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璠

摘 要： “抑屈崇陶”在元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大多数元人眼中屈原一心追求功名，应当受到嘲讽，陶渊明闲散隐逸，这才是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生活状态。张可久也不例外，结合他颠沛坎坷的求仕经历和“怨而不怒”的传统文人性格，其“抑屈”和“崇陶”的作品染上了个性化的色彩。

关键词： 元散曲 张可久 屈原 陶渊明

散曲又称“乐府”、“今乐府”或“北乐府”，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或多或少地受到诗词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影响。元散曲像诗词一样善用典，涉及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屈原和陶渊明。屈原和陶渊明分别代表了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士人所追求的两种不同人生道路，一种是忠心为国，鞠躬尽瘁，另一种是躬耕田园，安逸隐退。元人对于他们的接受与其他朝代有所区别，部分元人对屈原以身殉国、积极入世的做法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对陶渊明安享田园之乐的行为大加赞赏。

张可久，字小山，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属元散曲后期清丽派作家。小山出身书香门第，一生专事散曲创作，存世的散曲数量在元代属最多，著有《吴盐》《苏堤渔唱》等散曲集。他的生平可以延祐六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走传统仕进文人之路，后期是为了生计，时吏时隐。他一直在做官和归隐之间摇摆不定，由于生活所迫，他有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但是现实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他又迫切地向往潇洒自在的归隐生活。小山性格犹豫敏感，传统文人的善良、温厚、坚忍、懦弱等品质凝集一身。由于徘徊在仕隐之间，他总是保持一种“怨而不怒”的心态，既不完全归隐，又无法与世俗彻底决裂，这既有现实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在“抑屈崇陶”倾向上的态度耐人寻味。

一、“抑屈”

（一）屈原的形象及其在元代的变化。屈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面对楚国宵小的谗毁和陷害，他仍能含忠履洁。他伟大高洁的形象、忠心为国的赤诚、不屈不挠的斗爭精神感染了无数文人。历代对屈原的作品和人格的评价都很高，如司马迁所著《史记》，为后世确立屈原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

在汉代，屈原的形象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扬雄、班固对屈原都有过微词，他们认为屈原的行为太过激烈，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礼教观念，发展到南宋，朱熹认为虽然屈原的行为有违中庸之道，但是忠心为国的本意是好的，因此并没有一味批判。到了元代，元散曲中对屈原的态度却与之前有所不同，有些是略作赞扬，有些是深为叹惋，还有些是否定嘲讽，像无名氏【中吕·齐天乐】《幽居》：“常笑屈原醒，理论甚斜和正，混清争，一事无成。汨罗江倾送了残生，无能。”“一事无成”、“无能”这样的讥讽确实在前代没有出现过。虽然如此，但是元代文人对屈原的批判与扬雄、班固存在本质区别，他们并不是对屈原的行为不符合儒家规范的一种指责，而是对屈原所忠心的国家背后的儒家积极用世思想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元散曲家们表面看似是否定屈原，实则在内心劝慰自己不要在这样一个不重视科举的朝代过多追求功名，并不是他们真的要放弃功名和仕途隐居避世，而是在散曲中发泄求而不得的无奈与愤懑。

（二）张可久散曲中的“抑屈”倾向。张可久对待屈原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对屈原忧国忧民、固执一端人生态度的嘲笑，如【双调·折桂令】《重午席间》：“浴兰芳荆楚风流，艾掩门眉，符映钗头……醉倚江楼，笑煞湘累，不葬糟丘。”张小山在曲中毫不掩饰对屈原的嘲讽，一生效忠国家，最后却没有好的结局，他认为这是不懂明哲保身、不会淡泊名利、豁达自处的结果。在元代，儒士被整个时代压抑得难以喘息，在一次次对理想追寻失败的痛苦和绝望中，他们嘲笑别人，也常常自嘲。张可久常在仕隐间徘徊，对功名是既向往又排斥，他骨子里本是一个传统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期望一展宏图抱负，无奈时代所限，他只能在为吏讨生活之余把自己当做一个隐士，把酒买醉。

张可久散曲中存在着“屈陶并举”之作，他将屈陶放在一起比较，更显出对屈原的否定，且看这首【正宫·醉太平】《无题》：“陶朱公钓船，晋处士田园，潜居水陆脱尘缘，比别人虑远……清浊混沌待残年，休呆波屈原。”作品将屈原与陶渊明并举，肯定了陶渊明的“潜居”乃知时达变、深谋远虑之举，对屈原“争醒醉”、“辨清浊”不知进退的做法，发出了“休呆波屈原”的慨叹。

他的散曲中除了在元代典型的直接否定和嘲讽屈原的作品外，还包括将屈原和隐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双调·沉醉东风】《幽居》颇具代表性：“笑白发犹缠利锁，喜红尘不到渔蓑。八咏诗，三闾些，收拾下晚春工课……”与那些对屈原采取激烈嘲讽和批判态度的作品不同，在这首曲子中，张可久更突出地表现对屈原远离朝政的肯定及对幽静田园生活的向往。

细想之下，可以看出，“抑屈”倾向在元代虽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但是并不是所有散曲都对屈原采取批判态度，而且屈原形象具有复杂性。他虽一直被当做忠君爱国的典范，但是被放逐之后远离政治，行吟泽畔，“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说他是一个情趣高雅的落魄隐士也不为过。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屈原作品中出现的菊花和兰花，与陶渊明所钟爱菊花相通。人们往往单纯强调陶渊明的淡泊平和，有时候也会忽略了他也有“怒目金刚式”的作品。同理，屈原的形象并不仅仅是一个为国捐躯的忠君者，同时也是一位志趣高洁的诗人。屈原和陶渊明通过所喜爱植物意象的相通之处，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了理性认知的高度，并称“屈陶”，皆是隐逸者的象征。

二、“崇陶”

（一）陶渊明的形象及其在元代的变化。靖节先生陶渊明作为田园诗的创始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田园，安贫乐道，在南北朝时主要是以“隐士”著称的。到了初唐时期，学陶之风一时盛行，唐人欣赏陶潜隐士的高风亮节，李白、杜甫等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但是他们并不完全认可陶渊明，因为唐朝毕竟国力强盛，这极大程度地激发了人们积极建功立业的热情，因此有时在诗歌中表现出对陶渊明的微词。

虽然元代之前对陶渊明的评价有褒有贬，但是到了元代陶渊明却得到了空前一致的追崇。元散曲中以陶渊明为主的作品大约有61首小令，16首套数，数量上远超以屈原为主的作品。元散曲家笔下的陶渊明已经成了一种符号和象征。此外，元代的陶渊明形象是经过“过滤”的，几乎所有涉陶散曲中的陶渊明形象都是悠闲自在、安享田园之乐的隐士。追根溯源，元代压抑的政治文化环境与魏晋时期相似，这使得文人追崇淡泊安逸的田园生活，对陶渊明这样一个隐士榜样大加追崇。

（二）张可久散曲中的“崇陶”倾向。宋元年间，蒙古铁骑踏遍中原，战乱不休，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都空前激化。元代的科举时存时隐，统治者任用儒士的态度十分暧昧、游疑，士人们面临着一种“仕进有多歧，铨选无定制”的局面，当时很多元代散曲家把这种现状和心态写进了作品之中，在张可久所创作的855首小令中就有60多首与陶渊明相关，其“崇陶”倾向也或深或浅地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其中描写最多的是对陶渊明“解印休官”这一行为的赞扬。

张可久对陶渊明诗酒风流、逍遥快活生活方式时常表现出羡慕之情，如【中吕·普天乐】《次韵归去来》：“草堂空，柴门闭，放闲柳枝……照下渊明休官例，和一篇归去来兮。瓜田后溪，梅泉下竺，菊圃东篱。”好一番幽雅自在的田园风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做是张可久有意忽视陶渊明诗人的身份及他作品中的那些关心时事的内容，只独独强调《归去来兮辞》这样高蹈隐逸的作品。张可久心态看似超脱逍遥，其实内心是蕴含着深切痛苦的。小山一生沉沦下僚，充任小吏，不能入仕为官，七十高龄还在昆山担任幕僚，直至亡故异乡。他才华横溢却只能到处结识高官以求推荐，在仕进的道路上实在心酸不已。由此可以理解他对田园隐逸生活十分强烈的向往。

张可久的“崇陶”倾向主要表现在隐逸主题的作品中，“桃源”便是隐逸生活的象征。最早便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描绘了隐居佳处，于是“桃源”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这一理想意象在张可久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其中大多是对恬静美好自然环境的真实描绘：如【双调·湘妃怨】《武夷山中》“桃花流水出桃源”，这一意象也出现在对道家缥缈虚幻仙境的描绘中。张可久虽未入道门，但是经常与道士们交往唱和，这也是在他心灰意冷之后寻求的一种精神解脱，对现实生活对他造成的创伤进行调节与慰藉。他孜孜不倦寻找着武陵源“寺前，洞天。粉翠围屏面。隔溪疑是武陵源。”，这是对武陵源的寻找，也是对陶潜精神的寻求，更是在如此仕途无望的环境中为自己辟出一方得以解脱的园地。

三、“抑屈崇陶”的矛盾统一

元代社会黑暗，文人们选择在文字和音律间寻找寄托是无奈之举。无论是“崇陶”还是“抑屈”都是内心情感的发泄和寄托，散曲家们在用自己的心和眼对屈原和陶渊明的形象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这与前代对屈原形象的分歧不无关系，但是在元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古人的固定形象发生了一些“异化”。但其实不管是屈原还是陶渊明，是伍子胥还是范蠡，都是作者们把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与这些人物联系在一起，赋予这些人物新的内涵，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他们所表达的思想都是普遍一致的，这就促使“抑屈崇陶”倾向的矛盾统一。

通过对元代有屈有陶作品的探究，可以发现，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屈陶并举、抑屈崇陶、屈陶并举。元人吴存在词作《沁园春·舟中九日次韵》中说“出处虽殊，襟怀略似，光焰文章万古留”，可见屈原和陶渊明形象虽有区别，但实则殊途同归。“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試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论断警醒，其中蕴含着许多现实与历史的感慨。屈陶并称时，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元散曲家表面上是陶非屈，可是实质上却是认为屈、陶精神是相通的。屈原高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可是元人觉得“醒”太痛苦了，不如学陶渊明饮酒之“醉”，以此掩饰内心难言的愁苦。这便是元人表达内心的方式，通过对屈原的嘲讽和对陶渊明的推崇一反一正地对比，转而向道家寻求解脱之道。

张可久散曲中的“抑屈崇陶”倾向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散曲作品中，他在散曲中虽然表达了向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却无法真正实践，因此他内心十分煎熬和痛苦。他贬低屈原，不过是他内心牵挂仕途的外在表现。这种思想倾向虽与大多数士人一致，但与张可久自身特有的经历和心境相融汇，使得他的散曲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韵味与风格，在散曲史上独树一帜，至今熠熠生辉。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82.

参考文献：

[1]王星琦.元明散曲史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孙侃.沉抑曲家——张可久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吕海青.论元散曲中的屈原与陶渊明[D].太原：山西大学，2010.

[6]左瑶.元代涉陶散曲的文化精神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