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学术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让教授们成为大学的真正管理者，遵循了学术至上、教授为本的管理理念。这一模式，促进了西南联大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当前，国内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以此为借鉴，树立学术至上的理念，赋予教授更多参与学校教务管理的权利，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民主自治

一、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的形成

（一）蔡元培在北大首倡并实践“教授治校”思想

蔡元早年留学德国，他看到了国外大学在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方面的成功之处，心里感慨良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带着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回到国内。他被聘为教育部长，这为蔡元培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可能。1月，由他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公布，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了评议会的审议事项：“一，各科之设置及终止。二，讲座之种类。三，大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1]（P58）

1917年蔡元培借鉴国外大学机构运行机制并结合我国实际，成立了由他牵头的评议会。评议會是当时北大的最高领导机构，评议员由校长和各个院系领导兼任。评议会在规章制度的制定、学科建设、人事组织安排等方面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1919年3月北大实施教务处组织法，并成立了教务处。12月，又审议通过了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建立了其他机构：“1.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决议；2.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3.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事务工作。”[2]（P98）

（二）梅贻琦继承并发展了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思想

梅贻琦在吴士脱理工大学学习期间，被学校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度所吸引，这为他后来在清华推行“教授治校”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对梅贻琦有很大的启发。梅贻琦从中吸取精华，丰富并发展了“教授治校”的内涵，提出了他的大学设想和“大师论”。

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学术自由发展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大学设想。同时，他也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对此，他提出了影响后世的“大师论”。他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P24）这一论断，对大学本质从“教授治校”的角度做了一个深层的定义，因此“教授治校”的理念对清华的发展影响很大。

梅贻琦在清华所做的“教授治校”初次尝试，为日后在西南联大的成熟发展做了铺垫，清华大学也因实施了“教授治校”制度而变的更加富有蓬勃生机。

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内容及其实践

（一）“教授治校”制度实施的原则

1.教授治校，校务公开

教授会成员由教授组成，其职权在于参与校务讨论、提出批评意见、开展调研活动，为学校高层进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教授会在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工作等方面都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把“教授治校”原则落到实处。

校务公开是西南联大在实施“教授治校”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一切有关学校的大政方针、教学科研等重大事项以及涉及全校师生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经常委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商议后公布于众。学校大力推进校务公开，使一切重大事项决策的信息透明，从而让教授们拥有更多治校自主权。

2.民主管理

西南联大实行的是校、院、系的管理体系。主要机构有常委会、校务会、教授会，常委会是核心，主要负责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政策。课程编排、教师聘用、学生考核则由学院下的各系自行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原则。“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八年期间，遇到重大事情总是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倚重学校各级机构共同协助解决问题，让教授们共同管理学校。”[4]（P82）

其他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从教授们当中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这种上下疏通的三级教学管理体制，有效保障了学校教学管理人员和其他组织人员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发挥效能的良性循环、使之协调有序、稳定的发展和进步。”[5]（P9）

（二）“教授治校”制度的机构设置

1.管理机构

常委会是最高的领导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须由它做决定。“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工作，诸如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多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或撤销、处分学生等等。常委会作出决议后，由各部门贯彻执行。”[4]（P37）

校务会执行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其职权为学校的预算和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建筑及重要设备的添置，讨论改进校务，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4]（P37）

教授会是对常委会、校务会的有益补充，有参与讨论的权利并对发生的情况提出意见。“其主要职权是：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交议的事项，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代表。”[4]（P37）

2.行政机构

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是西南联大常设的行政机构，三者职权清晰、分工明确，从而有效的提高了行政效率。

总务处负责学校有关后勤、人事调配等事项，从物质生活上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教务处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比如课表的编排、教学质量的抽查、考务工作、学生档案等，与现在大学教导处相类似。

训导处前身为建设处，后来学校设立师范学院，为适应学校的机构调整，建设处被取消。1939年学校执行国民政府发布的政令设立训导处。主要负责学生的生活、纪律、思想等方面的教育。

（三）实践活动

1.制定《教务通则》

西南联大所制定的《教务通则》，类似于现在大学的学生手册和教务条例，特点是内容覆盖面广、各项规定详细完备，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为了适应学校形势的变化，1939年5月又对其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增加了留级、试读、品行成绩等项，称为《西南联大本科教务通则》。《教务通则》是全校教务工作的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

实行学分制与学年制相结合是西南联大的一大亮点，它规定：“每学期每周授课1学时的课程为1学分，实习或实验2-3学时算1学分，学生每学期所选课程以17学分为准，不得少于14学分，也不得超过20学分（经特批可超过）。”[4]（P42）

另外，《教务通则》还对学生的考试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考试结束，学生成绩由注册组抄录公布在注册组门外墙上。一张张狭长的纸条，左栏是学号，右栏是分数，不及格的用红笔写出。一学年中不及格课程的学分占学分数的三分之一者，留级；达二分之一者，退学。不及格的课程不得补考，不给学分，以零分计算。”[4]（P44）

2.开展训导工作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动员广大师生积极投身于抗战，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发布政令要求大學设立训导处，对学生开展训导工作。学校在原先建设处的基础上成立了训导处。

训导处成立后不久就召开了一次校务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训导处工作大纲》，成为训导处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大纲规定：“训导处秉承常务委员会主持全校训导事宜；本训教合一精神，并注重学校事务之教育价值；训导之责任由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及各导师共同担负。”[4]（P48）这样就真正落实了“训教合一”的方针，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保障了训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影响

（一）形成了独特的西南联大校园文化

1.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也正是在“教授治校”的影响下而产生，主要表现在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

首先是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老师之间会尊重对方的学术立场，不做是非的评价。教师之间相互听课也成为学术自由的最好表现，“沈有鼎是哲学系的教授，却去听中文系闻一多教授所讲的《周易》，唐兰教授所讲的《说文解字》，外文系冯至教授所讲的《歌德》。”[6]（P79）

其次就是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学生有时候会跑到老师家中与老师一起探讨国家大事、交流心得体会；有时候师生们会在离学校不远的茶馆聊天、讨论问题，“久而久之，‘泡茶馆遂成为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茶馆内，师生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相互交流、自由辩论，创新火花便由此而生。”[7]（P101）

2.民主自治

西南联大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民主自治的校园文化，主要原因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与行政干预，使得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治校。

1939-1940年，国民政府三次下令要求对大学的课程安排、教学内容、考试办法等进行统一部署，所开设课目也需上报教育部审批，这项举动引起教授们的极大不满。教授会曾经给校常委会上书，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教部为最高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8]（P17）在学校管理上，每一级的管理机构人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无论是常委会、校务会还是教授会，其组成成员都是由在校的教授来担任，并非由政府教育部门来指派；学校的训导工作也没有完全按照国民政府的训令来执行，训导处的原本职责在于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三民主义的思想灌输，可是西南联大并没有照此按部就班的进行，而是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军事化管理，从而提高了学生们的整体素质与纪律意识。

（二）为当今大学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提供了借鉴

当今高校管理体制需要改革，要大力提高教授、学者的权力，减少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让大学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学术圣地。“制定学术组织的制度时，要树立民主参与、集体共享的观念，关注教授集体的需要，以有利于他们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创造制度性保障。”[9]（P22）这些启示对于高校管理改革有着重大意义，追求大学自主权，是高校管理改革的目标，只有保持大学独立，才会有大学的自治、学术的自由。

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宗盟.“教授治校”的主张和实践---蔡元培教育思想札记[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999.97-99.

[3]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江渝，王小林.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0.81-84.

[6]苏龙嘎.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管理体制及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D].内蒙古，内蒙古农业大学，2010.

[7]江渝.“教授治校”制度与西南联大校园民主文化的形成[J].中华文化论坛，（3）.2010.76-81.

[8]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9]王劝.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及启示[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11.

作者简介

王洋（1993.1）男，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