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雪

一

有人说弋舟的小说是难以评论的，因为很难为他的小说找到合适的参照系，或是用现成的话语去解释，可自从“刘晓东”系列出现后，对弋舟小说的阐释似乎变得不那么为难，我们可以将其放置于“我们的时代”中来谈论它，可以用“城市文学”的相关话语来阐发它。当文学批评者将研究对象放入各种框架中，知识的生产和意义的生成自然相对容易。这无可厚非，弋舟对时代与城市的书写的确提供了某些新的意义，又暗合了当下批评的关注点。那么说他的小说难以找到一套现成的知识被“套路”，似乎指的是小说表意的模糊性与丰富性，他的小说往往超出给定的框架，在严格控制的叙述之下显现出某种不确定性，以及作家自身思虑的犹疑。

若依据时间顺序对弋舟的小说进行整体阅读，会意识到为他早期的小说寻找参照系其实并不那么困难。从首部长篇小说《跛足之年》，到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作家所继承的文学资源清晰可辨。作品有中国80年代先锋文学的遗风，这一点一再被作家本人证实；亦可大而化之地将其放入全球范围内现代小说的序列中，那种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戳破平庸生活的可怖与惊悚的手艺，那种“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的情绪，那种精致的艺术品相，会使我们瞬间联想到西方当代的多位短篇小说大师，这位身处中国西部的作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显得过于洋气。而一位作家的意义不在于超越地域的限制，而是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中显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尤其对于在新世纪写作的作家来说，延续余华、苏童、格非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并不能使其脱颖而出，对先锋文学的接续尚且不够，还要以写作实践为曾经的先锋文学开疆辟土。

对于早期写作时热情地亲近现代主义，有意地疏远现实主义的弋舟，他借以表达观念的故事却在大多数时候贴近现实。我们这个时代主流的、庸常的社会事件被携带入文，甚至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契机，如下岗、强拆、婚外情、贫富差距、小镇青年在城市生存的艰难等等，故事的反逻辑性要比他的先锋前辈弱得多，甚至可以从中读出一定程度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使弋舟志不在此。其实从一开始，这个一直自认凭借观念和“二手生活”写作的作家在材料的选取上就没有脱离时代太远，只是他不太关心故事本身的现实性、社会性，而是专注于故事的讲法和故事背后人的生命体验。不同的是，当年的先锋文学对抗的目标是明确的，解构是彻底的，有对文学内部制度——意识形态——世界本质的彻底颠覆。而弋舟有着明确的价值认定和模糊的建构欲望。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他反复强调着体面、尊严、诗性、神圣感，并在观念层面尝试凭借人文主义抵抗暴力、欲望、恶念和非理性，但他同时意识到当生活把人逼入窘境，卑琐成为常态，理性的、有教养的主体亦无法克服堕落，尤其当尊严受损、体面不保之时，人会在刹那放弃克制，迅速下坠。如《我们的底牌》中的“我”明明不齿于亲人们以放弃尊严求生、求利，却在遭遇强拆后效仿了亲人们的行为，以放弃尊严为最后的底牌，“我”终究无法克服堕落，保有尊严。如果说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宣泄暴力、彰显欲望，暴露人的本性之恶，弋舟则于新世纪试图规避暴力、克制欲望，召唤人的耻感和清洁的精神，即使这往往以失败告终，但难掩小说传达出纯粹的精神性和当代小说中少见的高贵的品格。纵使故事千差万别，因为主题的趋同，传达的价值观与作者信仰的恒定，弋舟其实是在努力地用多篇小说书写同一主题的诗篇。

201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怀雨人》是弋舟写作上的一次小爆发，在他诸多晦暗的小说中，《怀雨人》虽然也是一出悲剧，却朗明、果断，贯穿着荡气回肠的吟咏。说“刘晓东”系列具有中年气质，《怀雨人》则带有青年气息，弋舟试图在小说中塑造一个理想中的反抗英雄、爱之圣徒，以引导卑琐的人建立有尊严的、神圣的生活。而从故事背景、情节、人物关系、作者意图等方面看，《怀雨人》显然是之后“刘晓东”故事的前传、雏形，只不过它采取了另一种写法，一种“去历史”的写作方式，雨人超越了时代给定性，可中可西、可古可今，他是在永恒的时间中对抗着世界的“不适者”。

故事同样发生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与“不正常”的雨人潘侯是朋友，潘侯与朱莉是一对恋人，而“我”暗自爱慕朱莉。弋舟似乎对二男一女的人物关系有着某种执着，这种模式延续到《噤声》《金农军》《等深》《所有路的尽头》中，使多篇小说中的故事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雨人潘侯的“病”表现为他失去了正常人的方向感，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时常以沉重的肉身撞击墙面，对世俗、平庸的世界爆发义愤。这个看似不正常、不被爱的人却充满生命的热力，热爱奔跑，单纯地爱人。小说中作者暗示了诗歌与宗教的意义，诗歌的精神性、生命关怀和宗教所能提供的神圣感、仪式感给予雨人精神力量。雨人带“我”来到教堂，吟诵诗歌，对“我”进行了另一种非社会化、非世俗性的精神启蒙，让“我”领会到与给定道路不同的另一种精神向度：

对此我只能叹服，这个人能够秉着恳切超越场景对一首诗的辖制，令本无瓜葛的事物浑然一体。我从未听过，也坚信再也不会听到有人能够将诗朗诵得如此端庄与体面。 朗诵者的语调没有修饰和起伏，没有声情并茂，每一个字都像钉在钢铁之上的钉子。于是诗被还原成了诗，自有一股高贵的威仪。

在这里，“我”还不是刘晓东，更不是邢志平，“我”是还年轻着的李林，尚没有积聚起自省的力量，“我”内里贫乏，虽能够被英雄感召，却没有意识到他是“我”的同类，此时雨人不过是一个与“我”迥异的外在于“我”的他者，一个不被现实世界所容的精神符号。当“我”渐渐理解了雨人的对抗与爱，“我”决定放生雨人，放他到荒野中奔逃。雨人是“我”的偶像，也被“我”怜悯。其实被“我”放生的何尝不是潜意识中的另一个理想自我。“我”依然要留在尘世走完给定的道路，而雨人却永远地消失了，这似乎是理想英雄惯常的命运。小说的结局依然是理想主义的，“我”坚定地认为雨人不会改变，“这个上帝遴选出来的孩子终获全胜，他活在时间的褶皱之外，不受岁月的拨弄”。而“我”与朱莉被雨人深深影响，却最终无法成为雨人的同类。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青春戛然而止，“我”与朱莉从青年到中年的过程模糊不清。除了追怀雨人，现实中的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强大的压制着我们的世界，如雨人般建立诗意、庄严、神圣的生活？这是弋舟在之后一直探究的根本问题。

《怀雨人》是一篇依靠观念写作的小说，一篇关于不合时宜的人的寓言。而脱离现实建立起来的精神符号，其感召和治愈能力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以抒情的方式塑造的超时空雨人“太不接地气”，他很容易被文学史中的众多雨人形象所遮蔽，不能提供自身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在雨人消失的时空中，弋舟反复呼唤的体面生活无法被实现，人难以避免地陷入虚无与孤独中。这样作家其实面临理论上与精神上的双重危机，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年轻一代的小说家们写出了比前辈们更加悲摧与虚无的绝望”。那么众多反复传达孤绝生命体验的小说是不是因为抵达了所谓的生命本质就完成了文学的使命？除了将苦果与病因笼统归咎为“现代性”，或宿命，人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失去明确的方向，如入无物之阵，最终抗争只能内化为自我对自我的博弈，而纯内在性的搏斗终究使人发现这无法作用于他者、时代及历史，孤绝的自我更容易被消耗掉反思和行动的热力。倘若这样，雨人的故事就需要被重写，作家有必要找到新的基石，在多重维度中重塑人物，通过植入当下性与历史意识来缓解写作危机与生命困惑。

二

《等深》《所有路的尽头》显然是对《噤声》《金农军》的重写，并与《怀雨人》一脉相承，反复的书写表露了作家的“情结”。

较早写作的《噤声》以现代主义的手法在二男一女的人物关系中处理的是与世界的错位，以及孤独的话题。讲述人马丁后来在《等深》中改名为刘晓东，此时马丁还只是马丁，尚不是那个进行自我审判、辨认同代人的“我”，而是逐渐放弃对世界发声的投降者。另一位雨人类型的人物王坚在学生时代“绝不通融生活中刺耳的声音”，却没有如潘侯和周又坚一样消失，而是“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退避”。在《噤声》中，王坚的失踪其实是朱莉杜撰的；王坚的沉默，拒绝与之沟通，对朱莉来说意味着她的声音不被听到，朱莉在孤独的精神痛感中通过寻求别人的陪伴和安慰进行临时止痛，小说最终将主题指向人与生俱来的深重的孤独，以及对孤独的恐惧感。《噤声》与《等深》根本上的差异在于对雨人的失踪原因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前者暧昧，可揣度为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双重原因，后者相对明确，有意将之归结为历史的后果：

马丁问过朱莉，难道她真的不知道王坚离家出走的原因吗?这个问题令朱莉张皇。马丁看出来了,她虽然笑着说不知道,但是笑容是做作的,应该笑一下,她却笑了两下或者三下,所以就有了夸张的堆砌之感。——《噤声》

我问过茉莉，难道她真的不能说出周又坚离家出走的原因吗？这个问题令茉莉张皇。她语焉不详地告诉我：难道你不知道么？我们毕业前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骨子里粉碎了周又坚。整个时代变了，已经根本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如果说以前他对着世界咆哮，还算是一种宣泄式的自我医治，那么，当这条通道被封死后，他就只能安静地与世界对峙着，彻底成为了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她以此作答，我也只能就此听着。那年夏天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这代人任何行止的理由，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等深》

作者借茉莉之口给予的明确解释似乎有悖现代小说的规则和弋舟以往叙述上的节制，我们不难发现弋舟在写作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他将“时代”“那年夏天”的政治事件有意地在小说中突显出来，甚至追溯为人何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既要写出虚无中年当下的破碎、晦暗生活，又要于时代的变化中探究当下生命状态的历史成因。也就是说弋舟尝试将人从观念中移位，放置到具体环境中，让人在现实关系与历史背景中获得自我阐述的能力。那么，作者是要将今日之“疾病”归咎于历史、指向时代的断裂吗？弋舟其实对这种简单的指认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这里我们需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作者是怎样认识80年代的；第二，对今日的创伤谁来负责。

大多评论者认为弋舟过于将80年代理想化了，他赞赏了诗人的羁旅之气、胸口佩戴十字架的女性的拯救意识、对精神偶像追随的热望。而实际上作家对80年代态度暧昧，一方面将其赋予精神性、诗性，以抒情的方式来追怀，另一方面又在多处质疑、暗讽、拆解。在处理那个时代的精神偶像时，《金农军》《所有路的尽头》，包括《等深》都表现得犹疑、反复，而不像《怀雨人》那样单纯、明了。从《金农军》中的尹毛，到《所有路的尽头》中的尹彧，作者对同一人物进行了改写，使其更为丰富、多面。尹毛退出历史后隐匿于新时代，在沉默中侵占、享有曾经的追随者金农军的一切，在小说的后半部尹毛基本躲在幕后；尹彧勉强出场却面目全非，有羞耻之心却依然过着可耻的生活。观念中的雨人可以活在时间的褶皱里不被侵蚀，现实中的诗人早已被岁月改变。小说虽然极力去写金农军和邢志平对精神偶像的沉溺，却不仅要在现时中打碎偶像，更要在历史中质疑偶像的价值：原来崇拜者心中的大诗人不过是不入流的写作者，不能被写进文学史，若文学史不可尽信，那么遍查其他材料发现其不被记载进一步确证了文学研究者尚可的论断，其诗歌的价值不足以使他以诗人的身份被铭记，揭开真相的那一刻偶像坍塌，世界破碎。

在《所有路的尽头》中刘晓东想要搭建一个同代人对话的平台，孤独的个体借助沟通、探知，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来建构具有同质性、整体性的“我们”。所以，“我”/刘晓东既有邢志平的气质，又具有与尹彧相似的经历，通过“我”的辨认，一代人的面目和人生经历逐渐清晰。弋舟也好，刘晓东也罢，不免对昔日的英雄怀有深切的理解和怜悯，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也是“我们”自身，一同遭遇了曾经的失落和今日的失败。这使小说对尹彧的处理颓丧又深情。而在《金农军》中，“我”只充当了叙述者，置身于情绪之外，弋舟对“弱阳性”的金农军持有更多的情感认同，尹毛诗人的品格则遭到了彻底的解构——“诗人尹毛和一位教授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发生了关系。这还了得？校方当然不能姑息养奸，顾及受害者的名誉，校方含糊其词地处理了尹毛”。原来诗人不是因高洁的理想、英勇的呐喊而被流放，被“处理”不过是因为“私德”。弋舟或许暗示了另一种认知，不是时代的断裂戕害了从理想主义美好时代走来的我们，而是我们，包括曾经的时代英雄、精神偶像，本身就没有力量掮住黑暗的闸门，理想主义的80年代尚未建立起理想的“自我”。所以，不该是时代对“我们”负责，而是“我们”本身就精神孱弱、行动力差，于“我们”的时代毫无作为。简单的历史归咎法终将失效。

对时代的谨慎态度和自罪意识，尤其是那种对所处时代鲜见的责任感，使弋舟的小说超越了同时代以现实主义之名写作的一堆家务事和粗糙的社会问题小说。更何况弋舟无论怎样调整时间与历史、世界与时代、“我”与“我们”的关系，他的小说始终保持住了优雅的姿态。不过那种急切的议论与说理，有点改变了作家一贯倦怠、惝恍的形象，反倒像个在场的激情“左派”。这也许可以视为先锋精神的一种新的体现，如他自己所言：“艺术地对着时代发声——这就是我如今的先锋观。”

在整体偏灰调的小说中，弋舟虽然对“我们这一代”的将来并不抱有太多的期待，却在努力寻找光明面，暗示希望，并对下一代有所寄托。《等深》体现出了“70后”作家少有的父辈意识，并明确意识到创伤是累积着的，上一代的罪，最终会强加给下一代，使子一辈尚未长成便负债累累。其实弋舟除了以父亲的身份尝试与子一辈沟通，还写过关于父辈的故事，比如《蝌蚪》。我们可以整理出他小说中这样的三代关系：父亲是卑琐、暴力、蒙昧的；而“我”要有意识地克服父亲身上的罪，试图成为有教养的、文明的、自尊的“我”，但被启蒙的“我”依然难以建立起理想的人格，成不了掮起黑暗闸门的新一代父亲，“我”丧失了激情，甚至失去了为“我”所不齿的父亲的那种勃勃生机；于是，在对“黎明将至”的期待中，弋舟塑造了一个理想中儿子的形象——周翔。“这个孩子和周又坚截然不同，他很少开口抱怨”，却以复仇的行动去抚平伤痕、重拾尊严。让中年刘晓东意外的是，周翔的复仇超出他的想象，对复仇的后果不是苟且地逃避，而欲磊落地承担。他不仅比上一代空谈家多了行动的能力，且携带古风。这个过于概念化的孩子其实为弋舟之后的写作和精神探索指引了两条路径，一是祛除现代知识分子内在的晦暗，生发行动的力量，投入朴素的生活现场；一是重回中国传统文化，于其中寻找磊落的古风、契阔的深情与隽永的中国之美。这在之后的《随园》等小说中得以体现。

三

曾认为“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本雅明语)的弋舟，在《刘晓东》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我终于明确地知道，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背景，就是我一切悲伤与快乐的根源。我想，也许当我竭力以整全的视野来观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时代的破绽，这也许会赋予我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于是我们看到了《丙申故事集》及之后的作品中弋舟以各种写法尝试的“及物”努力。

若说《刘晓东》及之前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人失败的状态和生命本身的困惑，那么通过刘晓东，弋舟领悟到需要把人放入多重维度中来理解——现实的、历史的、永恒的。所以在小说中一些关键词频繁地交替，比如现实、时代、历史、时间，他要进行不辜负时代的写作，又要保有小说的超越性与哲学意味。从刘晓东为人的当下状态寻找历史“发端”，到《随园》中对袁枚随园的戏仿、对当代史中夹边沟往事的征引，弋舟显然想要将他小说中引入的历史时间拓得更远，这样故事便在实有的历史与无形的时间中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背景。这可能也会成为“70后”作家超越日常叙事的一种方式。同时，弋舟或许想突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自我观念的禁锢，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新的写作生机与精神力量。别忘了那个在《等深》中最有力量的周翔，其行为方式颇具古风；而《所有路的尽头》中曾抛弃故土向西方神父坦白的刘晓东却并没有获得赦免，白种人妻子也“不会理解一个中国酒鬼的悲伤”。如果“悲伤”那么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差异，转而向中国历史寻找答案是不是更为可行？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实在有非常高级的美”，而美本身便具有治愈的功能。

实践了弋舟新美学理想的《随园》依然是一个关于诗人、流浪、启蒙的故事，弋舟一再将这种故事改头换面融入新的生命体验，实际是在借助不同的方式探索解决精神问题的办法。在这篇小说里作家又一次暗讽了诗人与流浪，那种曾经被激赏的羁旅之气都落入了形式主义的浮夸表演中。这一次作者改用女性为叙述人：时常遭遇“被尘世劝退”的女主人公“我”——杨洁，追随初识的诗人老王远行，看似勇敢洒脱，实际在“‘流浪诗人’中，我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路人甲”；“我”很快看透了流浪行为的空洞，那些自命为诗人的诗人不过在对想象中的诗人行为进行戏仿而已；当“我”在千禧之年遭到诗人们的强暴后，“我”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老王为“我”复仇而入狱，从此“不再愿意提及诗人这茬了”。作家在这里解构的不只是浮夸的诗人行为或伪诗人，或许对自己早年所信奉的诗歌的感召力量也有所怀疑。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主人公杨洁重返精神“起源地”，重返的目的不是追忆却是诀别：与她的“启蒙”老师诀别，与曾经的精神信仰诀别，并通过弃绝过往获得新生。而曾经的诗人老王则通过养鸭治疗自身，继续爱“我”以对曾经的亏欠负责。“养鸭”在小说中具有隐喻的意味，它指向一种祛除了“虚张声势的抒情”的朴素，一种回归自然以简单体力劳动为良药的疗救途径。我们当然可以对弋舟的疗救方法有所保留，但他的确在调动各种精神资源对自己曾经的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叛逃，并在坚持探究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生命难题。小说更为有意味的是，它装置了多个历史标记，袁枚的随园——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戈壁劳改农场——80年代以来的诗人，在多个历史事件中寻找精神上的牵连。同时，作者没有沉迷于历史，果断地在戏仿失效后从历史中抽身而出奔向未来。刻意地植入历史不是退回去，而意在为当下的人与历史建立关系，从而在中国的历史中体察中国的世道人心与中国的审美趣味。

收录了《随园》的《丙申故事集》在整体上更贴近现实，虽然继续讲述着悲伤的故事，呈现灰调的生命底色，却在有意地克制痛感与虚无，并表明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可能，悲情中尚存暖意与爱意。及至新作《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弋舟竟然少见地设置了真实的地理标记，并一再强调天通苑的特点，即密集——压迫感，加之主人公长时间的失业，城市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精神问题一起被抛出来。弋舟在这篇小说中设计了一次因偷猫而导致的“跑路”，逃离的真实原因其实是不堪忍受北京压抑、焦虑的生活，适时借助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实现在心里反复想象许久的逃遁。小说接续了《随园》的探索，将未来的可能性指向朴素的劳动与雄阔的自然，这使逃遁少了消极情绪，逃遁反倒是为了奔赴另一个真实、火热、充满生机的生活现场，有着《随园》结尾处“执黑五目半胜”的果决和压倒性的胜算。

我们会明显看到，弋舟近年的写作不是在一味展示伤口和疾病，而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着疗救，文学终究是要给予爱和希望的。弋舟说自己是靠“二手生活”来写作，不如说他是在用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来写作，小说人物的困惑与他自身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为了治愈自己与他人，有着强大写作惯性和艺术坚持的作家不断调整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为他的写作简单建立这样的链条：《怀雨人》《噤声》(观念写作)—《金农军》(过渡性)—《等深》《所有路的尽头》(时代感)—《随园》(历史感)—《天通苑》(现实感)。当然作家最终依然要抵达“生命深刻的困惑”，使小说上升到哲学与美学的层面。

注释

①弋舟、张存学：《最好的艺术表现最多的生命真实》，《艺术广角》2013年第4期。

②弋舟：《好的小说将是如何地难以转述》，《湖南文学》2015年第9期。

③弋舟、李德南：《我只承认文学的一个底色，那就是它的庄严与矜重》，《青年文学》2015年第7期。

④弋舟、张存学：《最好的艺术表现最多的生命真实》，《艺术广角》2013年第4期。

⑤弋舟、走走：《保持对于生命那份微妙的警惕》，《野草》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