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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魔咒与“体制”的祛魅
——闲话王成玉及其他

2018-11-13赵普光

长江文艺评论 2018年4期

◎ 赵普光

2018年的三月,乍暖还寒。当然,在新媒体时代,春天还没有到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就已经有很多人晒出了繁花似锦、眼花缭乱的各式美图了。在我,虽然偶尔低头看一下微信,抬头看一眼草木,但因诸事萦心,并不能真正深呼吸一下春天的畅快。

在这个四时错乱的季节,一日,接到《长江文艺评论》编辑部的微信,说刊物要做一个栏目,专门推介民间学者,希望让我来写一篇关于王成玉的文章。虽然这个推介民间学者的计划,我深表赞同,但是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我写篇关于王成玉先生的文章,还是有些为难。为难归为难,但我还是应下了这个命题作文。因为,写写王成玉先生,在我是一种义务、一个心结。

何以如此?首先因为我与王成玉先生这份非常纯粹的文字交往。我最早知道王成玉先生的名字,应该是在2007年或2006年的样子,距今也十年有余了。当时我看到“书林清话文库”的丛书出版,其中收入王成玉先生的一本《书话史随札》。因为我在准备写与此相关的博士论文,所以就特别注意这部书。后来不知怎么就有了联系,随后他陆续寄来了他的《书话史随札》《书事六记》等。读了王成玉先生的文字,我才知道王先生也早已关注到我的一些文章了。因为都关注书话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会把自己的小书寄他。王成玉先生在引用和评价我的研究时,是非常客观的,该引用时绝不绕开,不赞同时也直言商榷。这让我很是佩服。

其实,此前我已经在两篇文章里谈及王成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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