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楚桥，男。广东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六届网络作家班学员、广东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作品曾获全国首届鲲鹏文学报告文学一等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深圳第五届青年文学奖、第十届《作品》奖等奖项。小说多次被《文学教育》《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并入选《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5-2006年广东小说精选》《2007-2008年广东小说精选》《深圳读本》《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等多种文学选本。部分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观生》《幸福咒》。

周 聪：楚桥兄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兄聊聊。首先请兄介绍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我一直固执地相信，一个写作者的童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是一个作家作品的“发源地”和精神坐标。顺便请兄谈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吧？我知道这也许是一条充满忐忑与乐趣的“不归路”。（笑）

曾楚桥：做过好多次访谈，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关于童年的问题。周兄是第一个。对于我来说，童年是个有点沉重的话题。我写作也有些年头了，我从来没有写过我的童年。那是我最后的一块自留地。

我生于粤西，与广西交界。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地方的特色，但这地方的人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横蛮。足够的横蛮，完全不讲一丁点儿道理的横蛮。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父亲总是动不动就揍我母亲。父亲打人似乎从来不需要理由。打得最狼的一次（注意，狼不是别字，我们那里说狠，就是说狼。），我母亲觉得活不下去了，半夜里摸到柴房企图上吊自杀。很奇怪，在习以为常的事情中，偏偏那一晚我就感觉到了不平常。才七岁的我一直没有睡，留意着母亲的一举一动。也幸亏有我，我母亲才没有死成，我去摇醒父亲，父亲拿了把柴刀冲到柴房，砍断了绳子后，这个横蛮的汉子竟又回去睡觉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她只是一抱着我，一遍一遍地摸着我的小脸，她的眼泪也许是流干了。

第二天她带着我离家出走，去了邻县，这里有她的一个闺蜜。从此，我在这里生活里整整6年。度过我童年生活里最孤独的时光。我不知道这段时光是否给我后来的写作带来影响，但在文本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丝的孤独和绝望来。我至今不知道母亲为何要带上我，在兄弟姐妹五个人中，我其实是最顽皮的一个。因为顽皮，我也是给母亲打得多的一个。我父亲其实很溺爱我们，他从来不打我们，每次母亲要打我，他都再三叮嘱要等我吃过晚饭后再打。等吃过晚饭，我一有机会就溜之大吉。母亲是从来不记旧账的，今天没打上，明天她就不打我了。母亲没有读过书。也没怎么见她看过书和报纸，但很奇怪，她能写得出我的名字来。父亲倒是读过两年初中，在村里算是粗通文墨，四大名著里除《红楼梦》，其他都读过。我上初中之后，父亲给我和弟弟立了个规矩，凡在看书写字的，可以不干农活。父亲敢这么立规矩，是因为家里的劳动力不少，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简直心里狂喜，像头猎狗一样四处找书看，不管什么书，摸到手就没头没脑地看一气。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读的金庸，当年唯一的理想是当一名大侠，身负绝世武功，行侠仗义，铲平世间一切黑恶。

老实说，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那时候的阅读只是为了偷懒，不用干农活。父亲也许从来没想到，他当年给我和弟弟立下的这个规矩，在若干年后，导致他的儿子竟然成了名写作者。种瓜得豆可为一例。

我真正开始写作是到深圳打工后才开始的。工厂里的不平事数不胜数，对年轻气盛的我来说，十分不爽，总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冲动。然而我知道光靠拳头是不行的，于是拿起笔来，企图通过手里的笔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远没想到写作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写作，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很难想象。事实是，写作是没有任何解药的毒药，它诱使我走上如周兄所说的不归之路。

周 聪：听完兄的讲述，我觉得是生活将兄“逼”到了写作这条路上，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谈及兄的小说，我更愿从短篇小说《灰色马》开始，这篇颇具象征意味和神秘色彩的小说是我至今仍然反复阅读的作品，我尤其喜欢文本中弥漫的一种阴暗和不确定的气息，这些不确定性诱导了松子和其他人物情绪的躁动，后来，我还读过李遇春老师写的短评《身份的迷茫——评曾楚桥的<灰色马>》，能否请兄讲讲这篇小说是如何“诞生”的？换句话说，当初写这个短篇是出于何种表达诉求？

曾楚桥：1999年，我住在深圳关外的一个荔枝林里，房子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极其简陋的沥青棚。也有个别用铁皮。我那时候最小的儿子也已经四岁了，我找不到工厂上班，只好弄了辆二手的嘉陵摩托车搞出租，这在深圳属于非法营运。除了交警，还有派出所，治安联防队和城管都可以抓我们。抓到就罚款，轻则几百块，重则一千多。我为此还写过一个小说，叫《马林的仇恨》。风流底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但该有的都有。我大部分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风流底。有人问我，取这地名有啥含义，其实这是我家乡话，底是音译，意思就是风流到顶了。在实际的使用语境中，往往又是相反的，带有贴地风流的意思。《灰色马》写的就是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那时候深圳的关外，其实挺乱的。荔枝林里就更乱，什么人都有，龙蛇混杂。大量的外来人口充塞在城中村里，很少有出租屋空上一个星期的。个别头脑灵活的本地人见缝插针地在荔枝林里搭起大量简易的沥青棚，用于出租。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们就住在这样的棚子里。我白天开车拉客，晚上回到沥青棚，等孩子睡熟后开始我的写作。在《灰色马》之前，我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有工厂生活，又有浓厚的底层烟火气息。事实上，那时候我还没真正见过马。我家乡没有人养马。住到荔枝林里不久，房东不知从哪里买回来一匹灰色马。我两个儿子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匹马。小家伙有事没事总要去看看，隔着铁丝网，一看就能看上一个上午。大儿子已经到了上學的年龄了，我正为儿子读书的问题伤透了脑筋。我知道根本进入不了公立学校。母亲只好从老家来带他们回去念书。如此又过了好几年，我仍然还记着儿子们隔着铁丝网看马的眼神，在某天早晨，这情景突然就像一根针刺入了我的神经中。当我写下小说的第一句话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这是我曾经熟悉的生活。至于小说中的隐喻和象征，其实是无意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用什么手法去写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和我的孩子们，大概也就只能在想象中过把瘾而已。

周 聪：在一些评论兄作品的文字中，我留意到不少人将兄贴上了“打工作家”的标签。比如雷达说：“曾楚桥是一位出色的打工作家，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作家。”这话就有点暧昧。还有不少媒体为了宣传的需要，推广“打工作家”这一群体，也将兄纳入他们的行列。事实上，我十分反感此类贴标签的行为。因为每个作家的写作各有特色，不论从题材、语言、叙事方式，还是精神内涵，大都有各自的艺术追求。对于强行被归入“打工作家”而言，兄是如何看待的？或者进一步说，作为一个书写底层的“打工作家”时，兄对底层生存状况、底层的话语方式、底层的思维模式等是如何进行提炼和艺术处理的？这可能是从小说创作的技术层面的刁难之问，哈哈，还是请兄结合一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与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曾楚桥：我不反感批评家把我归入打工作家的行列。我的而且确就是个打工作家。用别的什么称谓，比如眼下的劳动者作家都显得不伦不类。打工这个词源于香港。最为熟悉的歌词有香港歌星许冠杰唱的：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前面这句翻译起来就是：我们这班打工仔。是的，我地呢班打工作家，身处时代的大洪流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

在2006之前，我的小说基本上反映的都是打工生活。何谓打工生活？其实就是工厂生活。比如写字楼里的尔虞我诈，流水线上的相互倾轧诸如此类。题材是相对狭窄的。对我来说，题材并不是问题，即便是工厂生活，也能产生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作品。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反感，但不代表我乐意当一个打工作家。因为我不想打工，我想当一名自由作家。在工厂里上过班的人，估计都无法抑止对自由的向往。我也是如此。因此，在2006年丢了工作之后，我和王十月等几个打工作家，在宝安的三十一区，租了房子开始自由写作的生活。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仲生》。这个小说也许在技术上并不成熟，但有我自己的身影。也因此，即便隔了十几年，重读它，我仍然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没试过居无定所的人，是很难想象小说中所反映的生活。深圳以它极为独特的方式去接纳这些底层人。在千千万万的仲生之中，小说中的仲生又是独特的。他的想法可能有极大的一部分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要找一个人来替我说话。仲生就撞到我的枪口上来了。这种对自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仲生那里或者说在我这里是如此低微，低微到他只想找个地方洗一次澡。即便这样，仲生也得不到。那一刻，他内心是如何的狼奔豕突？我想说出的部分，其实并不复杂，人活着，是需要点面子的。仲生也一样，他需要有点儿尊严地活着，如此而已。

周 聪：不可否认，打工的经历确实让兄的作品更加真实和厚重了。《失语》应该是兄比较别致的短篇了，它容易让我想起《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乡》等所谓的历史题材的小说。这个小说写的是北宋理学家张载临终前的故事，小说中的风流底市警察——“我”，这一视角融入了现代人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增加了小说的张力。写这个小说时，兄是如何处理小说的叙事时间问题的？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题材小说的真实性及其与当下的关联性一旦没处理好，就容易滋生许多问题。

曾楚桥：我看过陈翔鹤写的《陶渊明写挽歌》，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三十一区时，我也模仿它写了一个小说，标题叫《王十月写秋风辞》。这是向陈先生致敬之作。我把我们在宝安三十一区自由写作这段生活真真假假地写到了小说中。王十月的《秋风辞》还没有发表，我的却抢先发了出来。小说未发之前，我给十月看过，他觉得还不错。我没想到的是，在发表时，编辑把标题改为了《秋风辞》，和王十月的一样了。为此，我还颇觉得有点儿失落。在开始写作《失语》时，我并没有想到结尾。小说写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处，张载和管家发生冲突时，我才发现，我在以上帝的视角去俯视着这一切。作为一个叙事人，和文中的我，其实已经是一个人了。我必须赋予叙事人一个角色，让他去帮张载解决这眼前的困境。

我曾目睹过太多的车祸现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记忆，车祸发生后，车主们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各自拿出电话来，他们不是报警，而是呼朋引伴以壯声势。这时候警察是缺失的。《失语》中，警察的出现，我也知道是突兀的，但我固执地认为，这个时候警察就不应该缺席，他就是为调解而来的。但由此带来的困难却显而易见。我应该如何收尾？我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整篇小说就不成立了。我最先想到的是穿越，但一个警察在执勤过程中，瞌睡一会就穿越到了大宋，还带着他的手枪，似乎也难以服众。只有黄粱一梦才是最为合理的解释。同时也符合我对世界的一贯看法。至于我对世界有啥看法，我想熟悉我的读者，光看作品，便一目了然。（笑）

周 聪：谢谢兄诚恳地回答，让我对《失语》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在《幸福咒》的《后记》中，我读到兄在中学时代曾使用“黑暗”话来写作，这种诸如“黑暗”“咁”“咁犀利”等粤西山区方言在我看来是十分有趣的，不论是从发音还是词义，都给趋于规范化的普通话写作注入了一些活力。我注意到一种现象，自老舍、汪曾祺后，操普通话写作的作家，可以拿出来作为语言范本研究的，寥若晨星。我好奇的是，兄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是否会有意加入一些地方语言的成分？这也是我的一点私心。（笑）

曾楚桥：今年发在《文学港》，《小说选刊》第9期选载的《晒马》就是用“黑暗”话写作的一个小说。作为一个广东作家，对这片生我育我的土地，我总觉得于心有愧。在《晒马》之前，我没有一篇小说是有广东味道的。这些小说，故事放到全国任何地方，也都可以。在批评家把打工文学这顶帽子戴到我头上时，我的头皮是发痒的。这种自然的过敏反应，证之于我的写作，我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我总是在出其不意中，逃离打工现场。我孤身一人，在黑暗的城市街道上四处游荡。我没有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归宿。《晒马》肯定不是结束，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在黑暗中，给我亮了一盏灯。也许从此之后，广东味道就真的为人熟知了。

周 聪：我也相信《晒马》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笑）“从《规矩》开始，曾楚桥就在写他的现代聊斋。”王十月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兄与蒲松龄异同的，十月兄也看得相当准确，我的问题是，兄如何看待《聊斋志异》这部书？在学生时代，我认真读过几卷《聊斋志异》，人民文学插图版，对其中《婴宁》《耳中人》《青凤》等篇目记忆犹新。能否借此机会，请兄推荐几本兄的枕边书，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的枕边书才是进入作家灵魂深处最有效的“密钥”。

曾楚桥：《聊斋志异》肯定是中国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前无古人，也许后亦无来者。我读中学时，我记得语文课本中就选有《促织》。在短短的一千多字里，读来更是起伏跌宕，跳跃腾挪，真可谓有百般武艺，令人叹为观止。我原来放在枕边的，曾经有它。后来不知道给哪个侄女顺走了。一直没有买回来。类似的晚清笔记体小说，我还有上下两集的《夜雨秋灯录》，作者是晚清光绪年间的宣鼎。穷困一生的宣鼎四十岁生日时才开始写作。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其笔致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以我所见，鬼狐稀而粉黛盛亦无不可，其成就一点儿也不低。遗憾的是，两本秋灯录，也只余一本。偶尔翻翻，为之心惊的不是鬼狐之事，而是作者本人。由此想到千千万万的底层写者作，他们的境况又会好到哪里呢？

说到枕边书，有三本书是我经常看的，一是《汪曾祺自选集》，二是《海明威精选集》，三是《卡夫卡精选集》。汪老让我对世界还葆有美好的一面。让我在写作时不过于绝望。他调和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让我活得健康而有规律。我从海明威那里也许只学到一些微末的雕虫小技。但我想也足够我消化一辈子了。至于卡夫卡，我似乎能碰触到他的内心，感受到他心里的大苦大难。当然，还有他的爱，对人类的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周 聪：接着《聊斋志异》的话题，在兄的创作生涯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占据极其重要的部分，《观生》和《幸福咒》两种集子便是践行的成果。在兄的作品里，《灰色马》《幸福咒》《坟场》《余生》《榕树上的怪鸟》等，我都是十分喜欢的。坦白而言，我一直都对那些迷恋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心生敬佩，因为这种文体难突破，没有高的经济效益回报，对作家的艺术提炼能力要求更高。我的问题是，兄对短篇小说文体有何种高见？或者说，兄认为什么样的短篇小说才是好的？谢谢兄。此外，兄有无写作长篇的打算，方便的话，透露一下吧。哈哈，这个要求也许有点过分，请兄理解。

曾楚桥：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走到今天，还有什么花样是作家们沒有耍过的？一千个人中尚且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差的小说对读者而言，他们都有着一双共识的火眼金睛。我算了一下，在二十余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写有八十来个短篇小说，废掉的接近三十个。我自己觉得还合格的就寥寥可数。稍为满意的，就一两个。但满意的未必就意味着好。因为好有着更高的标准。对我来说，好的短篇小说至少有三个品质。一是要有形式之美。很多人认为，形式并不重要，他们认为形式不过是服务于内容。事实上，形式和内容是合二为一的。好的形式必有好的内容与之相配。但是要做到形式之美实在太难了。难到让人望而却步，作家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别的地方做点功夫来掩盖一下这方面的缺失而已。二是要有文字之美。这一点估计没有太多的异议吧。纵观那些经典的短篇小说，每一篇文字之美都达到极致。三是对世界要有独特的观察。这个有点玄乎，何为独特的观察呢？我的理解里，这话不止是世界观的问题，还包含故事的独特性。我不止一次说过，一个有张力的故事，小说就成功了一半。这种故事的张力给文本带来的高度让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世界保持自己的观察。作家需要配备这种能力。有了这三个品质，好小说，庶几可近了。

至于长篇小说，在十年前，我就开始盘算着写。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四万字扔在电脑里，差不多有一年了。文字如果和食物一样会发霉，我估计也霉得差不多了。

周 聪：兄的三个标准或者说三种品质确实是衡量短篇小说优秀与否的重要尺度，我听了很受启发。再来谈谈《在西乡遇见曾楚桥》吧，我觉得它是一篇好玩的小说，将自己写入小说里，挺有趣的。马原以前就这么干过。我感兴趣的是，小说中的曾楚桥和现实世界中的曾楚桥有何差异？不少的文本细读者都试图从小说中还原作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轨迹，我知道这大多是徒劳的，但也请兄满足一下“我”的这种好奇心吧。最后，请兄介绍一下最近的写作状态，有没有新的出版计划和写作计划？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曾楚桥：《在西乡遇见曾楚桥》确实是一个好玩的小说。在现实与虚构中，达到了相当的和谐的效果。文中的书生就是我好基友号称“笑笑书生”的李瑄。某年某月某日，我和书生，还有宝安美女作家王盛菲在西乡小聚。席间，不记得是我还是书生提议，以“在西乡遇见某某”为标题写一个小说。结果他们都没有写，就我回家后傻乎乎的就写了。小说中的曾楚桥其实就是我本人。故事当然天马行空，我赋予自己有超能力，会赶尸，甚至是此行业的唯一的传人。总之就是一个往爽里写。写到兴奋处，结尾时居然让菲菲叫我爸爸。我拉着美女的小手就此消失在灯火通明的大街。如此明目张胆地占人家便宜，美女看后居然也不生气。可见小说毕竟是小说，它虚构的生活离现实太远了。

《在西乡遇见曾楚桥》这类小说，是不宜多写的。它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故事还有趣，让人读着觉得还不太闷罢了。反正我现在是不想写这些了。自《晒马》之后，我还准备写一个叫《晒水》的短篇。我估摸着，也差不多成型了。最近几年，写得特别的慢。一个小说在脑子里盘旋好久才动笔。可能是年纪大了，脑子不灵光吧。等写完这个短篇，再把电脑里那四万字找出来，看看能不能再续下去。

啰里啰嗦了那么多，实在抱歉。感谢周兄给我这个啰嗦的机会。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