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写下中庸这两个字，心里还有一丝犹疑，因为中庸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字眼，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及在相当多的人群中，中庸被视为一个贬义的词语，认为中庸就是推崇和稀泥、做老好人，就是走中间路线，就是甘当平庸之辈。但是，当我想到人们对中庸的这些误解之后，更加坚定了我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我一定要将“中庸之美”的评价赋予它，而且我相信人们最终都会意识到，这是一种难得的褒奖。

一、三圣祠与至臻至善的天道

先看看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王克笙，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中医，十六岁成人的那一年，父亲将家族秘密告诉了他。原来王家的祖先姓朱，因为当过大周王朝的医官，被清兵俘虏后侥幸逃脱，从此改为王姓，在天津开办名为“酪奴堂”的中医诊所，几代人隐姓埋名地生活下来。听完家史的王克笙在心里立下誓言：“不复祖姓，誓不为人”。怀着这一誓言，王克笙跟随吴先生去关东，后来在一个叫碱滩的不毛之地落下脚，建起了“酪奴堂”，因为王克笙的到来，仅有四户人家的碱滩逐渐兴旺了起来。王克笙将这里改名为“九里”，小说就以九里为背景，讲述了一百年来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一百年来，中国大地经历了各种动荡，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频仍，灾难不断，九里尽管地处偏远，但各种动荡仍然会涉及这里。有时候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都会让类似于九里这样的小村落被彻底毁灭。然而九里一直顽强地挺过来了，究其原因，可以说，就因为九里的领头人王克笙以及他的儿子王明鹤一直坚守着“中庸之道”，从而化解了各种险恶。

在讨论这部作品的中庸之美时，我想首先应该辨析清楚“中庸”的含义。“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人的道德如果能够达到中庸，就是最高的道德。中庸源自孔子，后来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完善，逐渐形成关于中庸之道的完备理论，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一个人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理想境界。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地万物甚至人、神、鬼三界都在至善、至诚的境界下达到统一。《刀兵过》抓住了这一点，并由此设计了“三圣祠”这一意象。王克笙的先祖在酪奴堂挂了儒家孔子、药王孙思邈和佛教祖师达摩三位圣人的画像。为什么要将三位圣人挂在一起供奉？王克笙的父亲解释说：“人无信仰，犹长夜无灯，不能夜行。孔子为儒，儒家讲心、性、命，药王是道，道家讲精、气、神。达摩乃释，释家讲戒、定、慧，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参透此道，遂成君子。”这是王家追求的信仰，分明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当王克笙决定离家去关外开设酪奴堂时，他的母亲特意临摹了三圣的画像交给他，对他说：“三圣衣钵要代代相传”。王克笙在九里落脚，得到大家的拥戴，他也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九里乡绅的职责，并在九里建起一座三圣祠，将三位圣人的画像恭恭敬敬地挂在祠堂的正面，以三圣的精神感化村民，以三圣的教导来规范村民的行为。从此三圣祠成为了九里的一块神圣之地。九里有什么大事，几位主事的户主一定要来到三圣祠里商量，哪位村民在人生道路上将作出新的选择时，也要到三圣祠里烧三炷香。三圣祠培育起九里人的信仰意识，也让九里的人们养成了一种敬畏感。小说沿着时间的顺序一路写来，让我们看到九里这一偏远的海边碱滩，如何从稀落的几户人家逐渐发展成一个由三十几户人家组成的规模有致的村庄，家家都住上了青砖瓦房。而在九里的变化中始终贯穿着三圣祠的影子。小说写的是九里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分明浸染着信仰精神和敬畏感。三圣祠同时也为九里点亮了一盏文明的灯。小说看似漫不经心地写到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如写蒲娘的到来，如何改变了九里妇女们的生活习惯。有时文明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但对于王克笙这样的怀有自觉的文化信念的人来说，他们懂得文明的重要性，会将传播文明、以教化去提升地方文明水平作为自己的义务。这正是中庸之道的践行方式。蒲娘一来到九里，就发现了妇女们的很多习惯是不好的，她为了改变妇女们的习惯，费了很多巧妙的心思。比如改变妇女们抽烟的习惯，她将芦花晒干泡茶，常常约妇女们来酪奴堂喝茶，还告诉她们喝茶的好处是解毒。慢慢地，妇女们爱上了喝茶，也就把烟戒掉了。更重要还不是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而是带来了人的尊严和品德。比如蒲娘编了很多蒲团，让妇女们习惯于坐蒲团，从而不再席地而坐。她这是要让妇女们学会如何端庄。她告诉姐妹们：“端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底色，有这层底色，粉黛是缎上锦，失了这底色，脂粉便成瓦上霜。”老藤饶有兴趣地书写这些细节，是因为他相信：“女人是一个地方的风标，看一个地方是否开化，只要看看当地女人的嗜好就能得出答案。”王克笙应该明白这一道理，他也一直期望九里的风化有所改良，但他不急于求成，而是等蒲娘来了以后才可以进行。这也正是中庸之道的处事方式。三圣祠的存在，更是善的存在。王克笙以及他的儿子王明鹤所坚守的中庸之道，就是引导人们抵达至善的人生之道。王克笙对三圣祠是这样解释的：“三教虽不同，却可归于一道，即圣人所言之天道，儒家的畏天命，释家的见真性，道家的道法自然，要得到的都是至臻至善的天道”。所谓至臻至善，就是说不仅仅是做一点小善事，小施舍，而是关乎正义、仁慈以及家国情怀的大善。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九里不能幸免，对于九里来说，这是最严酷的一次“过刀兵”，虽然王明鹤认为最好的御敌办法是不战而退刀兵，有时不得不“含垢让步”。但面对侵略者，王明鹤更懂得首先必须坚守什么，因此他为村民写下九里十戒，他写道：“国破山河在，黎民忠故国，三省负铁骑，九里焉能免？淫威之下，九里父老虽为尘中埃，泥中沙，却不能随波逐流，与倭寇合污，应有莲之操守，学伯叔而耻周粟”。这就是一种大善。于是我们就看到，王明鹤尽管不能正面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但他能够智慧地周旋，利用一切机会予以反击。比如霍乱病流行，他表面上答应为黑木提供治病记录和设立基地，从而保全了九里不被日本鬼子的扫荡所毁灭。王明鹤也不是简单地以柔克刚，关键时刻他同样会以暴制暴。比如他为了阻止日本开拓团进驻玉虚观种植水稻，便专门设计了一次九里人庆贺酪奴堂落成60年的皮影戏堂会，趁机安排野龙和鬼蜡烛杀死了霸占玉虚观的几个日本人。

三圣祠，是一种象征物，它虽然简陋但有一种神圣感。因为三圣祠，王克笙和王明鹤便不敢懈怠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也因为三圣祠，九里的村民无论老幼便有了一种道德约束的自觉性。王克笙在设立三圣祠的同时还立了《彰善》《记过》两簿，用于劝善黜恶。村民们都知道酪奴堂有这两个簿子，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言行能进入《彰善》簿而不要进入《记过》簿。九里最初的几户人家，虽然有着各自的毛病，但他们后来都知道在与人相处时，如何遮掩自己的毛病，甚至克服自己的毛病。他们非常享受这样的改变。姚大下巴是这样来总结的：“用三圣之道凝聚人心，教化村民，日积月累，九里便成了街坊和睦相处、奉信守约的礼仪之乡”。这正是先哲们提出中庸之道时所期待的理想结果。九里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传统思想走向衰败，新思想的洪流锐不可挡，但即使如此，在九里这样一个偏远的地理环境下，只要有一位坚持传统思想的智者，就能够发挥出传统思想的作用力。小说由此证明了，传统思想并非在新的时代下就应该彻底被抛弃。

二、从过刀兵到刀兵过

小说虽然写的是偏远之地的故事，但作者老藤的心里装的是百年来的时代和历史。他通过一个偏远之地的变迁以及一个固守自己精神信仰的普通乡绅，表达了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小说采取了年度叙述的方式，从清末的光绪7年写起，结尾于1981年，这可以说概括了中国的一段特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革命和战争持续不断。老藤找到了一个民间用语来概括这段历史时期的特点，这个民间用语就是“过刀兵”。刀兵是古代的重要兵种，用来泛指军队和战争。民间将遭遇到军队的骚扰称为“过刀兵”。九里尽管地处偏远，在那样一个战争频仍的年代，同样也躲避不了过刀兵。过刀兵，经过老藤的转化，成为一个比喻性的词语，它比喻在这一特别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革命和战争的痕迹，“过刀兵”式的社会思潮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段的主流。我们有大量反映这一历史时段的长篇小说都无一例外地描写了“过刀兵”的社会思潮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老藤在写《刀兵过》时同样正视这一主流的社会思潮，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尝试着辟出一小块地方，让一位坚守信念的人，以中庸之道的方式来治理，于是便有了九里和王克笙及他的儿子王明鹤。九里作为一个文学想象的结果，有点像一个世外桃源，或者说有点像一个乌托邦。但它又不完全是世外桃源或乌托邦，它是作家反思历史、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虽然作者老藤并没有以理论性的叙述来表达他的历史观，但小说所提供的形象可以让我们作出以下的解读：革命和战争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为建设新世界作出了充分的准备。然而，当我们被“过刀兵”的社会思潮所裹挟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九里。九里在提醒人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有效成分不会轻易地被摧毁，它蛰伏在民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过刀兵”思潮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思想动力。老藤在肯定历史进步的前提下，对“过刀兵”思潮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过刀兵”思潮强调了对旧世界的破坏，但是，在这一思潮下，不少人往往只追求破坏的痛快，却未曾对被破坏的对象进行认真的辨析。姚远这个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姚远在九里长大，少年时到省城读书，后来考入了北京大学，北京城闹学潮时，他成了学生领袖。他在回九里治病时，马上以其敏锐的革命嗅觉发现了这里的问题，认为“这里的平静有一种死寂的味道，像一潭多年不变的死水，需要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进行一番革命才行。”他要在这里采取革命行动，目标首先是三圣祠，他直接找了王克笙，要求他将三圣祠的塑像都撤掉，在这里办学堂，向九里子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王克笙问他撤掉的理由。姚远的回答是“因为三圣祠代表旧传统。”王克笙继续追问他对旧传统知道多少。姚远倒是很坦率地说他知道并不多，但他坚持认为“旧传统禁锢人的发展”。王克笙便叹口气说：“不懂传统却来反传统，这是不是盲动？”

小说还反思了“过刀兵”思潮的无限漫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过刀兵”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现象，但是当“过刀兵”思潮无限漫延之后，就会出现一种非战争状态下的“过刀兵”。中国社会自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基本上进入到一个和平时期，但是整个社会似乎还难以从“过刀兵”的思潮中摆脱出来，执政者也习惯性地以“过刀兵”的思维来处理事务，于是就出现了非战争状态的“过刀兵”现象。由戚书记带队来九里进行的土改可以说是第一次非战争状态的“过刀兵”。按说土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但在戚书记的眼里，土改是一场革命，他说“革命若是失去了对象，就像打仗没了对手，仗会打得不咸不淡。”所以必须在九里发现革命的敌人，找到斗争的对象。而最大的一次非战争状态的“过刀兵”，则发生在文革时期，“这是一支由洼里一中串联红卫兵组成的队伍”，这支不带武器的“过刀兵”其破坏程度甚至超过了带武器的“过刀兵”，王明鹤就是被这支看上去毫无危险的队伍彻底击垮了。红卫兵一来到九里就砸掉了三圣祠里的三尊塑像。三圣祠历经近百年的风云，来过不同面目的“刀兵”，他们对三圣祠有过各种非礼的行为。但不管怎么样，三圣祠还能保存下来，还能在九里发挥着精神引领的作用。但红卫兵的到来让这一切都变成了不可能。他们不仅砸掉了三圣祠的塑像，而且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便一举拆毁了三圣祠。三圣祠的被毁无疑对王明鹤构成了致命的打击，从此他变成了一个痴呆的老人。三圣祠的被毁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文革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毁灭性破坏。这种破坏不仅仅体现在当时对物质文化的毁灭，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习俗上的长远影响。小说通过喝茶一事专门点出了这种影响的严重性。王克笙来到九里，也把喝茶的习惯带到了九里。但自从红卫兵来九里造反之后，王明鹤发现九里喝茶的习惯正在淡化，他与栗娜对此有一番讨论。喝茶的习俗是王明鹤父母带来的。当时王明鹤的父亲给每家赠送一套茶具并定时送一些茶叶，王明鹤的母亲则亲手制作蓬蕽茶让那些买不起茶叶的人家也能喝上茶，栗娜评价说：“这实际上是一场移风易俗运动，很了不起！”王明鹤当然懂得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家父希望通过饮茶来引导村民知礼达仪、纯化民风确是事实，北地民风彪悍，多与饮食有关，值得欣慰的是，家父的愿望已经实现，九里民风血脉，无非一杯清茶。”接下来他对这一良好习俗为什么逐渐淡化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他说：“现在九里由初级社、高级社已经变成公社，人人都是组织中人，自有纲纪约束，茶之礼仪便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了，最为窘迫的是，酪奴堂也无茶无器可赠，旧茶具如有损毁，缺少新器皿补充，村民自然又瓢饮碗灌了。”

小说不仅对“过刀兵”思潮盛行的时代进行了反思，而且也提出了“过刀兵”时代结束之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包含在“刀兵过”这个小说标题上。“刀兵过”巧妙地利用了汉语多义性的特点，我们可以对其作两种理解。“过”既有经过的意思，也有过去了的意思，按“经过”的意思来理解，“刀兵过”指的是有刀兵经过，即“过刀兵”之义。按“过去了”的意思来理解，“刀兵过”则是指刀兵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过刀兵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刀兵的思维已经被放弃了。从“过刀兵”到“刀兵过”，这是历史的轨迹，也应该是人民普遍的愿望。小说从一开始就把这一人民的愿望镶嵌在情节线索里。这就是王克笙父母所嘱托的改姓的愿望。当王克笙怀着恢复祖姓的愿望要去关外创办酪奴堂时，母亲郑重叮嘱他，恢复祖姓的事情“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所谓“河清海晏之时”其实就是“刀兵过”之时。王克笙在九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过刀兵”，每次刀兵过去之后，他都要判断一下，是否迎来了“河清海晏之时”。小说最后终于迎来了“河清海晏之时”，这就是以“1981年”为年度这一章所述的内容。王明鹤在他的生日午宴上，他向大家郑重宣布，他不叫王明鹤，而是叫朱明鹤。这基本上吻合了历史的进程。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从此中国社会就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告别了。这也意味着与“过刀兵”的时代告别了。“过刀兵”时代结束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小说有两个细节给予了回答。一个细节是三圣祠在九里重新修建起来。另一个细节是在九里出海口的槐花岛上建起了一座灯塔。三圣祠是中庸之道的象征。而灯塔的寓意更深，无论是社会进程的探索，还是文明的发展，还是人的命运选择，有了灯塔的照耀，才不至于迷失方向。那么，刀兵过后，我们更需要有灯塔将前进的方向照亮，在这灯塔的光芒中，应该有一道光线是中庸之道发出来的。

三、在叙述中传递中庸之美

老藤的文学风格也体现了中庸之美。这种中庸之美也许主要来自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庸之美是中国古典文学之正统、之主流。比兴是中庸之美的基本表现方式。儒家在阐释《诗经》时概括出“风骚颂，赋比兴”的美学原则。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之。”郑玄确立了“赋比兴”的儒家诗学立场，即“陈今之政教善恶”，同时又区分了赋与比兴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比兴不采取直言，从而构成了一种“中庸之美”。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比兴也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表现方式。老藤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吸取营养，看得出来，他对比兴充满了兴趣。在《刀兵过》中，就有很多物件起到了比兴的作用。

如兔毫盏。兔毫盏是宋朝建窑最具代表性的瓷器，它在黑色釉中透出均匀细密的筋脉，因其形状好似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而得名。在小说中，塔溪道姑将一只兔毫盏送给王克笙，并特意强调，这只茶盏是送给他未来的孩子的。王明鹤天生就与这只兔毫盏有缘，他出生后总是不安分，父母十分着急，这时拿出这只兔毫盏，在他面前晃了晃，“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他不再哼哼，也不再扭动，两只眼睛很专注地看着茶盏，露出了憨憨的笑容。”显然，写兔毫盏就是为了写王明鹤。兔毫盏作为一个起兴的物件，赋予王明鹤优雅、淳厚的品格。兔毫盏是宋朝最有档次的茶具。不少诗词都写到了兔毫盏，如苏轼诗“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黄庭坚诗“松风转蟹眼，乳花明兔毛。”作者描述王明鹤的文化追求时，兔毫盏往往起到了点睛的作用。如写他十二岁生日时，父母正式将兔毫盏送给了儿子，“得到这个心爱的茶盏后，王明鹤迷上了茶，进而迷上了《茶经》”。写王明鹤与栗娜讨论饮茶对纯化民风的作用时，让王明鹤抚摸着兔毫盏“若有所思地说”。河清海晏之际，五位外出有所成就的弟子要回九里见老师，王明鹤则是换上长衫，带上兔毫盏，“坐在三圣图下品茶等待五个弟子”。

如蒲团。蒲团是一种很普通的农家用品，是用蒲草或其它植物的茎杆编织成的坐垫。它看似平常、低廉，却美观、实用。蒲团是自然与人类文明完美的结合，原材料蒲草来自大自然，但每一个蒲团都是由人编织而成，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有些蒲团堪称精美的工艺品。小说中的蒲团有时便成为了蒲娘的比兴物，烘托出蒲娘的质朴之美和内蕴之美。蒲娘要带儿子到户外去认识大自然，是提着两个蒲团去的，她提着两个蒲团道：“《诗经》中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你也该知道荠菜长什么样子”。蒲团的比兴之义在王明鹤身上体现得更突出。如写到文革后修复三圣祠，王明鹤去祠内查看修复工作，一进祠内，他就闻到一种久违的味道，“是父亲和自己都十分熟悉的野燕麦干草味”，他说这是蒲团发出的味道。最后，王明鹤还是坐在蒲团上告别人世的。他在三圣祠里一块蒲团上坐了下来，感觉这样的蒲团只有母亲才能编得出，于是眼前浮现出母亲的笑容，从心里长长叫了一声娘。他坐在蒲团上走得如此安祥。

如宋聘号。宋聘号是一座茶庄，以生产优质普洱茶而闻名。冠以宋聘号的普洱茶都称得上是普洱的极品。塔溪道姑有饼宋聘号普洱，她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将这饼宋聘号送给王明鹤。塔溪道姑所说的适当时候是指什么呢？她是指当王明鹤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她就要将这饼宋聘号送给这个幸福的女人。宋聘号作为一个比兴物，寓意着一个美好的爱情。王明鹤的爱情同样具有中庸之美，他的爱情不是热情奔放、浪漫刺激的，而是含蓄内蕴，恰似一杯普洱茶，柔和、温润，清香久久不会弥散。他的爱情与两位女人有关。一个是栗娜，一个是止玉，但他与两位女人基本上说只是精神上的相恋。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精神相恋并不等同于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刻意强调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从而排斥肉欲。王明鹤的爱情并不是在压抑自己的肉欲，只是因为因缘不到，他以不逾矩的原则与他钟爱的女人相处，不逾矩也使得他与恋人的内心走得更近。我们知道，普洱茶最大的特点就是越陈越香。这不也正是王明鹤与栗娜、止玉之间的爱情的最大特点吗？宋聘号作为一种比兴物，在小说中显得比较隐蔽，需要仔细体会才能品出其内在的关联，但一旦品出其内在的关联，一定会有一种大美的享受。

我略感不足的是，老藤对这些比兴物还过多地停留在实写的阶段，没有充分地从修辞的方式上发挥它们的比兴之功能。但尽管如此，这部小说中庸之美仍是很突出的，包括比兴的运用，结构的稳重，叙述的平和，形象的优美等等。审美上的中庸之美更能彰显中庸之道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