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兵 王佳明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艺观的幻变和文艺核心问题及其理论结构的转换，如果以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为时间节点，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一是强调审美自由的“新浪漫主义转向”，其二是“后启蒙”时代对自律化的现代性批判。

“新浪漫主义转向”指的是那种通过强调“审美自由”来恢复“人”的感性维度，并借此打破以“阶级论”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压抑的理论尝试。“审美的”并不必然是“浪漫主义的”，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审美”实际上就同时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启蒙主义中它指涉一种“人性”的客观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即是“启蒙”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判断和情感标准，人类的推理和感情就没有足以维持各自平凡而与之相符的生活的共同支撑”，它是一种“所有人因其天性与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而体验道德心灵状态的普遍可传达性”。而当启蒙主义的审美理论日趋抽象化时，在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之中，“审美”又开始指涉一种根植于感性之中的无限性，正如以赛亚·伯林指出的那样，此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开始转变。这种转变足以使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存在着普适性的真理……我们得知人们转向情感主义……人们转向无限，对无限的渴望喷涌而出”。

在我国1980年代的语境下，“审美”更接近于后者而非前者，它诞生于对“阶级论”中所预设的客观普遍性的反抗之中，主要强调人性中包含的无限丰富性，而并不想要建立一套客观的“审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