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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三重困境
———以毕飞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为例

2018-11-13张云舒

新文学评论 2018年4期

◆ 张云舒

《雨天的棉花糖》写于1992年,以越南战争为背景,毕飞宇讲述了一个名为红豆的“逃兵”的成长故事。时隔十四年,他写作了《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勾勒出一名当代青年在商业社会中成长与堕落的图画。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他们的成长反映出不同的人生观念。但是他们却遭遇到了同样的成长困境:身份、理想与爱情。从《雨天的棉花糖》到《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毕飞宇不断开掘日常经验,发现在“自我”与“世界”当中艰难寻求平衡的成长主体们。

一、 身份的困境

早在《叙事》一文中,毕飞宇就提出“种”的困惑。以屈辱的民族历史为背景,《叙事》的主人公认为“种”的纯洁性至关重要。以至于发现自己身份“不纯”后,父亲与“我”饱受煎熬,乃至拒绝生育。而与“我”相隔两代的奶奶,作为当事人,更是面临情感与道德的双重指控,不得不选择出走的方式逃离被诅咒的命运。《叙事》之后,毕飞宇淡化了历史背景,聚焦于人物日常生活的书写。于是,“种”的思考逐渐被性别与角色的困惑所代替。

《雨天的棉花糖》乍一看,颇类似于时下流行的校园青春小说,但是故事的内核却有别于校园小说的轻巧。“生”与“死”的探讨,凸显出成长主题的沉重。故事围绕着主人公红豆展开,重点叙述红豆从战场回家成为遭人嫌弃的“逃兵”的故事,在主线叙事以外不断穿插着少年红豆成长过程中的片段。

每一个人都渴求身份。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写道:“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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