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收编了大量的词汇、概念。这些词汇、概念进入到文学理论领域之后大多在意义上都会有增殖或是变异，这就给很多研习文学理论的受众，特别是给初学者带来了一些困难。在此情境下，最近30年来中外都产生了很多专门研究关键词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文学理论关键词的外延、内涵和批评使用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界说，可以说对学习和研究文学理论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和导引作用。但是，如果对这些专著进行一个分类研究就会发现，有一种关键词书写方式非常新颖、独特，它不是那种词典式的，选择一些文学理论的关键概念按音序排列加以说明，显得平淡而无个性。更多的是对词典式书写的一种超越。这种关键词著作，从直观的形式上看，接近词典，也是精选文学或者文化理论领域的一些关键词汇，按照一定的设计排列在一起。但是，深入细究，就会发现，作者的意图不是要编一部词典，也不仅仅只是要解读一些关键词，而是要建构一个文学或者文化理论领域的知识体系，当然这些关键词也不是按照一般词典的排列方式——音序来进行的。换句话说，作者根本无意于词典的编篡，是要写作一本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专著，甚至是作为追求理论普适性的教材出现，供学生学习文学理论使用。

近年来，此类著作的译介和编著呈激增之势，代表性的有：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安托万·孔帕尼翁的《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本书都是学界作为教材引进至国内的。本土的有南帆编著的《文学理论新读本》，还有余虹未完成的遗著《文学知识学》都可算是准关键词型的教材。文化理论领域也不乏关键词型的著作，如丹尼·卡拉瓦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还有《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等等。这些著作编排形式上看都是罗列一些关键概念，但是细读起来，却是作为文学或者文化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呈现给读者或学生的。

某一个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之中能够精选若干有代表性的关键概念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关键概念——知识碎片，作为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去阅读和研习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是必须追问的：这种以关键词汇为载体的知识碎片能够建构起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吗？其学理基础在哪里？和体系型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相比其特点在哪里？符合当下文学理论学科的客观实际吗？

一、学科边界的消解与概念网络的出场

某种知识成为学科就意味着其不仅有着一套自己的概念、命题、问题和逻辑关系，还要有清晰、稳定的知识边界。因为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学科（discipline）一词在英文之中，既有学科的含义，又有规训的意义。学科作为某种知识的领域，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也是一套约束的规则。也就是说学科（discipline）一定要有自律（discipline）意识。具体地说，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就是要以文学为中心建立起一系列内在互相关联的命题或是需要持久探索的问题，如：文学是什么？理论是什么？文学批评应该如何进行等等。而且，这些理论的命题或者问题，必须互相制约和创生，重要的是他们都一定在文学的边界之内。如果以学科边界的标准来衡量关键词的知识书写，就有必要追问这些关键概念能否描绘出文学理论的知识边界。

以汉译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引》（An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为例，需要说明的是汉译书名上的“关键词”三个字是翻译者意译加上的，直译则没有。也就是说在原作者的意识里并不认为这是一本介绍文学理论关键词的书籍，这就是一本普通的文学基础理论著作，甚至可以作教材使用，只不过编写形式独特一点而已。汉译的是本书的第三版，作者精选了文学理论领域当下的32个热词，像讲故事一样去排列这些词汇，从“开端”开始到“结局”结束，完全打破了一般词典音序排列的单调，充分体现了文学理论的“文学”特色。从学科的角度审视这32个关键词，既有传统文学理论经常讨论的开端、结局、作者、读者、人物、悲剧、悬念等，也有凸显文学理论社会文化属性的上帝、意识形态、殖民、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也有一些是文学理论界较新的议题，如：创意写作、动态画面等，还有一些是稍嫌另类的，如幽灵、怪异、变异等，这些代表着两位作者的个性化选择。从以上词语的选择看，我们根本无法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去准确概括其学科归属，也不能清晰的界定其学科边界。但是，从动态的学科观念出发，或者说从学科演变的角度审视，这32个关键词背后隐含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流变的轨迹则比较明显。从20世纪初固守文本的形式主义到中期读者接受理论的兴起，以及晚近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理论的介入，在本书之中都有表征，全书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e）的特点非常突出。而这正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学科流变的基本走向，在学科与学科的碰撞整合之中，学科的演化和创生还在进行。因此，在学科兼跨（inter-discipline）的语境下，我们很难用一个纯净、稳固的学科标准去框定当下的文学理论，同样，我们也无法把这样的文学理论书写为一个光滑、流畅的知识体系，让其得以系统化和完整化。从这一意义上看，选择使用松散、简洁的方式去表征当下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和知识状况，可能还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做法。这些关键词就像一个个的界桩，安置在学科的边界上，基本勾勒出文学理论的隐性边界，也可以说是对文学理论学科边界的一种测绘和感知。换句话说，关键词的出现与文学理论学科的松动和消解不无关系，或者说，正是学科边界的松动才使得文学理论体系的关键词书写成为可能。因此，当下很多的文学理论学者通过对文学研究中一些关键词汇和核心范畴的选择、排列和解读，一定程度上可以打下文学理论的学科界桩，大致描绘这一学科的面貌。

同时，这些关键词汇也组成了一个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网络，他们不仅对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进行着测绘，也对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进行着再造。纵观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流派的更替演变是其基本特征，从世纪初的苏俄形式主义、20—40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再到世纪末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这些流派在文学观念和理论主张上都多有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但是，他们都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大多时候还更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从关键词和流派的关系来看，有两种情况非常明显：一是重要的关键词成为某一流派的标志。如陌生化之于苏俄形式主义，期待视野与读者接受理论，潜意识与精神分析，延异与德里达的解构等等。二是大多流派都拥有自己的一个“概念群”。如英美新批评强调文本的形式、语言的张力，含混、话语的反讽，悖论等；后殖民理论主要关注殖民意识、文化错置、多元文化、身份认同、对位阅读、文化混杂（hybrid）等等。也就是说，关键词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核心。从教材编写或者知识书写的角度看，西方的文学理论特别是流派型的理论著作呈现出明显的以关键词为中心的特征。有使用关键词凝聚理论流派的，以罗杰·韦伯斯特（Roger Webster）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和凯思·格林（Keith Green）、吉尔·列俾汉（Jill Lebihan）的《批评与实践教程》为代表。前书在介绍理论流派的时候，有意的把流派提炼为几个关键概念，如叙事理论作者提炼为“语言与叙事”（31—56），意识形态批评作者简练为“社会与个体”（57—96）等，以关键词引领流派，接受者容易理解、容易记忆。后书使用文学和语言、文学的结构、文学和历史等关键词，凝聚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v-viii），在对问题的阐释过程之中，一边为学习者解困释惑，一边带动当代的理论流派。还有把流派分解为某几个关键词的，以安B.多贝（Ann B.Dobie）《实践中的理论：一个文学批评的导引》为典型。书中把形式主义的阅读分解为：形式、措词、单元（34—40）。把神话学批评分解为：典型、意象、位置（56—60）。线索清晰，容易理解和操作。应该说，关键词也正在成为文学理论书写的凝聚点。

托马斯·库恩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取代牛顿定律的革命性转换时指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库恩94）。也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必然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为表述这个新结论，一定要使用新的概念术语或者对老的概念进行新的解读。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流派更替，正是由于文学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不断改变观察文学的立足点，文学研究的范式也随之频繁发生转换，同时，文学研究的“概念网络”也在不断的拆解、整合。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观察文学与从审美的角度观察文学，其生产的理论一定截然不同，自然，所使用的关键词汇也不会相同。因此，一定的意义上，文学理论知识的变更就是理论家据以观察文学的“概念网络”的变更。在此转换之中，一部分概念会被淘汰，另一部分概念会倍受青睐，换句话说，文学理论流派的更替在显性层面上就是概念网络的转换。同理，某种程度上，关键词的转换也意味着理论本身正在发生变革。

总之，关键词既是进入文学理论的路标，又是理论范式转换的标志。因此，关键词汇和核心范畴的打磨和反思应该成为理论建构和书写的一种模式。

二、叙事链条的拆解与根茎知识的生成

从西方的学术史来看，人文性知识是伴随着学科分化一步步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而学科分化的同时也是知识体系化的过程。19世纪至今，人文知识学科化和体系化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理论知识，大家认为某种理论一定是一个体系，基本成为一种常识。现在很多学者还认为，文学理论就必须是拥有一套关于文学方方面面的知识体系，从文学本质到文学批评，甚至关于文学史的书写都要有论述，而且最好是指导性的结论，否则就不是文学理论。在中、西方现代文论史上，也有很多的文学理论都是立足于一个先验所指的基点上，建立了自己宏大的知识体系，如“审美”“形式”“人性”“现实”都曾经做过这样的知识基点。这种理论帝国的形成完全依赖于稳定的学科边界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是，随着解构思潮的出现和非本质主义的盛行，学科的稳定性和知识的有序性开始受到冲击。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关键词型的文学理论开始出场，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不仅是对文学理论纯净学科本位的检讨，更有着对完整知识体系的颠覆，代表着文学理论知识理念上的深层转换。

这种转换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表现为对知识叙事的怀疑。体系性的文学理论知识，叙事完整，层次分明，前后连贯，圆融自洽。以反映论为例，如果我们把文学定义为对现实的形象反映，那么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性、历史性都应该是系统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和命题，而且它们互相勾连，互相制约，如典型性的问题一定与真实性有关，同时还跟形象性有关，什么样的真实又跟历史性密切相关。知识似乎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一个体系，其实，这种知识体系的产生，在非本质主义者看来，并非自然而然，是人为安排的结果，是一种强制的论述。这种“论述是指一套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规限下相互联系的思想，它嵌在文本、言词和各种践行之中，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真理’的各种程序”（麦克洛斯基等79）。也就是说这种体系型知识互相联系的证据是特意寻找的结果，知识内部的编码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整个体系是对独立、零散知识的一种收编，带着极强的驯服欲望。我们今天再去回顾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理论，如反映论、审美论和形式论等，会发现那些当初作为真理信奉的观点也只是关于文学的一种说法，是相对的；很多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暂时的，有局限性的。一种理论体系能够在一时占据统治的地位，可以说大多都是一种知识修辞策略运用的结果。所以，在当下，很多西方的非本质主义学者认为，对于文学理论，要做的事情不是去争论谁优谁劣、谁对谁错，“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定义每一个词、每一个术语、概念或主题而付出的努力”（沃尔夫莱336）。就是打破看似完美的理论体系，拆开理论之间的互联节点，让知识回归到一种较为原始的形态，如关键范畴、核心概念、基本语词等，让其重新开始进化生长，是有必要的。

第二，表现为对关键词意义的重建。当知识叙事的连贯性被打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崩塌之后。很多理论家选中关键词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20世纪以来的很多理论术语的内涵较之以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少不是以前我们感受的那样。以“作者”为例。在文论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有着稳定而清晰的内涵，外延所指对应着一个有某种特殊技能的群体。而在二十世纪结构主义以来的文学理论之中，由于写作行为本身的改变，作者却成为一个必须给予再次思辨和界定的概念。写作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体沉思著述的结果——书的生成，而是一个文本编制流变的文化实践过程——意义的多解。在这个意义的多解空间之中，文本的制作者、语言结构、社会文化规则、意义的解读者都平等参与，互相渗透、互相抗争，由于读者权力的强调，文本的制作者——作者，不仅再也不能独占文本的物质生产和意义生成的结果，而且在这个无尽的意义解读游戏中只能处于守势——甚至只能站位于一个不断隐匿和消失的位置上。罗兰·巴特称之为“作者的死亡”，这虽然是一种夸张的修辞表达，但也是一种对此状况的生动描述。福柯对作者的角色则更为悲观，他提出作者功能的观点，他认为写作作为一种话语制作行为，是创制了一个多声部、多形态的众声喧哗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在创制过程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规则的制约，而且其他的文本和话语都在起作用，作者只不过在调用这些规则的范围、程度、结构，依据一定的程序来制作，作者只是偶然处在创制者的位置上，只是功能的一种体现，并非单纯地指实际的个人。作者不再是指实际的个人、而是一种功能和作用，作者由实体虚化为一种可以探讨的文本，所以作者是什么？我们今天谈论作者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作者成为一个必须再解读的关键词汇，成为研习当代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用此观点来看待其他的关键词，如读者、文本、阅读、殖民、性别、种族甚至文学本身，都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变更：就是由结果流动为过程，由稳定的意义播散为谱系的叙述。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的编著者是想打断读者原有的认知链条，让读者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解读这些词汇和范畴。因为这些概念在非本质的语境之中，会完全丧失原知识体系之中那种不言自明的意义，在新的语境之中，人们会对这些概念的所指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再次定位，甚至是重建这些概念的意义。

知识叙事的拆解和概念意义的重建，使得文学理论原有的知识形态开始逐步蜕变转型，那就是由“根—树形象”的体系型，转为概念打磨、原理清理、流派评述、问题彰显的“根茎型”知识。

三、幽灵化的意义与多主题的变奏

如果从接受的角度观察关键词的书写，会发现关键词知识在呈现出来的时候，具有明显的多语境性。这种特性的第一个体现就是作者在书写的时候，往往会赋予关键词一个多学科的背景。如讨论酷儿（queer）的时候，除了给它一个文学的焦点之外，一定会论及它的生理学属性，因为酷儿本身有着对人类生理性别对抗的意味。同时，要论及此词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文化性征，更代表着这种亚文化群体在社会行为上的不同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在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意涵。同样，殖民、性别、解构等词书写上均是如此。本尼特、罗伊尔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在书写时会更多的给予词汇多学科之间的张力。考察源头就可以知道，造成关键词知识呈现上的多语境性首先是跟关键词本身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e）特征有关。就是说很多文学理论关键词本身带着多学科的出身，书写的时候，大多理论著作都会尊重关键词这种多学科的出身，尽量使关键词在多学科的场域之中敞开自己，让受众在学科互涉的氛围之中体验概念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多学科造成的多语境性与关键词自身有关，那么，第二种多语境性则与作者的书写策略有关，那就是谱系化书写的选择。由于很多关键词的意义都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之中，理论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因此，书写者大多都采取了一种反思和质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知识呈现上的主要表征就是不给关键词一个横向的定义和本质化的界定，以免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更多的是采用一种纵向谱系化的叙事策略。如丹尼·卡纳瓦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就是如此，以“符号”一章为例。作者在叙述这一关键词的时候，首先是说到符号的希腊哲学源头，紧接着就是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界说，因为，符号概念在二十世纪的重新出场与索绪尔语言学的贡献密不可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使语言这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在意义上不再依赖现实，而更多的依靠结构。紧接着苏俄形式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符号论进入视野，雅各布逊、列维-斯特劳斯、热奈特等代表人物纷纷出场。但是，当结构也无法赋予一个符号稳定的意义时候，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就来临了，这时符号的稳定意义就开始被拆开和消解。当本章节的书写在这里停下的时候，受众是无法得到一个稳定单一的关于符号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多的是面对“符号”一词的多层语境，在此基础上，对“符号”意义的多边建构已经不可避免。

学科互涉的特征与谱系化的叙事，最终造成关键概念知识的多语境化呈现，这种多语境化的呈现一方面把关键词的“关键”功能发挥到极致，因为很多关键词型的理论著作，都试图发挥关键词的知识凝聚作用，让每一个关键词都表征着一个文学理论的命题或问题，如孔帕尼翁的《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有7个关键词，实际上是7个文学命题，如“读者”这一词汇关联的就是与读者有关的接受理论和其他读者理论。另一方面，多语境给受众更多选择的时候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概念的意义不是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一重，而是在多学科的碰撞交织中的多重；不是在一个时间节点上被固化，而是在多维时间场域之中不断流变生成。关键词的意义既不是词语本身的某种属性，也不是书写者的预设，完全在于受众和关键词在何种语境相遇，相遇中如何生成。概念意义的生成性使意义变得多元流动、文本化，意义不断的自我生成、自我繁殖、疯长，关键词的意义完全“幽灵化”，阅读和接受变得分化、个性。理论也开始变得多变和悬疑，染上文学色彩，文学的理论变成了“理论的文学”。这种“理论的文学”，在英美一些理论家看来是理论接受的优势，因为，对一个关键词“真正的理解，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也只能通过对透明性的抵制才能实现”（沃尔夫莱，序言6）。换句话说，读者得到的透明、单一的意义是理论家硬塞给你的，是你“被动消费”的结果。如果，我们在接受的时候对理论或者关键词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就必须接受关键词或者理论意义上的矛盾、含混和多元。

概念意义的流动性，理论的文学化，导致理论再也无法整体化——在一个框架之内完美控制，文学理论的体系性书写显得越来越僵化。因此，在一个宽松的框架之内，让理论碎片那种生产功能得到最大的挥发成为很多理论著作的书写选择。此种知识呈现方式的背后是理论帝国内部诸侯纷争、部落林立的隐喻和象征。本尼特、罗伊尔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书中有着互不联系的32个章节，孔帕尼翁的《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有7个章节，形式上都独立成章。从接受的角度看，相对独立的章节，赋予了受众多种选择，可以凭兴趣从任何一章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一章结束。书中有多少个关键词，也就意味着有多少进入文学理论的入口，或者说有多少条探索的路径。关键词式样的著作编排，完全打乱了理论知识的有序性和系统性。《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之中的32个关键词都可以成为读者进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入口。受众可以从意识形态开始读出理论的政治意涵；也可以从欲望开始，看出理论的心理属性；更可以从幽灵开始读出文学的神秘和理论的多变；也可以从叙事和声音读出理论的技术参数。路径还有很多，研习者完全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进行自我的排列组合。正如到风景区游览，走不同的路径，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形成自己独有的知识路径和理论风景。安德鲁，尼古拉二位也坦言：“本书虽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却可以从其中任何一章开始阅读。例如，从‘结局’这一部分阅读，也会是一个不坏的开始”（本尼特 罗伊尔 序言2）。作者在深层次相信知识的无序生成，相信知识本身和受众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可以生成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所以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都有读者和学习者自己决定，主动权完全赋予了阅读者。当然，这种生成不再遵循原有理论知识的秩序，完全是一种非线性的生成。

当理论在一种非线性的状态下生成的时候，便意味着研习者可以对理论有更大的自主解读空间和自由组装的权力。正如不同的演奏家面对同一个曲谱能够演奏出不一样的主题一样，也可以称之为多主题的变奏。《文化理论关键词》是一本文化理论的准教材，分为3部分18个关键词，据英文名应该直译为《批判和文化理论》（Critical and culture theory）。作者在绪论中谈到如何阅读本书时指出，读者可以遵循线性路径也可以采用非线性路径去阅读，他说：“有无数的路线可供读者穿越批判及文化理论那变化多端的世界。归根到底本书想要强调的是，受到批判及文化理论影响的几个学科已经在广泛的主题上造成了激动人心的变奏；而更重要的，任何一位有一定好奇心的读者都可以继续前进，去演绎出她（他）自己的变奏”（卡拉瓦罗 总论7）。通过对不同关键词汇的排列、组合、阅读和理解，不断的开启理论的新视角，建构理论的新内涵。在阅读之中，多个向度穿越当下的文学理论世界。文学理论的接受正在由预设走向生成。

当作为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关键词书写出现的时候，深层次上，关键词也在重构着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消解着知识叙事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在重建着关键词汇的内在含义。与此相应，文学理论的接受者也开启了理论的非线性生成模式。这一切最终将促成了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转型。

注释[Notes]

①参见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是一本在法语区很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教材，总体共有9章，由序言、结论加上7个章节组成，主体的7个章节分别命名为文学、作者、世界、读者、风格、历史、价值，从7个关键词切入文学理论7方面的问题，既不是英美的理论流派，也不是我国的系统理论，欧陆风格非常明显。

②参见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本书共四编二十七章组成，每一章都有一个接近关键词的简短的标题，可以称之为“准关键词”。

③参见余虹：《文学知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9年）。是余虹先生的遗著，全书的设计共十章，其中五章是使用两字关键词命名，分别为：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语言，可惜只写至读者，甚憾！是一本典型的关键词与问题相结合的文学理论教材。

④参见凯特·麦高恩：《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赵秀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导论第9页。作者在本书之中利用6个关键概念引领文化研究6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理论性强，哲学意味浓。写作上推崇似断实连的策略，接受上，作者在认可分开阅读的同时，更提倡顺序阅读，期待产生理论的整体效应。

⑤参见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导论部分。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安德鲁·本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Bennett， Andrew， and Nicholas Royle.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Trans.Wang Zhenglong and Li Yongxin.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丹尼·卡拉瓦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Cavallaro，Dani.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Trans.Zhang Weidong，Zhang Sheng and Zhao Hongshun.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06.］

Dobie， Ann B..Theory into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Thomson Wadsworth，2002.

Green， Keith， and Jill LeBihan.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urse Book.London： Routledge， 2001.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Kuhn，Thomas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Trans.Jin Wulun and Hu Xinhe.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唐纳德·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McCloskey， Donald N.， et al..The Rhetoric of Social Sciences.Trans.Xu Baoqiang， et al..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Webster， Roger.Studying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London： Hodder Headline Group，1996.

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Wolfreys，Julian.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e Theory.Trans.Chen Yongguo.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