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民族大迁徙和日耳曼民族的入侵，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轰然倒塌，无数的知识和艺术作品飞灰湮灭，徒留一地的遗迹，欧洲四分五裂开始进入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期，在这一时期来自国王和教会的王权和神权之间的斗争成为了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和政治现象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法兰克王国；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

一、论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罗馬帝国覆灭后，其新的主人是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虽然能征服罗马，但是在文化上却很不发达，迫切需要需要教会所掌握的知识和文化，从这个方面来说当时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496年克洛维为了争取教会的支持率领3000名亲兵在兰斯接受了洗礼）的过程就是后来神学政治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

另一方面，基督教从创立时期就开始了与政权之间斗争，从一创教时的被打压到后来基督教被君士坦提努斯定位国教确定其地位，帝国就一直对基督教就保持着政治上的主动权，而教会也一直提防帝国的控制。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势最主要应该归因于当时的封建割据的社会情况。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斗争的不断加剧，教会意识到奴隶制的时代将一去不返，于是他们寻找了日耳曼人作为自己的新的盟友，开始宣扬罗马帝国即将灭亡，而日尔曼人则灵魂纯洁、道德高尚将会取得胜利，设法让他们皈依基督。在教会的支持下日耳曼人最终攻陷了罗马，给教会分封赠了大片的土地，而教会则保留了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教阶体制。主教则有着自己的教区，在自己的教区中主教享有相当高程度的自主权和豁免权并且可以向信徒们征税，信徒们需要将自己的收入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这种税收被称之为“什一税”，而主教会则会将自己教区收入相当一部分上交给教皇[1]。

日耳曼人在攻入罗马后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把原来的奴隶转变成了农奴，与以往的奴隶不同农奴有着自己的经济生产工具和剩余产品，因此有着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积极性，但是农奴中的另一部分却是由原来的自由农民转变来的。

二、以法兰克王国为例论欧洲政教合一现象的形成过程

在墨洛温王朝的初期，法兰克王国已经产生了封建主义萌芽，但是当时基本的社会单位仍然是自由的农村公社——马尔克，在公社中耕地、牧场和树林归集体所有不再定期分配，村民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不得买卖。引起自由农民农奴化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公社土地的私有化和公社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虽然公社的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但是公社中许多自由农民耕种的土地由于时代使用，天长地久之下便形成了所谓的“自主地”，而撒利克法典中是允许“自主地”的买卖的。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公社内部出现了两极分化，于是一部分富裕的农民兼并了贫穷农民的土地，许多贫穷的农民就这样变成了富农的佃户和农奴。但是这并不是农奴化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来自公社外部的：如强制性的军事服役和各种徭役使原本的自由农民长期脱离土地无法生存不得不投靠教会和附近势力较大的封建领主，每一个投靠领主的自由农民都要签订一份“委身契”把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上交给封建领主，这种契约关系被称为“委身制”[2]。在皇室的干预下，这种制度很快就以敕令的形式发布出来成为了有皇帝首肯的国家制度。

欧洲所谓的封建化就是指的这些自由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3]。在经历了约五百年的封建化的历程后，封建主义最终在法兰克王国建立起来，封建主义即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在政治上，封建领主们在自己的领地中有着相当高的自主权，就连国王也无法完全命令他们，在经济上各个国家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单位，各层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教会拥有着来自法兰克王国封赠的大量的地产，又经历了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的历程，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到了后来其地产的总面积达到了整个西欧的三分之一，成为了西欧最大的封建领主，在这样封建割据严重的情况下，基督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将封建制度神圣化，成为了巨大地国际中心，将整个西欧联系成了一个政治体系，并最终成为了统治西欧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4]。

三、论欧洲政教合一现象的主要表现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有着相当高的权力，虽然教会不直接掌握军队，不直接对国家进行管理，当时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自己的特权。另外教会的教士不直接从事生产，教会的唯一财富就是土地，在土地上有大批的农民为教会耕种。教会虽然不会直接掌握军队，但是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教会所有的权力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权力，这一权力在十二世纪就已经完全确立，主教可以任命一个法官，负责审理教区内的宗教诉讼案，其主持的法庭被称为“宗教法庭”。但是宗教法庭没有武力来进行处决，常见的方法是请求官方的协助，让官方来执行。

中世纪是基督教的时代，从八世纪开始，教皇的权势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超越了国王，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却一直是处于高度统一的状态下。

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基督教也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成为了普遍的世界观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垄断着知识和学术研究，这与国王代表的世俗王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教权和王权孰高”成了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一切政治冲突的总问题。当时政教斗争的激烈程度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就可以看出来[5]。后来教会又提出了很多的理论来证明教皇的权力为什么高于王权，比如教皇诺英森三世提出教皇是基督的代表拥有“完全的权力”统治整个“基督教王国”，但是教权也没能取得绝对的优势，教权和王权就好像处在了一个天平的两端，形成了当时独特的政教二元体系。

参考文献

[1]《论课余教育的价值与方式》，张颖，《文教资料》

[2]《安泰公司知识型雇员心理契约建设研究》，周淑萍，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3]《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探析——兼论评价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学术取向》，孟广林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论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哲学》，李君，安徽大学硕士论文

[5]《论教皇革命导致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兼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王汇钰期刊名称：《学理论》，2013年14期

作者简介

胡北，男，湖北荆门人，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公共管理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