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芳琳

谈到印度文学，必然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素有“小说之王”之称的大文学家普列姆昌德。他一生创作了15部中篇和长篇小说（包括未完两部）、约300篇短篇小说，另外还创作了一些论著、电影剧本、儿童文学及翻译作品等。代表作有《服务院》《博爱新村》《妮摩拉》《舞台》《圣洁的土地》《戈丹》等，他的作品反映了真实的印度社会状况，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深受人民的喜爱。可以说，普列姆昌德不仅在印度，甚至在整个世界都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人们却时常能在报纸、电视上看到有人通过焚烧他的作品、雕像、画像等来表达对他的抵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普列姆昌德如此厌恶？这还得从印度达利特与达利特文学说起。

达利特，由印地语音译而来，原意为“被践踏的”“被压迫的”，现多用来代指“印度贱民”。“贱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不属于任何四种种姓的人，他们被认为是低于其他任何四种种姓的。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他们只允许从事被认为是非常卑贱的行业，如清洁工、苦力、鞋匠和洗衣工等。他们处于印度社会的最底层，备受欺压和剥削。达利特文学又称贱民文学，是印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较为年轻的、还未完全成熟的文学流派。关于贱民文学的界定，即什么是达利特文学，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作达利特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其中，关于是否应将普列姆昌德的作品纳入达利特文学范畴的争论，更是激烈。部分贱民作家甚至采用焚烧普列姆昌德作品、毁坏普列姆昌德肖像等过激行为来表达对普列姆昌德及其作品的坚决抵制。

达利特文学中关于普列姆昌德及其作品的争议，即普列姆昌德是否能被称为达利特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是否能被称为达利特文学作品，答案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则认为，普列姆昌德虽然并非达利特出身，但他的那些描写贱民生活的作品，真实生动且意义深刻，不仅可以被称为达利特文学作品，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仅以作者的种姓来划分文学流派，是一种狭隘的种姓主义

不看作品的中心内容，仅仅以作者的种姓来划分文学流派，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种姓主义表现，是不合理的，是应该摒弃的。

那些反对普列姆昌德这类非达利特出身的作家的人坚持认为只有由那些达利特写出来的作品才能被称为达利特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他们划分文学类别的基础不是作品的内涵而是作者的种姓。这就意味着无论那些非达利特作家以达利特生活为题材写出如何真实而感人肺腑的作品都不能被算作达利特文学作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这是一种狭隘的种姓主义，对那些非达利特出身的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可以说，那些反对普列姆昌德的贱民作家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追求。这样非常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这样，达利特文学的发展一直受到很大限制。

二、以缺少亲身经历为由将普列姆昌德挡在达利特文学的大门之外，明显缺乏说服力

首先，是否具有亲身经历不是划分作品流派的标准。那些达利特出身的作家们所写出的作品，不可能全部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他们也可能把从父辈、朋友、邻居那听来的故事，稍作加工后放入自己的作品中。如果所有的作家只能基于自身的亲身经历来创作，那文学将失去它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如果按照某些达利特作家的逻辑，把是否有亲身经历作为划分作品流派的标准，那么儿童文学就只能由儿童来写，动物文学就只能由动物来写，这显然是荒谬的。

再者，许多反对普列姆昌德的达利特作家认为达利特人的经历是非达利特作家无法体会的，因此断定他们不能写出好的达利特文学作品。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普利姆昌德虽然不是达利特出身，但他早年的生活过得也非常凄苦。普列姆昌德出生于印度贝拿勒斯旁的一个小村庄，八岁时母亲去世，十岁父亲续弦，十五岁时由父亲与继母包办，娶了一个脾气、长相都欠佳的妻子。婚后不到一年，普列姆昌德的父亲就去世，家中本就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花在了给父亲治病以及办丧礼上。此时，普列姆昌德年仅十六岁，却不得不承担起全家的重担，在与贫穷做斗争的同时，还要忍受家中妻子与继母的无理取闹。他在一篇名为《我的人生》的短文中写道：“绑在我脚上的不是普通的铁链，而是由八种金属制成的镣铐，我背负着它向山顶爬去。”由此可见普列姆昌德生活之困苦，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普列姆昌德可以深刻体会到贫苦人民生活的不易，并且将这种体会运用到他

的作品中。

三、普列姆昌德深刻描绘出达利特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是底层人民的代言人

普列姆昌德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许许多多典型的贱民形象，如《戈丹》中的何利和塔尼亚、《裹尸布》中的吉苏和马托夫、《地主的水井》中的甘吉等。

《戈丹》也译作《献牛》，被认为是普列姆昌德最杰出的代表作，没读过《戈丹》就不能说读过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何利就是这部杰出作品的主角，他是一个被贫穷所困、饱受欺压的农民。他生平最大的心愿便是能拥有一头奶牛，为了实现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他非常勤奋地工作，终于他的心愿达成，得到了一头牛，当他憧憬着从此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生活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的兄弟是一个善妒的人，看到他得到一头牛后非常嫉妒，于是毒死何利的奶牛后逃之夭夭。村里有些人想以此敲诈何利，幸好在他妻子的顽强抵抗下，那些人只得无功而返。但何利又走上了挣钱买牛的漫漫长路，直到死也没能再实现心愿。何利与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一样，老实善良，面对欺压，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塔尼亚是何利的妻子，不同于何利的怯懦，塔尼亚勇敢正直，她和许多的印度农村妇女一样饱受痛苦，但不同的是，她拥有反抗压迫、反对不公的勇气。当村里的人来敲诈何利时，她坚决反抗才没让小人得逞，当孤立无助的寡妇向她寻求帮助时，她不顾流言蜚语将寡妇收留，给了她生的希望。塔尼亚深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拼尽全力守護着自己的家，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反抗压迫、不公的机会。普列姆昌德利用何利和塔尼亚成功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不仅表达出对何利和塔尼亚的深切同情，也通过其故事鼓励那些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勇敢反抗压迫。

吉苏和他的儿子马托夫是普列姆昌德的小说《裹尸布》中的主角，父子俩是出了名的好吃懒做，儿子马托夫干一天活要休息三天，父亲吉苏则工作半个小时就要抽一小时的水烟，也没人愿意请他们工作。父子俩不仅懒惰，而且自私至极。小说的开头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子俩沉默地坐在火炉前，屋内马托夫即将生产的妻子正在痛苦地挣扎，父子俩却谁都不愿意进屋去照料，因为害怕另一人会将火炉中烤熟的土豆吃掉，奄奄一息的妻子、儿媳竟不如一颗土豆重要，他们甚至期待着她快点死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心去睡了。而当他们的心愿达成，可怜的女人终于死去，这对父子的厚颜无耻愈发显现，他们将从乡亲们那募捐来买裹尸布的钱挥霍一空，并撒谎说钱丢了。这对父子可恨却也可怜，普列姆昌德一方面批判了吉苏和马托夫的自私自利、好吃懒做，另一方面也通过《裹尸布》这部小说引发人们这样的思考：吉苏和马托夫父子的自私和无情是天生的，还是这个无情的社会所致？

甘吉是小说《地主的水井》中的主要人物，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达利特妇女。甘吉的丈夫病了很长时间，为了给他喝上一口干净的水，甘吉不得不来到地主的水井打水。她小心翼翼，生怕被地主发现，可刚把水从井里打上来，地主便出现了，甘吉只得落荒而逃。普列姆昌德把甘吉取水过程中的害怕和窘迫描写得生动形象，很多达利特作家却认为这是他对达利特人的丑化和贬低，虽然普列姆昌德的描写确实略带夸张，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丑化达利特，而是想更多地引发读者对达利特的同情，以及对种姓制度的深刻反思。“为何我们是低贱的，他们却是高贵的？”小说中的甘吉如是问，实际上这也是普列姆昌德向社会发出的质问，为何人生而不平等，种姓制度的意义何在？

通过对普列姆昌德作品中达利特形象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出他从赞扬、同情、批判等各个角度，深刻描绘出达利特人最真实的生活，反映出印度社会底层人民最迫切的诉求。普列姆昌德是达利特的代言人，理应被与达利特紧密关联的达利特文学所接受。

四、结语

有人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如果文学不能展现出占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情感和现实生活，那这面镜子则是模糊不清的，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普列姆昌德的作品突出展现了达利特人的思想情感和现实生活，他的作品不仅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更是一盏明灯，指引着包括达利特在内的印度广大底层人民勇敢反抗压迫、寻求平等。普列姆昌德让千百年来备受压迫和蹂躏的达利特人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走进了印地语文学，说他是印地语达利特文学的开拓者、启蒙人也不为过。笔者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反映社会现状，揭露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反思，引领社会思潮，普列姆昌德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这样的价值，达利特文学应该接受他，整个印度文学界也应始终铭记他的杰出贡献。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立項一般项目“普列姆昌德与达利特文学”（项目编号：syjs2017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