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文

内容摘要：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不仅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共苏区的发展状况，而且精心地描写了红军指战员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共性描写与个性描写、重要人物描写与普通人物描写、特定场景表现与细节描写、客观人物描写与作者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刻画了红军指战员的生活状态、战斗意志与内心情感，展现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真实的生活面貌和崇高的家国情怀。

关键词：《西行漫记》 无产者的真实 革命者的情怀 人物描写技法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根据其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苏区进行实地采访时的见闻撰写的一部纪实性作品。在这部具有杰出历史文献价值的新闻作品中，作者客观而又真实地报道了苏区的发展状况，介绍并解读了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与政策，同时也精心地刻画了红军领袖、高级将领、红军战士的生活状态、战斗意志与内心情感。在斯诺所描绘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里，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些既是“无产者”又是“革命者”的红军形象。

一

自1927年中共在湘赣边界创建井冈山苏区至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对红色区域一直实行严密封锁。正如斯诺所言：“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在严密封锁状态下，斯诺对苏区的了解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同盟者，它们对红军的实力作了很多夸大的宣传。二是中外反共报刊，这些国民党控制的宣传机器和有偏见的西方学者，不是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成嗜杀成性的“新式流寇”、“半疯的狂热分子”、“匪徒”，就是不断宣布中共领袖的噩耗，甚至干脆否认红军和苏维埃的存在。三是各种外界的传说，把共产党人描绘成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流寇残匪，说红军经常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抢劫，实行妇女国有化的“共妻”政策，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匪夷所思的信息令斯诺感慨不已：“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在去苏区之前，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真实状况知之甚微，他甚至也和很多西方人一样，把中国苏维埃发展看成是因极端贫困而导致的农民暴动，他对这些无产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但都是负面的印象。有时，他会天真地揣测这些无产者“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对于斯诺来说，苏区这个神秘的区域里，有着那么多悬而未决的疑问等待他去探询答案，而这些问题不仅是斯诺想知道，也是所有西方人和国统区的人都想知道的。斯诺实在是个英勇无畏的记者，他说：“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他怀着殉道者的精神踏上了他自己也无法预见而事实上却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中国西北之旅。

二

正是这次西北之旅，粉碎了国民党九年来对苏区的新闻封锁，也不攻自破地还原了国民党精心炮制的各种谣言的真相，让整个世界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斯诺在采访中发现，红军的来源是复杂的，各種阶级背景的都有，但毫无疑问以农民和工人为主，比例占到96%，而当他们加入红军之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不管是红军领袖、高级将领，还是红色战士。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译本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斯诺说他所做的只是把他的所见所闻“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从这个意义来说，斯诺对红军的报道是客观真实的。这些真实体现在：

这些无产者，他们共同的命运是真实的。毛泽东的的妻子和妹妹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朱德的前一任妻子也被国民党杀害了，第一个儿子下落不明，他的全部财产被国民党没收。徐海东一个家族66个人都被国民党杀了，他的妻子被白军卖给一个商人做小老婆。徐海东告诉吃惊的斯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红军指挥员有着这样悲苦的命运，大多数的红色战士也都有相同的经历。在对红军战士的采访中，斯诺发现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家庭的苦难与人生的悲剧，他们或是要挣脱贫困，或是要逃脱奴役，或是要复仇，或是要打地主和帝国主义。他们的生活遭遇反映出旧中国人民在国难下最真实的一面。斯诺也明白了红军为什么被“围剿”了十年，却越剿越多的原因了。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导致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起来送到城市卖去做学徒或童工，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卖到工厂里做包身工或做妓女。他们被卖掉时还被当作是“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孤儿”。

这些无产者，他们的生活是真实的。苏区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从红军领袖到普通战士，他们穿的服装是一样的，都是土布制服加上两条红领章，他们的伙食也是一样，都吃着同样的粗茶淡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所住的地方都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唯一可看作奢侈品的是毛、周都有一顶坟帐，而彭德怀有一件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红军领袖每天工作通常都是十四五个小时，战士们每天不是打仗就是忙于训练、学习。红军指挥员和士兵没有正规薪饷，只有些许补贴。他们在地位上没有等差，相互间不拘形式自由地往来，甚至开玩笑或为打牌打球而争执。他们在斯诺面前毫无掩饰，言行与平时一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随意地松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这个被蒋介石悬赏25万元首级的人光着头走在街上，随意地和行人谈笑，看戏时，毫不起眼地坐在士兵与农民中间。

这些无产者，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周恩来告诉刚踏入苏区的斯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拍照、收集材料或访问谈话都不加限制。这种不加任何限制的访问令斯诺感到惊奇和怀疑，甚至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因为一个新闻记者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在除苏区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度都是无法想象的。红色中国是不需要隐藏自己秘密的，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他们有阶级感情，充满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与老百姓是血浓于水的关系，看到老百姓被屠杀都哀叹流泪。他们对待自己的同志如同家人，刘志丹牺牲后留下一个6岁的男孩，红军为这个孩子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红区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

共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相濡以沫的生活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真挚朴素的阶级感情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斯诺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红军真实的生活状态与内心情感，让世人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三

这些无产者虽然有着苦难的经历、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乐观自信，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幕幕感人至深的革命者家国情怀。

他们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热情与希望。年轻战士喜欢唱歌，而且唱的很好。他们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甚至还喜欢打扑克。他们喜欢观看戏剧演出，虽然这些演出谈不上什么艺术，仅是政治与军事宣传。在前往战场的路上，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调皮的猴子、蓝灰色的鸽子、白色的兔子，甚至是小耗子一起走。这样的行军让斯诺怀疑，这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还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红军领袖也是如此。看到一只扑火的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毛泽东夫妇高兴地叫起来，甚至打开一本书，把飞蛾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让斯诺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他们从红军领袖到普通战士，都有着强烈的个人尊严。斯诺在传述毛泽东的时候，两次提到他的个人自尊，很多红军高级将领为了尊严不愿意叙述过去的苦难，许多战士为了尊严不愿意回忆哪些在战场上惨烈死去的战友与被屠杀的百姓。即使是红小鬼，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不愿被人称“喂”，希望别人叫他们“同志”。李克农的通信员向季邦甚至正告斯诺并希望得到保证，对外报道时不能写错他的名字。但高度的个人自尊不是他们唯一的性格，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一个没有自尊的民族是个可怜的民族，但他们不是这样，斯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他们热爱真理，追求真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的思想经历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还曾经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但这些思想和主义都救不了中国，直到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红色政权的其它领导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都经历过相同的人生历程。

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当作自己奋斗目标。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希望用革命的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他们反封建反军阀，希望通过民主革命来创建新的社会秩序。他们奉行国家至上的原则，面对外敌入侵，他们愿意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不远千里奔赴苏区，投入革命的洪流。

他们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他们把党的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当作自己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斯诺在苏区没有看到过战士之间有酗酒或打架的事情，没有发现各级领导层之间有军政势力的斗争。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但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贺龙从旧军阀阵营过来而且性格急躁，但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刘志丹被冤屈解除了一切职务，但都默默地接受了。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们从来不拿老百姓的东西，用老百姓的东西都是照价付钱。

他们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斯诺在采访中发现，抢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战士都是自告奋勇的志愿者，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红军的胜利。斯诺还发现红军的指挥员伤亡率很高，因为他们向来都与士兵并肩作战。在苏区斯诺看到许多“证据”，他们丟了一只胳臂或一条腿，或者手指被打掉，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但他们对于革命依然是充满激情。

斯诺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了不起的个人素养与崇高的家国情怀。他们坚定、执着、深沉、无畏，他们从不向敌人、自然、上帝或死亡认输，在他们的身上永远洋溢着充满乐观、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四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贴近历史与真实，以如椽之笔描写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真实生活与崇高情怀，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书中人物众多，个性也各不相同，斯诺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是讲究一定技法的。

一是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正面描写就是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对人物进行描写，并以此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对这些正面接触的人物，斯诺通过对他们的精心采访、深入交谈，甚至深入其工作之中进行观察了解，然后对他们的肖像、语言、行动、神态、家庭出身、人生经历、个人情感、生活习性、政治品质等方方面面进行详细的刻画与描绘，给读者留下清晰、深刻、生动的印象。斯诺对从未谋面的朱德、贺龙、刘志丹等人，则是采用侧面的、间接的方式进行描写，就是通过他人之口对他们进行描绘。因为间接描写中想象多于直观，所以这几个人在斯诺的笔下更富有传奇色彩。他写朱德貌不惊人，“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一样”，民间传说他有各种各样的本领，能够看到百里之外、能够上天飞行、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刀枪不入，还能死而复活。写贺龙“像老虎一样强壮有力”，勇敢无畏，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一个苏区。虽然接受教育不多，但口才很好，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写刘志丹是“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他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充满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这种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让斯诺能够多方位地展示这些历史人物的性格内涵与精神风貌。

二是将共性描写与个性描写相结合。斯诺对这些历史人物刻画，既能抓住他们的共性特征，同时也突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如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描写，斯诺写他们都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经历相似，都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都过着简朴平易的生活，这是他们的共性特征。但从个性上来说，他们显然是各不相同的。在斯诺看来，毛“有幽默感，喜欢憨笑”，有“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能够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个人习惯与外表落拓不羁”。而周又是另一种表现，“头脑冷静”，“态度温和”，“谈吐缓慢安详”，“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显然，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对于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这几位“战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都是令白军闻风丧胆的人，首级赏格都是十万银元，但他们的个性与经历是不同的。林彪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黄埔军校毕业，性格上不苟言笑，虽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受过伤。彭德怀穷苦农民出身，在性格上是个“愉快爱笑的人”，“又能吃苦耐劳”，特别喜欢孩子。徐海东是窑工出身，一个吃“苦力”的人，所以他是“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因为掉了两颗门牙，所以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他曾负伤8次，身上伤痕累累。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使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

三是将重要人物描写与普通人物描写相结合。杰出的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没有普遍人的支持拥戴，历史是无法向前推进的。毛泽东、彭德怀在和斯诺交谈时，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力量，更是数十万红军战士浴血奋战换来的。斯诺对此非常认同，所以他在对这些重要人物进行传述的同时，也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对红军中下级指挥员及普通战士进行真切感人的描写。如在红军大学演讲时向斯诺提出各种问题的红军营连级指挥员，在政治课上争先恐后地向斯诺解释为什么参加红军以及红军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拥护的战士，敢向彭德怀查路条又具有强烈自尊的红小鬼，等等。斯诺对这些普通人物进行报道时，甚至不清楚他们的名字，而且着墨也不多，但均栩栩如生、真实感人。斯诺也正是通过对这群至上而下不同层面人物的情感、经历的描绘，形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个丰富的横断面，向世人全面展现西北苏区的人物风貌。

四是将特定场景表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在斯诺看来，这些革命者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和苏区这个特殊环境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斯诺在刻画这些人物时，能将人物置于特定的场景中，通过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烘托，再结合具体的细节描写，让读者能感受到现场气氛，触摸到人物灵魂。如对邓发将军的描写，就是把他放在到处追缉他的敌营中心这个特定场景中，然后通过对他闪闪发光的眼睛、青銅色脸上的笑容、象铁爪子似的手、行动有如黑豹等细节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位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机警、敏捷、冷静、强悍而又无畏的传奇形象。苏区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对群众也不收税，在经济上是如何维持下来的？掌管苏区财权的林祖涵给了斯诺一个完美的答案。正因为在这特定的背景下，斯诺对这个“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林祖涵的细节描写才愈发令人动容。正是这些真实的场景表现和精心的细节描写相结合，才让斯诺笔下的人物事迹显得更有说服力与感染力。

五是将客观的人物描写与作者主观的评价相结合。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大多数人进行描绘的素材既不是报刊载录，也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来源于自己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斯诺在运用这些材料时，也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根据报道的事实和角度进行选择，然后加以组织，并依据事实对人物印象作出主观的评价。他用数万字传述毛泽东，并发掘出毛的所有闪光点，但却评述说：“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斯诺认为毛的异乎常人之处在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迫切要求作了综合与表达”。对朱德也有类似的评说，他说“朱德不是圣人”，也“决不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这血看做是外科医生的血还是刽子手的血，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观、宗教、成见或同情心了”。这些理性的评价不仅具有思辨的哲理，也表明了作者的倾向，更让人物形象鲜活可感。

《西行漫记》之所以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其影响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于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尤其体现在人物的描写方面。人类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西北苏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也是由红军创造的。斯诺目光敏锐，他紧紧抓住创建苏区的红军指战员这个群体，以高超的写作才能，客观、真实、生动而又富有人情味地刻画了这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展现了这片红色世界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他们所创立的惊世功业。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文中所有引文皆本于此书.

[2]尹均生.《西行漫记》──跨越时空的划时代巨著──纪念《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J].理论月刊.1998（01）.

[3]李杨.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论斯诺《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J].天津社会科学.2015（05）.

[4]冯结兰.《西行漫记》的叙事艺术[J].南方文坛.2013（02）.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