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光炜 夏 天

夏

天

：程老师您好，今天想和您做个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当代作家年谱中的文学史问题。这几年您致力于八十年代作家的史料考辨工作。您在《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一文中曾写到“我与其在为莫言的人生遭遇流泪，同时也在为自己，也包括了我千百万的同代人流泪”。这表明您的学术工作很大程度上也与您自己的生命经历相关。能否请您谈一下您的插队和求学经历？

一、 插队与求学

程光炜

：我们这代人的人生经历确实特殊，早年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时幸运地考上大学。我1974年3月在河南大别山腹地的新县插队，在农村待了两年多。在这两年里，我无书可读，也前途茫茫。虽然我当时读了很多书，也胡涂乱抹地写了不少东西，但这终究不是个办法。路遥短篇小说《人生》写高加林写通讯稿的细节很真实，因为我当时也是因为给县广播站写通讯稿，受到宣传部杨文谋先生的赏识，也因此在1976年6月被抽到新县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这个时候我感到，上大学，是我一个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愿望。1978年3月我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当时读到了对我平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里谈到“人生来是平等”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我对整个当代史的认识。我就读的河南大学虽是省属大学，但当时的中文系通过院系调整来的著名教授很多，比如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任访秋先生等。任先生三十年代在北京念书时，他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胡适和周作人，我记得1980年北大教授王瑶先生来讲学，还当面向任先生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