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初识王彬彬大约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文艺争鸣》杂志在吉林市丰满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王彬彬和我等应邀参加了会议。那时的王彬彬也就30出头，他穿一件海魂衫、寸头，头发茂密且齐刷刷地怒向青天。虽然身影青春无敌，但已经大名鼎鼎。原因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上。此前，八九十年代之交，王彬彬已经发表了诸如对张炜《古船》与贾平凹《浮躁》的比较研究，对余华、残雪、金庸等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也多有惊人之语，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但还属于“常规性”研究的范畴，在流播层面很难“影响广泛”；而《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甫一发表，迅速传播并被“事件化”。1994年代，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讨论也几乎是“排队划线”泾渭分明。而《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彬彬被推到风口浪尖，“二王之争”也顷刻在大小媒体稳居抢眼位置。王彬彬从此便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文学界或者在其他什么界，要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并非易事。第一，这人要有真知灼见；其次，真知灼见要敢于公诸于世；第三，公诸于世后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有真知灼见的人很多，但敢于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真相就不容易了；一旦说出后，问题便接踵而来。后来的王彬彬说，那篇文章发出后，我吃了多少亏，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后来看到了一些关于王彬彬的材料，特别是他复旦博士毕业留校未果，重返部队后的郁闷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