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巍

“文学性”(literariness),不仅是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艰难话题,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凸现了研究者对于文学的自律性,以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性和独特性的诉求。这显然折射了近三十年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对1980年代建构出来的关于“纯文学”的常识和体制性知识的一种提问(贺桂梅29—41)。“什么是文学”与“什么是文学性”这两个维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相互缠绕和渗透,对后者的阐释一时之间成为解答前者的必要条件。

为了解开这一对难解的结,中国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关于“什么是文学性”的观点。这些讨论有的立足于东西方学术传播的视角,努力提出一种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有的则直接阐发自己观点。其中,一种理路是努力把“文学性”直接归结为文学的某一种具体属性,另一种理路是关注“文学性”的多重辩证。也就是说,中国学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基本上是以下两种立场:一种坚持文学性是文学的恒定本质,是抽象的、客观的,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行为和其他艺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种则否定文学性的固有属性,认为文学性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文学的时代变迁而显得极为复杂和不确定,并且弥漫到学术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流变性和多样性,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只能置身于无尽的问题之流。这两种立场的根本分歧,以及那些游离于二者之间、无法定位的观点,反映了俄国形式主义、解构主义于20世纪一头一尾分别提出的两种“文学性”不分先后地在中国学界弥散与流变,所产生的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研究情境的理论博弈过程。

中国学者界定文学性的尝试各有其合理成分,但它们或将“文学性”概念“窄化”即“语言化”,或将“文学性”概念“泛化”即“文化化”,或将“文学性”与“文学”划上等号,或止步于西方与中国学界的“文学性”的各自为营。虽然也有一些讨论回归了“文学性”的起点即“雅各布森文本”,但雅各布森界定“文学性”所从出的理论语境,即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并没有得到深入而系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也就没有从俄国形式主义对于历史文化学派的逆反中汲取到更为有益的参照。问题的关键却恰恰在于,正是因为雅各布森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立场,才给予了“文学性”范畴向文学研究各个维度扩展的更大的理论空间。从语言学领域的探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这正是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范畴的原初理论预设。因此,为了进一步厘清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我们有必要回到“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起点加以重新梳理。

一、动态的结构

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搭桥人物。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后裔之一,布拉格学派即捷克结构主义从诸多方面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而直接走向法国结构主义。融合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理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推进之一。雅各布森、特尼亚诺夫在《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1928年)一文中,明确提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Jakobson,Problem 3-6)。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索绪尔语言学“双源合流”的最初努力(赵毅衡 4)。在这种努力中,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索绪尔语言学基本法则的辨析。雅各布森的结构观,也于此初见端倪,并在对结构语言学理论的重新阐释中逐渐建构起他对语言和文学研究的理解。

在1929年发表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研究》一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如果要囊括当时各种科学的主导思想,再没有比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更贴切的术语了(Jakobson,Retrospect 711)。他首创了“结构主义”这个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其结构观对相关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结构主义的全面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在于,雅各布森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语言学与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的接面。1919年,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述《现代俄国诗歌》,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Jakobson, Новейшая 305)。 这正是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所做的回答,即“诗学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段语言表达成为艺术品?”(Jakobson,Linguistics 18)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主导线索。因此,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移植到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越过的关节点。

文学研究中有些至关重要的概念,貌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在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盘根错节的“结构”(structure)这一概念,就是一例。1985年中国学者就关注到“结构”这一概念的界说对于评价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初步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罗兰·巴尔特的结构观(程代熙 165—99)。关于雅各布森,则只是提及他是结构主义的精神领袖,没有真正去追溯“结构”的语言学来源。也有学者指出,“结构”的概念不是结构主义所独有的,而是历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新批评把结构视为具体文学文本的属性;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把结构扩大为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属性;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批评,断然否认文本有客观存在或人为赋予的结构概念;卡勒在认同结构概念的同时,却将其归结为读者内化了的阅读理解程式(盛宁 1—14)。这里虽然梳理了“结构”概念的流变,但是,对语言学这一环节似乎无意的缺失,则削弱了其应有的理论力量。既然“结构”概念是挟裹它的语言学意义进入到文学研究中的,那么,只有遵循着这种思考方式,才可以使厘清这一概念的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就此而言,“结构”与“形式”(form)、“系统”(system)的理论源流,需要首先加以梳理。

“结构主义”一词的创用,不仅代替了“形式主义”这一源于对手带有贬义的批评而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同时也有助于在历史上和在实质上,把俄国形式主义和与之针锋相对的“学院式的形式主义”划清界限。至于“形式”与“结构”的概念关系,韦勒克曾详细评述过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内容/形式”两分法的见解。他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概念,是在否定传统的“内容/形式”两分法的基础上使用的,其实质是“对前审美材料的组织”;“形式”就是他们后来提出的“结构”概念(Wellek 128)。在俄国形式主义者这里,除去在与对手激烈的论争中所不可避免的口号性的夸张,“形式”概念已经“从传统的形式-内容类别中解脱出来,从形式作为外壳、作为可以倾倒液体(内容)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得到了一个新的整体的意义,“它不再是一种外壳,而是有活力的、具体的整体,它本身便具有内容,无须任何类比”(艾亨鲍姆 29、30)。这种意义显然为后来的“结构”概念奠定了基调。

当然,“结构”与“形式”在理论进展中还是逐渐产生了差别。卡勒曾经强调,“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包括一个明确的原则,即“相信任何系统的种种个别单位之具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俄国形式主义尽管“结构地”看待文学文本,但是“它并没有特别关心由于区别而存在的意义,而且,在其主要研究工作中,它也没有特别关心潜在于文学文本的种种‘深层’规则和结构”(《结构主义诗学》91、94)。也就是说,“结构”概念完全不是与“内容”相对立的“形式”概念的别名。在从“形式”到“结构”的小心翼翼的过渡性运用中,“结构”概念已经与“形式”概念产生了根本的断裂。脱胎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布拉格学派,也由此描绘出相对独立的理论面貌。

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的“结构”,更应该看作起源于《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系统”(汪火焰 508)。雅各布森、特尼亚诺夫的《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一文,明确肯定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系统”概念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把批评的对象作为系统中的“功能”(function)来考察时,批评才可能是科学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出现过“结构”一词,但是,仅仅运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构词法和句法层面,并没有上升到索绪尔对“系统”所赋予的语言哲学高度。因此,这里的“结构”也从根本上不同于雅各布森的“结构”。更何况起源只说明了来源,“系统”与“结构”在概念流变中尽管血脉相连,但不是完全等同的。在雅各布森那里,“结构”拥有至高无上的哲学地位。

佛克马、易布思指出,《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中使用的“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被当作“系统”的同义词。特尼亚诺夫此时仍喜欢使用“系统”一词。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苏联的一家杂志上,而雅各布森当时已经身在布拉格,所以,它可以看作是俄国形式主义成果的最后总结,也是捷克结构主义早期观点的表达(佛克马 易布思30)。虽然雅各布森在此后的文章中运用“结构”概念的时候,也一再使用“系统”一词,但细加分辨之下,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根本意义上的不同。彼得·考斯认为,作为抽象名词,“结构主义”与“结构”密切相关。“结构”概念自古有之。在拉丁文中,Structum一词是指“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结构主义的关注焦点,就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关系”。但他又特别强调了系统与结构的不同:系统指一套相互关联的实体结合而成的体系;结构更侧重“系统内部的整套关系”,这套关系既可以用抽象的逻辑形式予以概括,也能在系统运作中得到“象征性的体现”(Caw 1-5)。

如果说,雅各布森是“在系统的意义上谈论结构”(钱军 134),那么,他在运用“系统”概念的基础上,还提出“结构”的概念,是为了更加强调系统整体内各部分功能之间的相生互动关系。“系统”着重于强调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脱离了整体的部分就失去了差异的对立,也就不再具有意义。“结构”在关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同时,还强调整体中的各个部分由于功能负荷不同,即语言目的不同,所形成的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动态依赖关系;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部分发生了变化更加会牵动整体的转换。因此,索绪尔的“系统”是共时的、静态的语言现象之总和,雅各布森的“结构”更加强调的则是动态的、功能的语言整体。这是雅各布森的理论诉求始终带有动态转换特征的逻辑根源。

二、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

索绪尔归纳了结构语言学的四大法则,即所谓四项对立:共时/历时(synchronic/diachrony),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系统差异决定语义。其中,共时/历时的对立是最根本的一项。进入到共时系统本身之后,索绪尔理论的标志性对立,即语言/言语的对立,才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索绪尔理论的支点,共时/历时的提出,曾经推动语言学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总体系统。尽管索绪尔认识到,离开纯粹语音学的范围,维持共时/历时的绝对区分非常困难,但是,为了改变给历史许下过大地位的近代语言学,他坚持共时/历时的对立不容许有任何妥协,明确提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变化永远不会涉及整个系统,而只涉及它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只能在系统之外进行研究”(索绪尔 127)。简而言之,索绪尔就是从“共时”的角度,把语言定义为一个系统的。

雅各布森把索绪尔视为充分理解系统观对语言学重要意义的第一人,充分肯定“索绪尔的伟大功绩在于强调把语言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并且结合系统与其构成成分的关系进行研究”(Jakobson,The Time 166)。索绪尔曾经明确指出,“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索绪尔 151)。雅各布森继承了索绪尔的这一基本立场,并把索绪尔的两分法从他本人的音位学这一学术起点,贯彻到其功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雅各布森的“结构”与索绪尔的“系统”,在概念上的关联就体现在这里。但是,雅各布森同时强调索绪尔的理论需要很大修改。他从语言哲学的层面把索绪尔共时/历时的对立视作一种割裂,特别不遗余力地加以清理,指出“系统的概念和变化的概念,不仅可以相容共存,而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The Time 166)。雅各布森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1942年)一文中探讨了“语言作为一个功能系统”“语言的动态性质”(Jakobson,La Théorie 391-435)等问题,后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时间观,即“动态共时”(dynamic synchrony)观念(关子尹 100)。

在雅各布森看来,索绪尔混淆了两组不同的二分事物,“共时被错误地等同于静态,历时被错误地等同于动态”,因此,在索绪尔那里,“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统,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与系统不相干的变化”(Jakobson,Current 54)。这样,索绪尔主张的共时语言学,与运用历史的方法的新语法学派,就有了明晰的分野。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动态性的思想在对系统进行研究时被完全排除在外,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共时和历时“不是语言本身的两个平面,而是语言研究者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区分的两个研究平面。这样的区分固然大大促进了语言状态的描写与分析,加深了我们对语言系统性的了解,但也给解释语言状态带来一定的困难”(沈家煊 17)。针对这种从一极走向相反的另一极的理论逻辑,雅各布森提出,一方面,语言学研究必须从语言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变化,因为语言的共时系统几乎不能与语言变化分开——每一个共时系统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语言系统经历的这些变化都要接受结构主义的分析;另一方面,一种语言或语系历经百年乃至千年有哪些成分保持不变,这一静态问题也需要研究和解释——历时不能仅仅简化为语言动态的一面,即变化的历史过程(Current 54)。

依循这一逻辑,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一样,也隐含着共时与历时的协作关系。一方面,共时性的文学研究不能混同于静力学。对文学的每一发展阶段的描述,都是既要面临这一特定阶段的文学创作,也要处理这一阶段积极或被动保留下来的文学传统;既可以见到较富创新性的形式,也可以见到较为保守的形式;在这种新文学潮流中对古典作品的选择和重新解释,更是共时性的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一种较为全面的诗歌历史或语言史,乃是一种上层建筑,即建立于一系列连续进行的同时性描述基础上的建筑”(Linguistics 20)。也就是说,不管是对语言还是对文学进行历时性的研究,仅仅指向它们的“变化”就处理得太简单了,还应该指向它们的永恒连续的静态因素,即“在变量中寻找不变量”(钱军 265)。詹姆逊也曾提出,索绪尔语言学的共时/历时关系在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显得不合情理——“所谓不合情理指的是共时方法竟能对恰好是用以表现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和事情的形式提出如此丰富和如此有启发性的见解”(詹姆逊7)。如果从雅各布森的动态共时观出发来认识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合乎情理了。这其实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转换,即从索绪尔的双项对立方法论转换到雅各布森的双项交融方法论。如果说索绪尔强调的是一张纸所拥有的正反两个面之中的共时的一面,那么,雅各布森强调的则是拥有正反两个面的一张纸还是必须作为一张纸来看待。

这种既两分又交融的理论逻辑,也贯彻到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重新认识上,制约着他对语言的功能结构的认识。在《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1956年)一文中,雅各布森引申了他对索绪尔关于符号系统的双轴关系即横组合/纵聚合的认识,提出了语言的两极结构,即在语言行为中,隐喻方式和转喻方式二者必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他将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称为结合轴与选择轴,并且提出“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本质上是联想式的,根植于相似性的替换,探讨语言的纵向关系,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模式;“转喻”属于语言的结合轴,本质上是邻接性的,根植于邻接性的修辞和思想手段,探讨语言的横向关系,代表了语言的历时模式(Jakobson,Two Aspects 254-59)。那么,诗性功能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结合轴(Linguistic 27)。也就是说,诗性功能表现为把相似性添加于邻接性、把联想序列置入句段关系,语言的共时模式与历时模式得以交融,即潜存于纵向选择轴的隐喻出现在它原本不存在的横向结合轴,置入到转喻之中。动态共时的语言时间观,也由此体现为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

雅各布森特别注意到,隐喻和转喻是同时存在于广泛的文学活动乃至语言行为之中的。任何转喻,都具有隐喻的特征;任何隐喻,又都带着转喻的色彩——尽管在文类方面,抒情诗歌更密切地与隐喻相关联,史诗更密切地与转喻相关联;在文学思潮方面,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更密切地与隐喻相关联,现实主义更密切地与转喻相关联。但是,在文学研究中,这种事实上的两极交融,却被人为割裂的、单极的框架所取代,而且现实主义与转喻的密切关系,通常没有被注意到,隐喻研究也远远优于转喻研究。他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研究者的手段,而且也是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诗歌的缘故。因此,雅各布森分析的文学作品虽然以抒情诗歌为主,但同时也关注到史诗、散文、戏剧、小说、民间故事等。无论是隐喻为主导包含转喻,还是转喻为主导包含隐喻,或者称之为“隐喻的转喻化”“转喻的隐喻化”(季广茂 78),隐喻和转喻总是交融为一体的。

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无论从他的学术历程还是从他的理论逻辑来看,都可以溯源到他对音位学的缜密研究。作为结构主义音位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明确地把音位学视为语言研究的示范科学(model science)。这种研究本身就着眼于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接面。他对于诗歌研究的格外关注,也因此显得很自然。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文学的全景。他曾从隐喻/转喻的理论出发,把文学传统分为两种:一种是“浪漫性—诗性—隐喻性的传统”,一种是“现实性—散文性—转喻性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White 33)。对雅各布森而言,诗性虽然是诗歌的、隐喻的、浪漫主义的,但是,诗性功能却表现为语言艺术的全部功能的一个方面,也是所有语言活动方式的一部分,不能被简单地限定于诗歌这一种文类。也就是说,“任何把诗的功能领域归结为诗或是把诗归结为诗性功能的企图,都是虚幻的和过于简单化的。诗性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它只是语言艺术的占支配地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功能,而在其他语言活动中,它是从属的、辅助的成分。这种功能,增强了符号的明显性,加剧了符号和对象的基本对垒。因此,语言学在探讨诗性功能时,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诗歌的范围”(Linguistics 25)。那么,当诗性功能上升到比任何与其竞争的功能更高的地位时,即诗性功能占据主导地位时,文学性也就产生了。

三、文学性:以诗性功能为主导

雅各布森论“主导”(dominant),是他的结构观最早的自觉表现。他从系统的意义上谈论的结构,就是出于一种以主导为统辖的多功能、多层级、多价值整体论(杨建国 67)。他明确提出,“对主导可以这样下定义:一件艺术品的核心成分,它支配、决定和变更其余成分。正是主导保证了结构的完整性”(Jakobson,The Dominant 751)。在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视野中,结构是由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要素共时性地构成的。每个特定的要素在功能上,与结构中的其他要素相比,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该要素所具有的共时性。与此同时,这个共时功能又是从它的许多不同的、可能的应用中选取出来的,即从该要素的历时功能中选取出来的。另外,结构中的诸多要素,总会有一个要素的功能居于主导,共时性地制约其他要素及其功能;这种主导与从属的相互关系,会因语言目的的不同而历时性地转换。共时/历时的这种双项交融,赋予结构以动态的特征。雅各布森的功能结构观,强调的是开放的多功能性,而不是封闭的单一功能;强调的是诗性功能的主导性,而不是文学语言的独立性。运用雅各布森的主导思想来进行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弥合了历时性研究方法和共时性研究方法之间的分歧(田星 16)。

雅各布森强调“必须对语言的所有功能进行研究”(Jakobson,Metalanguage 113),为此要调查语言交际行为所具有的六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它们各自形成了语言的一种特殊功能。他后来在《语言学与诗学》(1958年)一文中再次加以阐发,建构了语言交际行为的功能结构,并强调语言的六种功能各有不同的运作重点,它们分别覆盖不同的语言现象,但整体上又是守恒的和互相依存的。其中,“信息”这一要素对应的就是语言的“诗性功能”,其特征是语言以自身为目的,具有“指向信息本身和仅仅是为了获得信息的倾向”(Linguistics 25)。对雅各布森来说,语言不是静态的、抽象的系统,而是动态的、功能的结构。语言的这种自我指涉现象,是整个语言交际行为中一种特定的功能等级序列造成的。他把文学活动也看作是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信息传达过程。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其他语言行为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而是同一功能结构中主导地位的转换。雅各布森坚持把诗性功能置于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语言艺术的标志就是,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诗性功能占据决定性的位置。这就是雅各布森的“主导”思想。

也就是说,雅各布森的“文学性”,并不是仅仅等同于“诗性”,而是“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占据“主导”的、语言六大功能同时都具备并彼此相生互动的语言艺术的特质。任何功能在结构中都不是单纯的在场和缺席,而是彼此处于动态依赖的关系之中。对于诗性功能而言,如果它不是参照了结构中其他功能的印迹,就不能作为一种主导功能而产生作用。这种文学性强调:一方面,文学不可能是与外部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语言独立自足体,在其间始终有社会、历史和文化之维在发挥作用,其意义总是受到它们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之为文学,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历史或文化的因素,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完全有权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要理解文学,就必须以这些形式特征为研究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形式的研究和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张隆溪 88)。看一个文本是否属于文学作品,关键是看“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判断这一“主导”的参数,不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还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

与其他功能占据主导不同,语言的诗性功能占据了主导时,“语言是作为自身,而不是作为‘别的事物’的透明而及物的介质被感知的”,“这就是只把语词作为语词,而不把它作为被指称事物的替身或感情的爆发来对待”(托多罗夫 373、372)。语言的这种不及物性,即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只是语言发挥其诗性功能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换言之,只有语言发挥其诗性功能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语言的自我指涉性。与此同时,语言的其他五种功能也潜伏着发挥作用,尤其是雅各布森特别关注的与诗性功能直接相关的指涉功能,使得语言不会脱离它所处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从双项交融的方法论出发,文学性/非文学性即语言的内指涉功能/外指涉功能的两分,也交融在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对于那种指责俄国形式主义乃至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无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雅各布森曾经提出抗议:“无论是特尼亚诺夫、穆卡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还是我,我们只主张艺术本身是自足的;相反,我们也指出艺术是社会建筑的一部分,是同其他部分相互关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托多罗夫 375)。

因此,语言的诗性功能占据主导,并非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置身于这种功能结构中的“诗性功能”,可以选择从静态或动态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静态的角度看,具有“诗性功能”的信息不会与任何语境发生联系,不会在实际交际中起作用。但是,雅各布森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具有“诗性功能”的信息就会与具体语境相关联,文学的外部世界被囊括进文学本身。更何况,功能本来就是结构在对外部世界进行适应时起作用的。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文学演变的内在性质以及这些演变与文学价值体系的密切关系,必然隐含着文学历时与共时的协作关系”,对于以系统为前提条件的变化、变化的系统性,即“系统的系统”进行更加广阔的结构分析,也会有助于解释文学与文化情景中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相关关系(The Time 169-70)。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雅各布森的结构观,是一种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他批判地接受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进一步开掘了功能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总体上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功能主义的核心,就是语言具有目的性。

四、文学性:在结构之中

置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以及学院派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教哲学批评、直觉主义批评这四大文学理论批评盛行的语境中(江飞 111),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是为了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独立和自律,使“文学科学”走上“科学化”轨道。但是,对这一范畴的阐释和发展必然要考虑它所从出的语言学场域,并上升到语言哲学的层面加以理解。

“文学性”是一个极具理论张力的概念。作为一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首先关注到了“文学性”在语言层面的表现,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当他强调追求“文学性”就是要对普通语言进行有组织的违反时,这一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而来的违反就会涉及到声音结构、韵律句法、语意三个领域(杰弗森 罗比 21—22)。如果对这三个领域有所删削,就会有损于对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的理解。必须再次强调的是,雅各布森并不认为文学性只是文学语言所具有的特性,或者说,文学性仅仅表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这一层面上。

“文学性”,应该是一个指称文学属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因此,首先不能把“文学性”等同于文学语言本身,或者等同于文学本身。更严格地讲,它不只是一个性质概念,而且是一个关系概念。文学和文学研究坚守“文学性”,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等诸多关系,而沉溺于纯文学的象牙塔中。“文学性”应该是指,诗性功能在文学文本中的主导地位是始终不变化的,而不是指文学性的内涵以及外延具有始终不变的超历史性和超文化性。其次,“文学性”不是文学的一种独立的本质,而是处在一种关系结构中的本质。从“文学性”作为一个性质概念来看,对于“文学性”的阐释应该具有共时性,应该力图寻找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且区别于非文学的根本;从“文学性”作为一个关系概念来看,对于“文学性”的阐释应该具有动态性,应该呈现出作为主导的诗性功能与其他功能的相生互动。这样的“文学性”,也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突破自律与他律的割裂的理论逻辑。再次,对于文学而言,“文学性”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过程和目的,是文学力求实现其以诗性功能为主导的努力。

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呈现在“文学性”与其他诸种“非文学性”的两分与交融之中。当诗性功能在语言中居于主导地位,语言行为具有的就是“文学性”,这种语言行为的结果也就是文学,但语言的其他五种功能依然会在其中潜伏和运作。当诗性功能在语言中不是居于主导地位,而是语言的其他功能居于主导地位时,语言行为具有的就是“非文学性”,这种语言行为的结果也就不是文学,但其中依然会有诗性功能的潜伏和运作。只是雅各布森对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与主导功能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在理论上语焉不详。严格地说,雅各布森还没能完全脱离对诗性功能进行阐述的编目阶段(佛克马 易布思 83)。从语言功能结构的编目阶段转换到建构其等级化区分的动态运作,尚有很大的理论开掘空间。这里返观雅各布森的“结构”中的“文学性”,既不是为了所谓正本清源地解决一切问题,也不是无原则地调和理论分歧,而是力图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加以借鉴。这样,关于“文学性”的文艺学论争,就至少可以从其范畴的语言学起点上加以思考,也必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什么是文学性”,从而惠及对于“什么是文学”的回答。

注释[Notes]

①这一观点出自赵毅衡为其编选的《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写的“编者按”,题为《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

② 雅各布森的《现代俄国诗歌》 ( Новейшая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是用俄语写成的,1921年于布拉格出版了单行本,后来收入《雅各布森选集》第五卷(Selected Writings V:On Verse,Its Masters and Explorers)。

③本文原为程代熙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5年9月于北戴河举办的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上的讲稿。

④这一梳理出自盛宁为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1991年)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前言”,题为《阐释批评的超越——结构主义诗学论》,篇末注明写于1988年3月。

⑤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结构”一词出现了8次。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81、239、241、243、250、261、299 页。

⑥这里的引文部分为《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一文的中译本小标题,是译者概括出来的雅各布森的观点。参见[美]罗曼·雅各布森:《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载《雅柯布森文集》第8、35页。

⑦《隐喻和转喻的两极》(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是雅各布森《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一文的第五部分。

⑧德国语言哲学家布勒曾经提出语言的三功能说,1934年在《语言理论》中,明确为语言具有表达、意动、表现三种功能。这对雅各布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雅各布森最初提出的是文学语言的三功能说,即诗性功能、表情功能、实用功能,并在前者和后两者之间建立了二元关系。后来,由于发现实用语言中也存在诗性功能,又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六功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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