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雅俐

东方艺术·大家：作为一名八零后艺术家中的新秀，时常会出席一些艺术活动，你一般是如何介绍自己的？

杨加勇：艺术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或者说圈子属性。作为一名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晚辈，将自己作品与社会对话的同时，更多是学习，所以，在艺术活动或者是相关研讨会上，主要是倾听大家对艺术的见解。生活中，我更好奇的是艺术之外的事情，大部分的创作灵感都源自生活的本真或社会现实中的痛点。

东方艺术·大家：能成为一名职业的自由艺术家并不容易，他不仅需要对绘画的狂热，还需要天生的灵性，你认为你属于那种天赋异禀的类型吗？

杨加勇：谈到这点，我一直喜欢一个故事：爱迪生还是小孩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把一张小纸条交给妈妈说：“妈，老师将这纸条给我，并说只有你能看。他说什么呢？” 妈妈边看边流泪，并大声读给孩子听：“你的孩子是天才，这学校对他来说太小了，没有好老师可以训练他，请你自己教导他。”母亲过世很多年后，有一天，爱迪生无意中在衣柜里看到了当年那张纸条，才知道是这样写着：“你的孩子精神有缺陷，我们决定不让他继续就读，他被正式退学了。”所以对于天赋和灵性，我感受到的是这些年来大家对我的鼓励，以至于不懈努力，我们成不了爱迪生那样的伟人，却可以拥有他那样的幸福。

东方艺术·大家：在学画之前你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长大？

杨加勇：我童年成长的地方在贵州遵义偏远的山区。小时候，家中很贫困，每逢天下大雨，全家人都会端着盆碗接着从破屋顶上漏下的雨水，那真是屋外下大雨屋内落小雨的惨状，缺吃少穿已是常事，有半年的时间靠吃土豆、红薯为生。初中以前都是这种生活，贫穷与无望如土丘般压在我身上。我还有一位小我三岁的妹妹，每次吃土豆她就会哭，这也是我心最疼的一段童年记忆。

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又很好动，放学回家就去放牛，捡柴，之后的寒暑假就去做童工，和爷爷一起给镇里的牧场老板放牛羊。每天都要背上一大桶水到山里去，再往水里加上盐，用喷雾器洒在草地上，几百头羊就会争抢洒上盐水的小草吃。我矮小的身子被它们的羊角顶得七上八下，有时还会被它们踩倒在地。当时和爷爷住在一个用木头搭起的棚子里，冬天会特别冷，贵州民谣说：“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就是形容贵州的冬天。上初一以前我都没有进过县城，在大山里生活，那里经常会下雨，床上常常是湿的，生活很单调也很贫乏，意识里一直觉得世界就是眼前看见的那么大。

东方艺术·大家：总觉得这种贫苦的生活环境离现代艺术很遥远，毕竟艺术创作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画材的使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杨加勇：我们家乡有一种习俗：每当有人去世，就会在堂屋挂上很多的道教图案画，听说是画师画的，觉得特别的神奇并为之着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用铅笔临摹书本上图案，像《乌鸦喝水》、《司马光砸缸》等等，每一幅都有临摹好多遍。一见到图画，我就忍不住心底漾起一种冲动，从那时起直到高中毕业，我的书本、墙壁、大地都成为了我免费的画布。小时候穷买不起画材，更别提现在用的油画颜料了，当时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记得小时候每年过春节都会有一两元压岁钱，由于喜欢画画，就把钱全用去买白纸作画本画画了，但是又特别喜欢玩具，就到镇上的玩具摊上看一看、摸一摸就很开心了。还有一次和母亲一起上街，我硬要她给我买一个几毛钱的小玩具，她始终不肯买，我就抱着母亲的腿从下街哭到上街，苦苦央求结果还是没买。现在回想起来，父母的生活也不易！后来，为了画画我放弃喜欢的玩具，对一个孩子来说真是太残酷了！

东方艺术·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杨加勇：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也一直在画画，随着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成长，之后又经历了大学的教育，在潜移默化中绘画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信仰与血肉相连。吴冠中先生曾说过：一个画家离艺术家的称号还很远。所以我先踏实地画画吧，其它顺其自然。

东方艺术·大家：上大学的时候你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杨加勇：我是2007年考上四川美术学院的，当时的理想是大学毕业后回遵义老家做一名美术老师，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或者说活着。之后经过大学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和历练，才知道把画画好了，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东方艺术·大家：在你看来踏踏实实地画画是一个职业吗？

杨加勇：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于是在书本上、墙上、土地上画画就成了我童年中唯一的快乐。或者说，画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身上的肉、身体里的骨头，已经无法分离了！要是叫我把绘画从生命中分开那是要死人的事！当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后，绘画就变成了我毕生的梦想、追求的信仰！与“职业”无关。

东方艺术·大家：那你觉得从事绘画创作和其他的职业属性有什么不同吗？

杨加勇：艺术创作更多是用自己超人的、独特的行为表达感觉和个性，基本上是不讲道理和逻辑的，如果说有道理、有逻辑也是在哲学的范畴内，而其它职业则不同。

东方艺术·大家：以绘画为生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稳定的，你的家人和亲戚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杨加勇：他们觉得很意外。在农村，大家普遍认为画画是没出息的，家里很清贫，因此更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如果把三个字分开，她都认不出来，父亲读到初中二年级止于贫穷。从家庭背景来看，我能继续画画实在太意外了。

东方艺术·大家：高等美术教育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你是如何克服上学时期的经济压力的？

杨加勇：我在2007年考进四川美院时，家里东拼西凑的钱只够交学费和住宿费。当时就在学校和母亲一起捡垃圾卖，那时候矿泉水瓶小的两毛钱一个，积少成多，同时还得到了学校和老师们慷慨的资助，勉强地维持基本生活。油画颜料贵就和丙烯结合着用，尽管如此，也只能买小瓶的，画得很薄，一点一点地用。恩师翁凯旋教授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从经济上无私地予以帮助，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为了支持我读书，父亲从老家来到重庆务工，在工厂上班时不幸腿受重伤。还记得母亲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给父亲擦药，二老相濡以沫，那段日子虽然过得艰苦却很温馨。父亲腿伤之后就不能工作了，于是我就休学打工，毅然回到乡下教美术高考生，一方面帮着母亲照顾父亲，一方面努力挣学费。翌年返校，留级到零八届。

从大二开始，我的油画作品得到了社会机构和专业藏家们的认可。特别是学院老师们的收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与鼓舞！他们都是我所敬仰的艺术巨匠和知名教援，之后生活出现了转机，经济压力逐渐缓解，我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与绘画创作之中。

东方艺术·大家：你现在的创作和少年时期的记忆有关吗？

杨加勇：当然有关，艺术作品就是创作者的写照。很多人读我作品时都会感受到忧伤与激情，也许应了“小时候学的像石头上刻的！”那句话。童年的苦难太铭心刻骨了！它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乃至审美观的形成都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影响力。但现在的创作更多是对当下的关注，艺术的痛点总是流动的，因此少有童年情节的绘画题材。

东方艺术·大家：你觉得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

杨加勇：在画画上我是一个努力的人，而在其它方面则较为懒惰。

东方艺术·大家：你理想中的生活和生活状态是什么？

杨加勇：我是一个很知足的人，能有自己的畫室，听着音乐在“乡下”自由创作就好。偶尔驾着爱车陪家人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是去一些充满激情的地方写生创作，我很渴望去像叙利亚这样的地方，感受人生的疾苦，不同的情感、经历总能激发我创作的热情。画画是我骨子里的信仰，我想尽可能在画画上释放出能量，寻求突破，既不辜负学校和老师们对我教育付出的心血，也不辜负收藏家们对我的欣赏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