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毓棠的新诗戏剧化探索*
2018-11-13薛媛元
文学与文化 2018年3期
薛媛元
内容提要:在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提出之前,孙毓棠就已在无意中开始了自己的新诗戏剧化探索。同时在话剧和历史学领域多有成就的孙毓棠,从话剧演出中领悟了设置戏剧性处境、构筑情节冲突、利用对白与独白等创作技巧,也从历史研究中移植了远取材、远取譬、客观化抒情、注重历史细节考证、采用史诗体式、以人性的历史观打破二元戏剧化模式的写作手段。孙毓棠作为中国现代诗人新诗戏剧化探索中的一个阶段性人物,他的创作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袁可嘉对新诗戏剧化理论进行总结与提升的必要性和应需性。
在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继承艾略特等欧美现代主义诗家的文艺思想、正式在中国提出“新诗戏剧化”理论之前,中国诗坛上已有数位先行者在此方向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而在人们熟知的闻一多、卞之琳之外,孙毓棠也是一位在新诗戏剧化方面多有建树的诗人。然而或许由于孙毓棠的代表作《宝马》作为史诗的成就太过辉煌,掩盖了他的新诗创作在其他方向上的贡献,他的新诗戏剧化探索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事实上,作为闻一多的后辈、卞之琳的同代、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师长、曹禺的挚友和长期话剧搭档,孙毓棠的新诗实践可以说是始于戏剧化、终于戏剧化。只不过与袁可嘉有意识、成系统的学院派作风不同,孙毓棠的新诗戏剧化探索具有非文学专业诗歌写作者所特有的随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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