我”虽然被敌人释放出来，没有再遭受任何生理上的打击，但是内心却永远无法获得宁静。“我”内心中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认为“我罪恶深重我死有余辜”；“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为求生而背叛信仰的行为，把求生当作一切罪恶的起点；“我”还充满了对被背叛者、父母、情人的愧疚，因此始终不敢跨入原来的城市，担心别人要取“我”的性命。“我”因为想生存下来而选择了背叛，但是在背叛行为既成之后“我”却又期盼死亡，时时刻刻在厌恶自己的生存。巨大的心理压力带来了其精神上的扭曲，“我”疑神疑鬼，随时怀疑有人将要加害于“我”，总是在四处逃遁，最终选择了自杀，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正如史铁生所说，相对于敌人与自己人的惩罚来说，“最残酷的惩罚是：悔恨，但已不能改变(就像时间不可逆转)。使一个怕死的人想去寻死的惩罚才是最残酷的惩罚”。甚至就连《我的丁一之旅》中的丁一自少年时期起，就生存在“叛徒”所造就的心理阴影下。他对好友依的背叛使他愧疚与惊怕了半生，他不得不借酒浇愁，甚至在与恋人娥赤诚相待时，依也从他的梦境之中冒出，出卖者丁一其实被流放的更为深重。“叛徒”这个词语展示出极大的话语霸权，带来了叛徒本人的生存的异化，使人不能够直面自己的生存欲望，而把自己对生存的渴求视为贪生怕死。在史铁生看来，叛徒对生存的渴望根本不是他们自身的错误，“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了？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在这一连串的反问之中，史铁生对 “叛徒”这一词语背后的逻辑荒谬性进行了抨击。

史铁生对叛徒的困境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与刻画，这困境背后分明隐藏了巨大的阴谋，叛徒的产生并非是做出背叛行为的人本身所做出的选择，而是敌对双方的合谋，“在求胜的驱动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史铁生对叛徒所处的伦理困境的描述并非仅仅是对叛徒的洗白，他更多的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尊重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体察个人所处的困境，呼吁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是应该如何保障人道主义的施行？如何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史铁生尝试在叛徒们的反抗之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无力的反抗

尽管叛徒们的身份一经认定，他们便遭到鄙视，成了世间最为弱势的群体，但是他们仍然企图以自己的反抗为自己争得生存的尊严与权利。他们或把爱当作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在爱中以幻想来抗拒冰冷的现实与人性；或直接放逐自己，看似被抛弃实则是自我逃离了不再良善的世界；或以忏悔的吟语，表露出潜意识中对叛徒罪名的拒斥。

首先，史铁生始终“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因此爱亦成为对叛徒们用以自我拯救的重要手段。如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丁一的姑父便是依靠对女子馥的爱来疗救自己内心的创伤。围绕丁一的姑父有着明暗两条关于叛徒的叙述线索。一条是关于丁一的姑父自己是叛徒这一事实，在既成的事实中丁一的姑父无法逃避，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个身份带给他的耻辱与孤寂。女友馥是否为叛徒则成为围绕姑父展开的另一个有关叛徒的认定，本该清晰明了的事件却由于上级老刘的中风，馥的死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扑朔迷离的境地给了姑父极大的自我言说的空间，他在对馥的爱情的驱使下，构筑了一个具有着极大奉献精神的与叛徒嫌疑相去甚远的馥的形象，并为了馥获得烈士的称号而积极奔走。尽管馥已经死亡，姑父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但是姑父却在为馥洗清嫌疑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叛徒”这一称号的别样的摆脱。馥在这里完全可以看作是姑父的爱愿凝结成的另一个自己，现实中的姑父无法逃脱叛徒的命运，可是姑父的美好的情感与心灵却借助馥的形象复活，并且最终有可能摆脱掉“叛徒”这一受人鄙视的称号。在“任何路对姑父来说都是死路，都会屈辱和孤独，都是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这个愿望促使姑父能够活下去，并使“灵魂还在徘徊”。这可以说是独属于“又一个情种”的姑父的别样的拯救之途。姑父始终沉浸在对馥的爱意中，他所经历的孤独、耻辱与欺侮，在对馥的温柔想象之中，在为馥的名节进行抗争的过程之中被不断地消解了，他借助爱情享受着人间的些许温情。而且在对姑父的故事叙述中，史铁生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不断地模糊魔术、馥的死亡、磨刀、被逮捕等多个事实发生的时间，以不同事件的并置与拼贴为结构,力图打破时间的物理秩序和因果关系，使姑父与馥的故事脱离了理性思考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姑父在现实生活中所背负的理性重压。而在《务虚笔记》之中葵林女子也把对恋人的爱变成了乘渡苦海的小舟。叛徒的声名使她埋葬了自己生活的激情，永远以逆来顺受的面目示人，但是当远归的恋人回到她身边，她却爆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她把自己的忏悔、委屈、孤独与恨意全都融入到与恋人的欢爱之中。她在与他的欢爱中不断地忏悔、不断地寻求虐待，这看似是她常年压抑之后精神扭曲的表现，实则是她的自救，她“原是要把温暖的内容写进寒冷的形式，以便那寒冷随之变质，随之融化”，爱恋中的虐待分明是对她叛徒生涯中所遭受到的惩罚的模仿，但是“当爱恋模仿仇恨的时候，敌视就变成一个被揭穿的恶作剧，像噩梦一样在那个女人的心愿中消散，残酷的现实如噩梦一样消散，和平的梦想便凝成那一刻的现实”。外界的不人道对于葵林女子来说已经消弭了，唯有与恋人欢爱的记忆得以长存。但是不管是姑父对馥的爱，还是葵林女子对Z的叔叔的爱情，都只能改变他们内心冰冷的感受，不能改变他们所遭受到的不人道的现实，这样的反抗是无力的，绝不足以真正的改变叛徒的生存处境，不过是给予他们内心些许希望。

其次，如果说爱愿促使叛徒们向恋人靠拢，以抵御歧视所带来的孤寂，那么对人性的清晰的认识则促使叛徒们逃离这个充斥着压迫的世界。叛徒在看清了人世间的残酷之后，选择了对人类世界的疏离，在这自我选择的疏离中对外界的压迫进行反抗。在《中篇1和短篇4》中，叛徒“我”看似是被正常的社会所驱逐，其实这更多的是“我”自我选择的结果。在这篇小说的第二节，“我”表现出对“自己人”的恐惧，认为“他们找到我就是把我杀了”，“他们必定在全力寻找我”，以至于“我”不敢回去，甚至在“我”东躲西藏多年后，“他们来了”，“我”只得“点了一把火，烧了那座房子”，等待自己人的裁判。但是作为“我”的叙述与真实发生的情况似乎有着巨大的矛盾。矛盾首先表现在，“他们”的缺席，即惩罚者的缺席。“我”对于“他们”的恐惧更多的是来源于“我”的想象，想象出他们对于“我”的恨意，对“我”的追杀，但是在逃亡的岁月中“我”未曾与任何一个“他们”发生实质的冲突，“他们”从未带给“我”实际的伤害，除了“我”认为他们在追杀“我”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外力逼迫“我”进行逃亡。与其说“我”真的是被迫在进行逃亡，不如说“我”自己选择了逃亡。在逃亡的过程中，看似“我”远离了亲情与爱情，但是实际上“我”是在明了“他们”的冷漠与不人道之后，做出了主动拒绝外界对“我”的审判与压迫，逃避了人们的冷眼与歧视。其次，便是自杀与他杀的问题。在小说第二节“我”的讲述之中，“我”是在窥见追杀者之后无奈烧掉了房子，“我”的结局被导向了他杀，看似仍然无法逃过他者对“我”的不义地审判。但是在小说第一节《边缘》中老头也就是叛徒“我”是被发现在死在冰面上的，并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尽管都是死亡，自杀与他杀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杀并不一定就是软弱，常常倒是一种坚定的抗议”，自杀的背后展现出的是对自己生死的掌控力。文本的悖论与矛盾之处展现出的是“我”作为叛徒但是仍然尝试把握自己的生命以及选择的自由，表现出了对叛徒结局的反抗。这种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没有经历“自己人”的嘲笑与折磨，保持了自己独立性，只承认自己是自己的审判官。但是这样的反抗实则仍然是无效的，“我”看似进行了选择，其实仍然身处“叛徒”这一词语所象征的话语霸权之下，“我”的选择不足以使“我”再次获得亲情与爱情。

不管是对爱情的向往，还是对冷漠的客观世界的逃避，叛徒们的反抗都展现出一种不彻底性，因为他们已经在内心中承认了自己的罪孽。但是真正最为激烈却不露声色的反抗却来自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的拒斥，表现在他们对“叛徒”这个语词背后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是通过叛徒们不断重复的自我忏悔而体现出来的。最典型的便是在小说《中篇1和短篇4》中，作为叛徒的“我”不断对自己的叛徒身份进行言说。“我”在文章开篇便说“我是个叛徒”，并反复强调“我真是叛徒，我不骗你”，甚至在回忆正酣时也迅速从对爱人的甜美回想之中反应过来宣称自己“信而未奉，我是个叛徒”，并且不断承认“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我”对自己叛徒身份和自己罪恶的承认构成了重复叙事，尽管每次的表达略有不同，但是确实是对叛徒身份和罪孽深重的不断重复。在现代小说中，重复叙事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如心理上始终被一件事所纠缠，不能解脱，致使它在人物的对话、思想以致潜意识中重复出现。在“我”的重复吟语中，是否已经说明“我”对叛徒身份以及叛徒所应该遭受到的残酷命运的接受呢？但是“我”的话语中又涌现出完全相反的信息。“我”宣称“我干过的事情我一件都不抵赖。不翻案，我不翻案”，但是却又以惋惜的语调提及 “当然，也翻不了”。我不断地进行忏悔“我说过了，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但是却从上百本书中发现《四郎探母》是人们唯一给过叛徒同情的一出戏。所以，“我”的反复强调并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忏悔，也不是对自己叛徒身份与命运的全盘接受，恰恰相反，是“我”对叛徒身份与罪孽的否认。这些确认自己罪证的反复提及的句子，其实是叛徒基于社会环境不得不对自我进行的心理暗示，说服自己去相信自己确实有罪。而在《务虚笔记》中葵林女子的在树叶之中的反复书写也应该有着同样的意义。葵林女子在被压迫几十年之后才能够再度进行书写，而她所不断重复写满葵林的只有一句话那便是“我罪孽深重，但从未怀疑当初的信仰”，正如史铁生所说“字，本当从沉默的心中流出”，这句话语正是葵林女子沉默几十年后的爆发。在这句话中她表现出了对叛徒这一概念的极大的疑惑，叛徒乃是背叛了信仰者，可是她从未曾怀疑过自己的信仰，只是因为有着求生的欲念和对亲情爱情的顾念一时犯下错误，那么便要永远承担“罪孽深重”的罪名吗？因此与其说这句话是葵林女子是对罪孽的忏悔，不如说是对自己罪行的否认。

不管是通过爱愿守住内心的一片温暖，还是通过有限的自我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对叛徒罪孽的潜意识否认，这样的反抗都是无力的，在史铁生的笔下叛徒自身的反抗都是把自救的目光投向了自己内部，以自己内心的温暖来抵御敌我双方赋予叛徒这一身份的双重寒冷。叛徒自身的反抗绝不足以保证人道主义的施行。因为在史铁生看来保证人道主义真正的施行是需要社会理解和接纳人道主义的理念，把人类的生存放在人的信仰、道德之前。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