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碰撞中的郭沫若旧体诗*
2018-11-13唐瑛
郭沫若学刊 2018年4期
唐 瑛
(四川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一
和同时代的其他著名文化人一样,20世纪初中国土地上愈来愈浓的欧美文化风雨,熏染了生长在海边、时时有大洋彼岸气息吹来的鲁迅兄弟,也熏染了远在四川偏南一隅的郭沫若——郭开贞。
郭沫若生长在经商的旧式家庭,从能记事起就受到传统思想的教育。诚如他在《我的童年》里叙述自己因对先生的索对“钓鱼”而对以“打虎”得到先生的赞许一样,旧学的功底在郭沫若幼时是很深的。但这种扎实的旧学功底并不能构成郭沫若开创新路、反叛传统的必要条件。郭沫若身上第一次国外的新思潮、新思想发生影响,是在他12岁那年,即公元1904年。这一年,他大量接触五哥郭开佐(翊新)从武备学堂带回的《启蒙画报》《新小说》《经国美谈》《浙江潮》等。也是在这时候他才开始接触一些自然人文基础,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这些接触,一方面让郭沫若后来有了在日本帝国大学学医的根基,另一方面也给他内心崇拜英雄留下了深刻印迹。其中使他“感着有趣味”的拿破仑和毕士麦(俾斯麦)的简单的传记,无疑对他早年亲自投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伐有所影响。1937年抗战爆发他又抛妻别子回国参加战斗,也自然是古代建功立业思想和外国英雄传记对他双重影响的结果。有了第一次外来思想的接触,郭沫若与旧文化的割裂距离一天天大了起来。
郭沫若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接触,是他21岁的时候,即公元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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