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琴

摘 要： 著名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创作了大量生动鲜活的“东方人物”形象，深为读者喜爱。作者以西方文艺复兴延续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承认和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等人文主义核心内涵，以女性特有视角和真实的个人海外经历关照小人物的真实人性，追问人生价值的生存意义，传达出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 严歌苓小说 人物建构 人文关怀

严歌苓，作为当代颇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作家，创作了《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芳华》《陆犯焉识》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深为读者喜爱。作者以西方文艺复兴延续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承认和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等人文主义核心内涵，用西方文艺复兴延续而来的人文主义，也就是承认和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等人文主义核心内涵，分析“东方人物”的复杂人性，“这些作品对人性的深刻探究、对社会底层人物和边缘人物的关怀及独特的历史书写，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1]。这代表了严歌苓小说人物形象建构的高超艺术，从女性、男性，再到以个人经历关照人性，完成小说人物的建构，追问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一、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女性认同

严歌苓作为女性作家，以自身经历完成小说女性形象的建构。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在爱情道路上不断挣扎奋斗的悲情人物——田苏菲。她不放弃自己的淳朴和善良，主动追寻爱情，保卫自己的婚姻。这正是严歌苓自身经历的真实体现，她曾谈到“那段生活对我太重要了，它左右我一生的走向”[2]，这是指文工团的生活，严歌苓从1971年12岁入伍一直到25岁退伍，13年的军队生活深深影响了其创作。小说所塑造的田苏菲也是文工团里一个活泼纯净的少女，她深受部队首长都汉的宠爱，当她遇到艺术气息浓厚的老革命欧阳萸时，便被他的气质吸引，放弃首长的宠爱。但是这是个悲剧的开始，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际遇，使得田苏菲用一生的执着表现在爱情里的付出和无奈。在三十多年里，田苏菲把青春、平淡的中年全部给了欧阳萸，她终其一生始终爱着不断出轨、一直在寻求红颜的丈夫。“于是和欧阳萸这样的热血少年患难与共，生死同舟成了她浪漫诗篇的高潮，这是以后占有欧阳萸的心灵和肉体的人都不能取代的”[3]。在历史变幻的大势里，小菲始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演绎着对丈夫欧阳萸无怨无悔的情感。严歌苓以一个大的历史风云的变幻为背景，将背景内化在个人的生活变化中，表现了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构建了一个女人的历史，

《芳华》2017年由导演冯小刚改编为电影，以女性何小萍为线索，描绘了萧穗子、林丁丁和郝淑雯等文工团女兵生活场景。严歌苓将女主人公何小萍塑造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但最能识别善良、最能珍视善良。小萍由于家庭原因，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改嫁，只有在她故意发烧大病一场的时候，母亲才抱过她，带着她看病。小萍尽管从小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但坚强独立、韧性生活，这是作者赋予小萍的人生意义。另外，被称为“活雷锋”“螺丝钉”的刘峰，是严歌苓极力在塑造的男主人公。他利用业余时间为即将新婚的战友打沙发，主动让出恢复高考后进修的机会。这正是严歌苓以自身文工团的真实经历，完成人物的建构，传达出对于文工团生活的追忆和对于人物生存的思考。虽然物质匮乏，但人的内心是有理想的，人一旦有了理想，行动就是合理的。

《第九个寡妇》，写到王葡萄对于人生的另一种演绎，“在王葡萄的思想中，少勇的世界她不懂，分大洋叫进步、杀爹叫进步”[4]。少勇所代表的是世俗时代背景所影响下的人性，葡萄所代表的是源于生命本原的人性，甚至是游离于世俗和道德之外的無意识。王葡萄们选择的是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这正是人性光辉的体现，正是作为真实的人的独立性所在。

二、追寻人格和尊严的男性建构

严歌苓以祖父为原型，采访了众多与祖父有着相同命运的人物群体，创作了《陆犯焉识》。这也是严歌苓首次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人之所以可以称为人，是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在使用工具的劳动中改变环境、实现自我意识和思想的进化，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无论高雅低俗，都必须坚守人格和尊严，在《陆犯焉识》中写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们，他们为了生存下去，没有尊严。严歌苓以一种反面的衬托和讽刺表现人的尊严所受到的蔑视，建构了以陆焉识为代表追寻人格和尊严的男性形象。

在《陆犯焉识》中，作为公民所应享受到的对人格和尊严的尊重，在战争年代、在政治运动面前，通通被忽视、被践踏。陆焉识在二十年的西北劳动改造中学会了一种技能，那就是“口吃”，假装口吃。这项“技能”为他赢得察言观色和见风使舵的时间，可以让他根据监狱的管教干部的反应，及时在心中修改编辑嘴上所要说出的话语。也让他三年的牢狱时间、二十年的劳教农场中，即使囚犯纷纷死于高原反应、饥饿、寒冷，成为仅存二百余人中的一员，被列为严寒、劳累最难杀死的人之一。这是一种黑色幽默。

陆焉识不遗余力地实施逃亡计划，追寻人身的自由，因为他想回家。终于在一次劳作时，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出逃了。他靠着藏在糖厂时，掉进糖池子所粘在身上的糖块和草原上含有淀粉的草，作为支撑着穿越草原所需要的能量，直到把脚上的血泡走到爆破，才走出了西北大草原。在青藏公路上，“陆焉识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7]，历经无数的困难，终于在上海的学校、街头、商场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婉喻和家人，但他只是在暗处默默地看着，以此了却执念，最后选择在西宁自首，完成了自己的追求。

三、追问人生价值的小人物书写

人文关怀作为一种人本精神传播开来，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强调的是对人的尊重、关爱，关注人的自由与价值。人文主义强调关注民生，关注小人物和弱势群体。严歌苓在谈写作时曾说：“我要是在上海小弄堂、安徽小巷子长大的女孩，肯定不像我现在这样关心全人类，这跟我四海为家有关系。”[5]她在作品中始终关注人生价值。哲学中认为人的基本价值是相同的，但价值的实现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作用下才可能实现的。“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中，人复杂而又单纯、卑贱而又高尚地活着”[6]。小说《陆犯焉识》中不乏对小人物命运和生活的关注，如梁葫芦、徐大亨、刘胡子等人则是作品中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

在《陆犯焉识》中，梁葫芦这个小人物占了不少篇幅和笔墨，是陆焉识在青海西北劳改农场中最亲近的一个人。有着三条人命的记录梁葫芦为了能活下去，总是溜到营房，故意打翻面条，在骂声中趴在地上，连吸带舔地把泥土里的面条吃下去，甚至在打翻一碗饺子时，要了醋浇在上面才享受。病态的人性，没有尊严和道德的底线，也许是因为梁葫芦觉得自己反正两年以后要执行死刑，反正只是死一次，越发肆无忌惮。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冷血的小囚犯，其实内心深处是渴望温暖的。他把仅有的食物分给陆焉识，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还在不经意之间多次表达自己想要陆焉识是他大爷的想法。这是因为一个有学问的大爷，就会教他好，自己从小到大没人教他学好，也没有大爷，这是梁葫芦的人生追求。严歌苓以小人物最深切的关怀，真实展现了小人物对于人生价值的追问。

《陆犯焉识》体现出严歌苓对人的生存与价值的尊重，对人追求自己生命和自由的肯定，但是这些人文关怀的思想并不是仅仅在《陆犯焉识》这本书有所体现，而是几乎在严歌苓所有作品中都体现出对人的高度关怀。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她用个人的际遇写历史，13年的文工团生活和自身的海外经历拓宽了作品的宽度，拓展了作品的深度，让她获得了审视历史的全面视角，即用特殊历史的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展现人性，让田苏菲、王葡萄、何小萍、刘峰、陆焉识、梁葫芦等人物形象在书中展现得栩栩如生，这些人物在各个角度和维度真实细致地展现人性的深度，阐释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生价值的思索与追问。

参考文献：

[1]蒋沐岑.严歌苓的历史叙事与人性情怀分析[J].华夏地理，2015（8）：2.

[2][5]路艳霞.严歌苓“那段生活左右我一生的走向”[N].北京日报，2017-4-20.

[3]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24.

[4]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0.

[6]许戈辉.灵魂的独白[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58.

[7]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