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阿兵

1982年，汪曾祺有如是自述：“我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我本来是写小说的。二十年来在一个京剧院担任编剧。近二三年来又写了一点短篇小说。”后来，这“一点短篇小说”的阵营和影响逐渐扩大，终于使汪曾祺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重要小说家。相比之下，“也写戏曲”的汪曾祺，却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从1954年的《范进中举》到1989年的《大劈棺》，汪曾祺共创作了十余部戏曲剧本；从1956年的《且说过于执》到1996年的《关于于会泳》，汪曾祺对戏曲的理论思考也一直在延续。这两方面的工作虽然算不上成绩斐然，但都持续了几十年之久，故而完全有理由成为汪曾祺整体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迄今为止，有关汪曾祺戏剧的研究不仅为数不多，甚至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和偏颇。最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剧作的成就，似乎无人明确否认；但为数不多的“挑剔”，都附着在“宜读不宜演”这一判断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谓的“宜读不宜演”，不仅构成了汪曾祺接受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还牵连着如何评价现代戏曲文学等问题，更是从整体上把握汪曾祺创作特质的重要入口。本文拟以“宜读不宜演”为中心，梳理其由来，探究其内涵，追问其合理性，从另一面呈现汪曾祺接受史的丰富意味。

一、“宜读不宜演”之说的由来

最早对汪曾祺剧作提出批评意见的，可能是老舍。1962年，汪曾祺在致好友黄裳的信中，感喟自己“不会写戏”，忆起了一桩往事：“我那个《范进中举》初稿写出后，老舍却曾在酒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