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咏清， 谢 琪

(苏州大学 应用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早在先秦时期北方中原与西北诸戎的丝绸贸易就十分频繁，当时楚国是中国丝绸的产地中心，大量的丝绸来自于南方。在西北域外民族墓葬[1]及著述中[2]，可以清楚地了解楚国织绣品的传播。应该说，楚国的丝绸远销域外是有证可寻的。同时也反映了南方楚绣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以其独特的技艺和艺术风格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喜爱，在随后的东西方艺术交流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绣艺术的题材中，大量的是飞凤和蟠龙形象。楚绣艺术的研究，学者们取材大都偏向于研究龙凤动物纹及少量植物纹样，对于几何纹的研究局限于其构成方式或编织样式的分析，很少对几何纹赋予特定的内涵。在湖北江陵马山和荆门包山等地出土的楚绣几何纹中，其形式明显带有“天圆地方”的含义，这是学者们一致认可的。但对于其纹样细节大多没有展开分析，除了单独的几何纹样外，还有凤鸟与几何纹组合的形式，因此在研究纹样时除了将纹样拆解分析外，也应多整体地分析其组合意义。

勤劳智慧的楚民族具有重视天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楚祖从上古时期就开始接触天文星象，并掌管着原始火耕农业的重要祭祀活动。汉代史学巨匠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天官书》中列举了上古至战国间的十二名“昔之传天数者”，其中属于楚人或楚人先祖的就达六名之多。另外，在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星名和青龙、白虎形象[3]；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天文气象杂占》和《彗星图》[4]等都是最直接反映楚国天文学成就的著作。那么楚绣中的几何纹样与楚国天文学和巫术有着怎样的联系，也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多次叠加的圆圈和黑点是否隐藏着“阴阳天数”的观念，以及凤鸟中心常出现的圆圈是否含有“阳乌载日”的含义？为此，本文将对其作溯源性考察来阐明楚绣中所含“天地之数”的意义，同时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几何纹样，也为今后研究几何纹样打开一个新的思路。

1 楚绣几何纹中的“天三地四”到“天圆地方”

楚绣织物图案中几何纹样种类繁多，一般来说，提花编织物上的纹样受施纹工艺的限制，均呈现几何形状。有研究者将战国时期的楚绣织锦纹样分为三种类型：几何骨骼填充各种人物、动物、几何形体的组合型纹样；散点式排列的小型几何纹；几何组合纹。本文以第一种几何骨架组合型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逐步分析其组合结构的特殊含义。

在湖北江陵马山(图1)和荆门包山(图2)等地出土的楚绣中都有类似的几种几何骨架结构纹样。从图中可以看到，方正的格子四角各有一个圆圈，圆圈内又有小圆，小圆中心再生出三个黑点或三叉，其几何样式让人们自然想到了《易经》里的八卦图。《易经》也是古代道家的经典文献。伏羲据河图创八卦并演为《易》，而河图洛书的传说从最开始就与古人对天文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以及后来文王推演的《周易》，都是首先表示对于天文与天象的认识。朱熹《周易本义》中绘制了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图3)，并有注文云：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阴而静者为地也[5]。

图1 一凤二龙相蟠纹刺绣纹样Fig.1 Embroidery pattern with one phoenix and two dragons

图2 凤鸟纹刺绣纹样Fig.2 Phoenix embroidery patterns

图3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Fig.3 Fu Xi sixty-four hexagram azimuth map

天圆而地方，天阳而地阴，天包容地，故圆圈在外，方图在内。如果按照这个样式，整体来观察这几件楚绣纹样，代表天的“圆”被放在了“方”的四角之上，似乎不太符合“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再来看四角上的圆圈，并没有看到其内有方形，只见叠加的圆形，但其中心内核的“三个点(叉)”及外围环圈所画的“四个圆”都值得注意。为什么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其上出现的特定数量的点和圈又有什么其他含义呢？

《周易·系辞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变：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接着又列出了一个标明天地之数的公式：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表1)。

表1 乾坤阴阳与奇偶之数之间的抽象符号解释Tab.1 Abstract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and the number of odd and even

由表1可以看到，从一到十全被当成天地之数，奇数为天，偶数为地。奇数象天，为阳数；偶数象地，为阴数。乾属阳，坤属阴。那么乾坤阴阳的复杂变化与奇偶之数之间的抽象符号解释就对应起来了。一、三、五、七、九为奇数，属阳，对应乾，即天；二、四、六、八、十为偶数，属阴，对应坤，即地。

天地之数虽有十个，但毕竟太多，得进一步确定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数字。“三”和“四”有幸被选为了真正的天数和地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楚竹书《周易》原本六十四卦，上篇被分为三段，下篇被分为四段。李尚信等[6]认为这是表明“阳三阴四”的观念。《易纬乾凿度》和《京房易传》都引用孔子的话：阳三，阴四，位之正也。

“位之正”是说这两个数字是真正的位数。为什么让“三”和“四”充任如此殊荣？《京房易传》的说明是这样的：“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出之所。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入之所。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这一段话反映出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层是说，三和四分别代表着东方日出和西方日入的方位，东方日出阳长阴消，象征阳、天、乾，西方日入阴长阳衰，象征阴、地、坤；第二层含义是说，圆形的直径与周长之比是“三”，而天是圆形的，所以以“三”做象天之数最适合；方形的单边长度与周边长度之比是“四”，而地是方形的，所以以“四”做象地之数最适合。从三四与圆方的等值关系来看，“三”对应“阳”“天”，“天”对应“圆”；“四”对应“阴”“地”，“地”对应“方”。那么神秘数字系统中的“阳三阴四”“天三地四”与神话宇宙观的“天圆地方”就完满地统一起来了。

再来看楚绣的几何纹样，其四角的圆圈虽没有直接画出方圆，但其上的“三”和“四”的圆点则明显是表示“天三地四”的含义，其“天圆地方”的引申意义不言其中。而四角的圆被安置在方形的四个角上，其所代表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可能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当时的人们随着观测经验的累积，逐渐发现了一些不能用平面大地去解释的现象。例如，海上行驶的船只远去，如果是在平面上，船只会缩小到一个点，但实际情况是船只不只是缩小了，还会由船身到桅尖逐渐没入海平面。对于这种现象，只能把大地表面设想成拱形才能作出解释。西汉成书的《周髀算经》是论述此说的主要专著。据《晋书·天文志》介绍：“天似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隐映,以为昼夜。”[7]改进型盖天说的拱面大地观虽然比平面大地观有所进步，但它仍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日月星辰的视运动现象。正像葛洪(公元284—363年)所说，“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

如果按照盖天说，日月星辰的运动都应该表现为环绕北天极的旋转运动。但实际情况是，除了北极星附近的几颗恒星有绕极旋转的现象外，太阳、月亮及大部分星体的运动都表现为东升西落地出入地面的运动。

古人逐渐意识到，日月星辰所在的天穹并非高高笼罩在地面之上的圆盖，而是包裹在大地之外的、浑然一体的圆球，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由于浑天说能够较准确地解释日月星辰的运动，比盖天说更加合理，所以东汉以后，浑天说便开始取代盖天说。按照浑天说的理论，可以解释楚绣中为何四圆要放在方形的四角之上，这几件楚绣都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那时浑天说的理论已经出现，楚绣中几何纹样的“四圆”可能所代表的天有日月星辰的意义，它环绕着方形的大地，不同时期出现在大地的不同方位，周而复始。至此，基本可以解释楚绣几何纹样中不仅包含着“天三地四”的天地之数，而且还映射出比盖天说更为先进的浑天说理论。

综上所述，楚绣几何骨架纹样中其方和圆的摆放及数量是有一定讲究的。大的矩形骨架象征地，矩形四角的圆象征天或是太阳，除了有天圆地方的含义外，“天”置于“大地”的四角之上，似乎反映的是日月星辰围绕大地运动的浑天说理论。另外，四角上单独的圆环与八卦图联系起来用道教的理论来分析，圆环中心摆放“三”点象征“天”，圆环外围摆放“四”点象征“地”，“天”在“地”的中心，反映的又是盖天说理论。两种对于天文星象的不同理解在同一画面中展示出来，其实并不互为矛盾，反而进一步论证了人们对于天文认识的一种转变过程，楚人对于宇宙意识的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在物质资料中体现出来，可见楚人对天文学的造诣之高。

2 楚绣几何纹样中“阳乌载日”的天文学含义

几何骨架结构的楚绣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方形的中间都绘有动物，要么是凤鸟，要么是一凤二龙。再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凤鸟还是一凤二龙的形象，其中间都嵌有一个带三点或三叉的圆圈。上文中有提到“三”为阳数，且象征“天”，天空中最具阳性的物质自然是普照万物的“太阳”。那么几何纹样的楚绣中出现的凤鸟都驮着一太阳，这种鸟可能是传说载日的神鸟。

《左传》哀公六年载：楚国“有云如众赤乌，夹日以飞三日”[8]。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夫各自都观测到了日冕。《开元占经》卷九记载了日冕的一种形象——鸟。例如：

甘氏曰：日蚀，有如群鸟(夹日)。

太公兵法曰：两鸟夹日，为天鸡守日。

占文中夹日的鸟，很可能是对日冕形象的描述。擅于想象的楚国人可能通过观察天象，由此得到启示，认为日冕的形象就像一只飞翔的大鸟。《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至，皆载于乌。”[9]即认为太阳是由神乌驮着在天上飞行。“阳乌载日”的形象在画像石中经常出现，如南阳县英庄汉墓画像石上的“阳乌”[10](图4)，以及南阳画像石上的日月交食图[11](图5)。尤其是日月交食图，在日轮当中还绘有一只蟾蜍，蟾蜍在中国古代是代表月亮的灵物。《说林训》中说：“月照天下，食于詹诸。”“詹诸”就是蟾蜍，这里《说林训》是把月食现象归咎于蟾蜍食月。而日月交食图则是月影遮挡太阳，是日食图的现象。这说明，“阳乌载日”的图像很可能是古人根据观察日全食时所见到的日冕形象进行描绘出来的。

图4 南阳县英庄汉墓画像石上的“阳乌”Fig.4 The “Yang Wu” on the portrait stone of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Nanyang county

图5 南阳画像石上的日月交食Fig.5 The portrait stone of Nanyang Riyuejiaoshi map

关于载日的神鸟，又称黑乌、金乌、三足乌，是日的代称(表2)。学者们一致认为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出土的陶片上描绘的三条腿的飞鸟图案，就是后世传说的“日中三足乌”[12]。关于为何是三条腿的问题，东汉张衡《灵宪》的解释是：“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用阴阳学说做解释可能不能代表远古先民的认识，因为太阳神鸟并非都是三足。《长沙马王堆帛画》天空部分太阳里有一只黑色的神鸟，不像大嘴的乌鸦，也并非三足。这种很古老的日中神鸟在《楚辞·天问》中也有提及:“羿焉骅日?乌焉解羽?”[13]作为“太阳使者”，它们所承担的是在黑夜之中将太阳自西方运往东方的任务。它们代表了阴与阳的交通、生与死的交通、短暂与永恒的交通。“它们既是太阳死亡的象征，又是太阳复生的象征”[14]。

表2 关于描绘太阳神鸟的文献资料Tab.2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about the sun bird

从表2也可看出，太阳神鸟后来变成南方“鹑火之禽”朱雀，实亦赤凤。正如袁珂校注所说：“《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传‘鸟，南方朱鸟七宿。’离为火，为日，故神话中此原属于日、后又象征化为南方星宿之朱鸟，或又称为离珠。”这也符合楚祖观象授时时，观察“鹌火星”采取火耕以殷仲春的说法。楚人崇凤尚火世人皆知，在这里楚国凤鸟作为太阳神鸟出现在刺绣上，可能与崇拜太阳也有一定关系[15]。

袁朝等[16]认为太阳神鸟是楚国的“图腾”，还揭示了上古神话中人、凤、太阳、星宿之间嬗变互渗的关系。离朱的生死转换，从巫术神话的思维角度来说是不承认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以生命交替运动的节奏，来暗示在动静枯荣的交替运动中生生不息，永不止境的生长规律。作为太阳神鸟，它与太阳的升降同步(太阳东升西落的轮回)，其中可能以粗糙的形式体现着宇宙生命的永恒。

太阳鸟、凤鸟都是具有神性和巫术意味的神鸟，纵观中国太阳鸟族图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17]。一是单纯的“丹凤朝阳图”，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最原始的太阳鸟形象；二是凤鸟与太阳复合组成太阳的形象，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最著名的应该是连云港将军崖上的岩画，以太阳圆形表现为人面太阳，其下为鹰鸮，鹰鸮左右两侧均有星星，似乎是一副意象化的太阳星辰鸟图；三是以太阳和凤鸟复合构成的日中鸟或阳乌载日的形象，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黄河上游、中游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中，上文中出现的南阳画像石上的形象就是鸟的各部分被解析后与日纹重新组合而成。同样是对太阳神鸟的崇拜，但由于部族的迁徙和交融，其图腾标识自然而然会发生变化。可以说，在楚绣中发现的太阳神鸟形象并不是偶然，它反映正是太阳鸟族分离聚合，迁徙新生的发展轨迹。远古文化中太阳鸟的形象异彩缤纷，远比同时期龙的形象具体丰富，可见太阳鸟或是说凤鸟部族人多势众，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这一内在凝聚力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3 结 语

楚绣中的方形框架和圆形符号并非楚人不经意所为，不仅出于审美的装饰，而是楚人宇宙意识的反映，正是由于天文学的成就才为楚人浓厚的宇宙意识创造了历史条件。老子亦为申人，本为申之“史老”，“是通天地者”，那么老子很可能也知晓天文。所以他提出的“道”很可能也是基于观象授时时的实践和经验，楚人的宇宙意识在老子这里得到了升华和凝结，并上升为“道”的哲学意识。因此用“巫”“天文”“道”来阐释楚绣纹样是有一定历史客观依据的。

从外观上看，楚绣几何纹造型和纹样似乎都是经过抽象化后反映一种不可变量的幻化空间的处理方式，给人一种超脱和升腾感。楚国先祖的巫术和天文意识无疑开阔了楚人窥探宇宙苍穹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想象空间。不管是楚绣纹样中出现的圆形与方形对于盖天说和浑天说的理解，还是载日的太阳神鸟对于日冕及生命轮回的象征，其艺术装饰中无意识间透露着楚人“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