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栋霖

汪应果兄从澳洲来，他的学生要自筹办一个汪应果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临时听说了，我一定要在会上发言，而且用微信告白，请我的学生们自愿参加。我说：“汪老师思想深刻敏锐，数十年赤诚爱国，才华横溢，成就卓著。汪应果先生是吾师瘦竹先生正道直行精神深刻的继承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事，比我的重要。”我知道我的老学生们对我的事是十分重视的。我这一说，今天就有来自江浙高校的许多青年学者，他们都曾多次听过汪老师的讲座，受益汪老师的著作。

我与应果兄相交40年。1978年，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高校第一批招生考试录取的研究生来到南京大学。那年代百废待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在学校大礼堂作报告。全国上下生气勃勃，冲决网罗、改革创新的热潮扑面而来。研究生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从早晨到深夜在那个小房间伏案读书、写作，应果住在家中，每天下午四点准时骑自行车到我们宿舍，谈他的忧国忧民思想。被“四人帮”毁坏的积重难返的中国怎么办？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是什么束缚了中国？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压在中国人心头，在应果心上显得尤其紧迫，他一直在焦虑，以至于后来下午他一来，就有学友打趣他：“又来’中华民族’了。”他一直在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常常有许多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新的想法，在当时属于突发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