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是诗人多多开始诗歌创作不久后（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一首“和”俄罗斯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对照茨维塔耶娃的原诗《手艺》，多多在此强调的乃是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或共通。在诗坛上，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向来以“技艺”的丰富性为世称道。有鉴于多多对玛琳娜的这样一种“酬和”，我们也可以界定多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将诗歌作为一门“手艺”来看待的。所谓“手艺”，即匠人们用手工从事的技艺。“不仅仅指单纯的诗歌技巧或技艺，……它一方面指示了现时代技术的根源，另一方面意味着‘美的艺术的创造（poiesis），而恰恰是后者才真正构成现时代‘拯救力量的来源。”（见张桃洲对多多诗歌《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细读）可见，“手艺”并不是一般的手工产出物，而是匠人的“技艺”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产物。对于诗歌而言，它对现时代“拯救”的力量不言而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建构的难度上当然也高于的自然属性的“手工艺品”。

应该说，“技艺”从多多一开始的诗歌创作中就存在着。《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常常被标志为他最早的诗篇之一。这的确是一首能够引起人们震撼的诗篇。“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让人过目难忘。有人分析，此标题隐射了宏大的政治主题。但据多多自言，其父母有美国背景，“干酪”对于他不是一个陌生事物。大意是，以“干酪”入诗题并非刻意而为。但不论如何，“干酪”这一意象的出现，打破了人们的惯常思维，使诗歌带上了一种“异国情调”，给阅读和领悟带来了冲击，给诗歌的阐释带来了“障碍”。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或许正如王家新所言：“诗人想要以此颠覆并置换那个时代诗的修辞基础。”这似乎才是创作者的深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标题“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的，它与正文构成了浑然的一体。检视作者70年代的其他诗篇，似再无这样的例证。

多多在对很多题材的处理上，往往还充斥着一种反讽的基调，这在其他朦胧诗人那里也是罕见的，比如他的一首《无题》（1973）中，就出现了对人民和君王处境的微妙比较，这是一种大胆和无所忌讳的书写，震撼力可谓无与伦比。他写《青春》是如此，写对待“敌人”也是如此：“他们把铲中的土倒在你脸上/要谢谢他们。再谢一次/你的眼睛就再也看不到敵人”。（《从死亡的方向上看》）表面看来有一种泯灭恩仇的意思，其实文字背后所蕴藏的是巨大的愤怒。另外像《叫，更快，叫》等诗篇，也让我们见证了多多反讽的高超能力。

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将诗歌作为一门“手艺”，显然必须让人见出对语言的尊重。在谈到“炼句”的问题时，多多曾言：“有很多句子，我的储存量至少是十年以上，就是不让它出来——让它瓜熟蒂落”。他追求“写出更好的诗”，为此十分注重苦吟炼句，注重诗歌语言的张力，注重词组之间的安排以及词组的秩序完成之后所形成的强大力量，以期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多多诗歌中的“秀句”非常多，这种现象在整个当代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黄灿然曾指出多多的诗歌是“直取诗歌的核心”，认为传统“诗歌核心中的最重要一层——乐趣——（是）最可发挥的。”关于这最可发挥的“乐趣”这一层，多多的写作应该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有意识地在实践这一点，但至少他为我们提供了可足依据的文本。如《北方的夜》《依旧是》《归来》《诺言》《今夜我们播种》等。

多多的“手艺”还让我们见识到，他的诗歌中有一种类似于“冷幽默”和“谐谑”的写作。但多多的此类写作，并无特定的主题，多是以戏谑的笔法对一些严肃的主题进行反面昭示。例如其《妄想是真实的主人》，此诗就仿佛一个时代的寓言，“鸟儿降低为人”的“真实”让人深感惊异。人与鸟在一种非同寻常的思维中被宣判高下，而鸟儿“降低为人”的方式——“钥匙在耳朵里扭”，这种“童话”式的想象、轻松的幽默感只有在多多的诗篇中可以见到。同样能够以“冷幽默”或“谐谑”的方式引起我们思考的还有《当我爱人走进一片红雾避雨》、《我姨夫》《钟声》等诗篇。

江弱水曾说：“诗，不管说得多崇高，多神秘，多玄，最后还是一件手艺活。”为此，它是需要诗人精心投入和付出的。多多即是这样一位愿意为诗歌投入的人。四十多年来，他经由诗歌的实践让我们见证到了这一点。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