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中的“意义”探寻
———论《东岸纪事》中的现代叙事元素
2018-11-13陈嫣婧
新文学评论 2018年4期
◆ 陈嫣婧
对八十年代后期出道的夏商来说,“先锋文学”可能是他从未想过回避的一条创作之路,至今,他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论自己模仿过的一些作家,并毫无讳言这种模仿行为所带来的意义。“说到作家的影响,几乎每个思潮都会对我们这批人产生影响;比如有一阵流行米兰·昆德拉的思辨,或者海明威的极简风格,还有法国新小说的解构主义和文本化,马尔克斯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还有日本的新感觉派;几乎每个流派我们都临摹过,有一些作品还发表了。”这或许也可以看成是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共有的写作状态吧,毕竟要在短时间内与20世纪下半叶最前沿的文学文本和理论直接碰撞,产生某种“贴身”的触感,临摹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中国作家也需要这种从形式、结构到语言的全面训练,以迅速完成文本和观念上的现代化。毕竟,肇始于福楼拜或亨利·詹姆斯的欧洲现代小说已历经百年,后期各个先锋流派都能找到源头,其嬗变的过程也很明晰。整个西方,及至晚来居上的拉美和日本都已经更早实现了对“现代”的把握。作为一个时间性的概念,现代性已然不仅是一种衡量标准,更是某种成就或高度的象征,这一切都刺激着八十年代的作家们产生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想要快而又快地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蜕变。如果说,这种对“先锋”,对“现代性”的诉求因其多多少少的仓促粗糙而显得不够充分和深入的话,那么,随着“先锋”狂潮的逐渐褪去,先锋作家们对创作的自我调适和反思则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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