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明 李 强

一、 理论的新奇感与挑战性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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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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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在最近出版的《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您将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置于现代性的视野下展开讨论。我注意到，现代性理论，其实贯穿着您的当代文学研究。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您就有意识地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角度去把握先锋文学。当初您是怎样接触到这些西方现代理论的？

陈晓明

(

以下简称

“

陈

”)：这跟整个1980年代社会思想的现代化渴求有关系。当时社会最大的动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徐迟先生写了《现代派与现代化》(《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来论证现代派在中国的合法性。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学习借鉴西方比较新的、先进的东西。文学上要实现现代化，就是“现代派”了。在理论方面，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都是以“现代”的名义涌入的。

李

：您个人是如何接触到这些理论的呢？

陈

：那时的青年群体，特别是“老三届”都非常关心新思潮。像萨特、弗洛伊德，包括现象学、结构主义，也陆续传入。我读硕士博士时的专业方向是文艺理论。早在1978年，我在福建读书时，朱祖添老师借给我一本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那时书都是非常难得的，厚厚一本，我就一边读一边抄，做了几大本笔记，对里面基本理论的掌握还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当时文艺理论专业的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做基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贯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