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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变”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2018-11-06刘社堂

安徽农学通报 2018年15期
关键词:农村改革三变产权制度

摘 要:通过对陕西省相关市县7个典型示范性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实践调研,显示出“三变”改革对推进乡村产业、组织、生态、文化、人才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实践探索,该文剖析了县乡土地流转交易制度不配套等因素,及农村三变在产业、人才、环境、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阻滞性影响。并提出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政府作用、兼顾公平效益、加强风险防控的总体思路,建议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协调协作,突出组织引导、龙头企业领跑,强化人才支撑、建设文明乡风等举措,统筹推进,顺势而为,加速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关键词:农村改革;产权制度;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土地权益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8)15-0001-06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form practice of “changing resources into assets, changing capitals into shares and changing peasants into shareholders”in seven typical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relevant cities and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three changes”reform is playing an importantrole in promoting rural industry,organization,ecology,cultur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like.Based on practical exploration,the paper analyzes factors such as the unmatched land circulation transaction system in counties and the countryside,and the problems and retardant effects of “three changes” in industry, talents,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he like in the countryside.The paper adheres to the problem-orientated method and proposes the general idea of respecting peasant's will,playing to the role of government, giving consideration both to efficiency and impartiality and reinforcing the general idea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suggests revis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highlighting organization and guidance, following leading enterprises,enhancing talents support, building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and othe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planning,take advantag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Rural reform;Property rights system;Rural revitalization;Promote the overall planning;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1 引言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作为又一个“一号文件”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完善农村承包地和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探索实践农村“三变”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和经验。

“三变”改革,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即:一是农民把闲置资源(如不耕种的土地、闲置的房产、暂时不用的农机具等资源)以资产方式入股到集体经营的公司中,使资源变资产;二是农民将暂时不用的钱以股金方式投入到集体公司,以获取股金分红,使资金变股金;三是农民以资产、资金入股后,使自己变成了产业和市场经济组织的股民。统筹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对推动乡村振兴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能“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让农民增收的渠道多起来”[1],使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三变”改革示范村的有益探索实践

2015年以来,陕西省一些市县开始“三变”改革试点。2017年,陕西省把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全省掀起了“抓产改、促三变、助脱贫”的改革热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效显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2]。截至2017年底,全省已有4294个村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占行政村总数的21%;其中2602个村完成清产核资,1752个村完成成员身份界定,977个村完成股权量化,1019个村组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惠及1.67万户贫困户,依托三变,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涌现出乡村振兴的样板[3]。比较突出的是西安市蓝田县董岭村、簸箕掌村,渭南市合阳县沟北村,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榆林市榆阳区赵家峁村,铜川市印台区枣园村,汉中市洋县草坝村等7个典型示范村,这些村的“三变”改革,显示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强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2.1 让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加速了产业振兴 7个典型示范村分别通过发展有机农业、现代种植养殖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服务业等产业,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产值收入最高的草坝村,达到了6049万元,最低的赵家峁村也达到了265万元。蓝田县董岭村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要素流动”,以集中起来的村集体及村民资源资产资金入股,成立了村经济合作社及西安盛康创农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全体村民平等参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2017年达到14800元,高出蓝田县人均纯收入2718元。合阳县沟北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辐射带动总涉及47个农村改革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村改革综合试点项目,投资3000余万元,使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突破13000元。

2.2 以“三变”改革为抓手,加速了集体组织振兴 截至2017年年底,蓝田县簸箕掌村集体经济从0增长到 3700万元,实现了从“无”到“大”的巨大跨越;当初集体资产为“负数”的洋县草坝村实现了从负债累累到130万元的显著增长。2017年底,7个村集体经济积累超过8000万元,村均超过1140万元。蓝田董岭村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代表股民管理原始资产,下设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经营,吸收村民代表对公司管理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借鉴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经验,村“两委会”负责人不兼任股份公司董事长,股份公司在村“两委会”和监委会的指导监督下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维护了村民利益。合阳县沟北村加快构建“党支部+集体经济+贫困户”的体制带动、“园区承载、一业一龙头”的产业拉动和“集体引领、主体联合、贫困户抱团”的生产组织推动等扶贫模式,让全体社员依法享有股权。礼泉县袁家村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方向,实施“三产融合”,探索出了“业态创新、多元融合、保值增值、持续增收”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子。

2.3 “抓产改、促三变”,奠定了生态振兴基础 7个村子中有6个村,原有生态环境不好,且在几年前有逐步恶化趋势。如地处渭北旱塬东部的合阳县沟北村平均海拔840m,原有自然基础条件不佳,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增收环境困难。村里通过清地确权、清产核资,清理出预留机动地39.7hm2,经营性资产235.6万元,公益性资产651.6万元,对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生产类发展资金、扶贫开发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村集体发展资金等资金类资产设立国投股计入集体经营股,建立“县投镇管村使用”的资金投入使用管理机制,用于土地综合整治、生态环境修复等,并集中资金用于扶贫帮困养老等公益补偿[4]。目前,村中山水路林村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大为改善,9个家庭农场、31个1.33hm2以上规模种植专业大户、1个农产品电子商务公司及1个农产品营销服务中心驻村发展,总投资1400多万元的苏陕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及云南客商投资建设的33.33hm2红心苹果产业发展项目先后落地。榆阳区赵家峁村地处黄土高原山区,因风沙和水土流失影响,前些年人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2017年3月实行三变后,村里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实施土地整治、道路修整、林网种植、灌排改造,以及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发展集体经济和乡村旅游,目前,村集体资产突破1000万元,2017年村民人均14412元,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认为,赵家峁做法是农村土地的“第三次革命”,为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探索出了新路。

2.4 农村改革相容共生,文化振兴取得突破 礼泉县袁家村通过产业共融,以打造“关中民俗文化体验景区”为核心,从品牌、主题、创意、风格到业态、招商、运营、管理、制度等方面反复试验探索,形成互补兼顾的成熟商业模式。依托乡村旅游消费,坚持一产提供优质原料,二产打造名特产品,三产开拓广阔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制造和销售联为一体,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5]。村里大力实施“品牌进城”战略,进军西安的曲江银泰店、小寨赛格店、胡家庙万和城店吸纳入股群众610户,年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蓝田县董岭村发挥比邻白鹿原文化产业基地(影视城项目)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全村发展带来新契机。蓝田县簸箕掌村土地实现市场化规模化利用,为招商引资和社会资本进入创造条件,促进乡村文化旅游、民宿经济和商贸业的发展。

2.5 “三变”改革激发农村活力,人才振兴迈出步伐 典型示范村通过市场契约形式,将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通过经营和生产、生活、市场和电商、网销以及金融知识的学习和经营,使一个个普通农民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转变,为把市场机制和资本模式引入农业,壮大各村的优势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农村人才,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这些村逐步回流,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礼泉县袁家村通过组织引导,村民共治,通过村中成立小吃协会、农家乐协会、回民食品协会、酒吧协会和手工作坊协会等,锻炼了一大批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经营和管理人才[5]。“三变”改革,顺应了农村发展的实际,激发了农村的发展活力,激起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3 以三变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随着“三变”改革试点的深入发展,发现县乡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建设不到位,阻碍了农村土地依法规范和有序流转,影响了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在市、县和镇、村层面,以及相关配套问题,由于农业农村改革本身在产业、人才、环境、文化等方面影响,一些导致乡村振兴的深层次问题和改革发展难点逐步凸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大计的有效推进。

3.1 乡村振兴政策配套、跟进滞后,法律法规纷繁约束

“三变”改革事关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司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多项法律法规。推进“三变”改革,離不开规范运行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6]。通过调查了解,多数试点村所在的县(区)没有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而建立交易市场的县(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还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市场覆盖面较窄、进场交易不足、市场延伸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无法为“三变”改革提供有效服务[4],一些依托原农村经营管理站(所)和土地流转中心为基础升级建成的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由于受场地及人、财、物等诸多因素限制,平台功能、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信息发布渠道狭窄,交易品种单一,交易量较少,缺少市场引导和专业支撑,与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三变”改革涉及的金融、股权交易、农业保险等政策在多数地方没有涉足,业务健全配套的落地和推动政策措施。

3.2 致富项目难选成为产业振兴首要难点 “三变”改革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产业振兴承接主体的能力和实力。从试点实践看,7个“三变”典型示范村改革效果好,多是由于引入的产业承接主体规模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经营也比较规范。虽然,市县镇各级政府为培育壮大承接主体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就整体而言,政府对承接主体的扶持力度存在欠缺,突出表现为专项资金和项目投入较少,产业承接主体在用地、用电、用水、信贷、保险、税费等方面缺少针对性的政策扶持。一些产业主体和经济组织反映,当前一些地方财政资金扶持规模和扶持面、覆盖面仍较小,且多限于各类示范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一些好的政策难以落地,“够不到”;更多的产业参与者,“够到了也吃不饱”。加之农村金融服务弱、基础设施差、设施用地难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承接主体参与“三变”改革、带动入股农户增收致富作用的发挥。

3.3 能人经济与集体的博弈平衡,阻滞了组织振兴 在以“公司+农户”为代表的产业化经营中,公司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能有效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能人在产业方向、生产、经营、分配包括扩大再生产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村集体和农民在与公司打交道时,仍处于弱势地位,公司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强势谈判地位损害农民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情况仍然存在。而刚“变”成的股民,由于经营意识欠缺,谈判能力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公司挣钱多了,农民不能分享;公司赔本了,就毁约赖账,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跑路、单方毁约等问题时有出现。“三变”改革使村集体和农民以股权形式与公司形成了利益联结,但公司的行为方式并没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许多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的真实、客观、透明表示怀疑,如何监督集体经济财务,堵住财务漏洞,赚钱如何公平分配和有效使用也成为现实难题。更难处理的问题就是,村党支部、村委会、监委会等集体组织,发挥作用常处于“不管农民群众怨,一管经济组织有意见”的两难境地,影响到核心领导和基础服务作用的有效发挥。

3.4 人力资源基石不稳、前拉后推动力缺乏,导致人才振兴之路漫长 在纷繁复杂和不断波动的市场环境中,什么项目市场前景好,种草莓赚钱还是种红薯赚钱,这需要专业的市场分析能力,而此类人才在农村更为紧缺。村中缺乏能捕捉市场的人,更缺乏能捕捉新科技的人。现在农村的主力部队人称“386199”人员,即老人、妇女和儿童,依靠现有人员来判断市场、选择致富项目更不现实。少数村干部和曾在外创业并校友作为的农村“能人”,若不能或者未“及时进入”产业组织“核心管理层”,边不会拿出时间和精力为集体经济发展谋划和实践引领,甚至只会用所谓的经营历程“放大”现有团队中的失误或制造障碍,影响人才发挥作用积极性。更多的80后“不愿进地”,90后“更不愿返乡”成为现实窘境。

3.5 特色缺失、跟风严重、建管失衡,制约文化振兴 虽然小田块整成了大田块,但村经济组织领路人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文化规划重要性缺乏认识,跟风大建设、大发展,甚至破坏自然风貌、古民居、古遗址等,导致了现在乡村发展“头重脚轻”、根基不稳,后发力量不足,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整体乡村振兴的水平和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理念已逐渐得到理解,但文化设施“建”“管”“用”失衡,村级公共文化设施如村图书室、农家书屋、文化礼堂、文化中心等场地无人监管,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挪用、挤占现象。部分偏远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文化设施缺乏等原因,文化活动“全靠送”,且缺乏自主选择文化活动的条件和平台,制约文化血液流动,文化被当成是“盛事”,而不是“常态”。

3.6 生态振兴未能重视,环境隐患风险犹存 农业的两大重要功能一个是生产功能,主要生产食物,后者则为生态功能,应为生产生活提供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石等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生态不但要保护,而且要建设和完善,更要依托生态功能打好生态牌和绿色牌,“要守住好风景,就不愁没前景。”但现在,把农村生态价值链上的价值吃干榨净的问题,依然极为迫切需要解决。村干部对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重要性认识不足,“农村就是这样子”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农民群众珍惜和爱护生活环境的意识不强,少数人治理,多数人污染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环境综合整治的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村生态工程的瓶颈,大多“三变”后的产业和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将环境生态治理纳入预算,也没有从自身发展去考虑生态友好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

4 “三变”互融共进、乡村振兴统筹推进的对策建议

紧紧围绕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径[7],这是陕西有关市县“三变”改革示范村的实证范例和经验实绩。但是,统筹推进以三变改革为主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不平衡、發展不充分等问题仍有存在。要推广经验,解决问题,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领会习近平农村改革中“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的根本要求[8]。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尊重农民意愿,发挥政府作用,兼顾公平与效益,加强风险防控,统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破解发展和改革难题,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4.1 修订完善“三变”法律法规,补齐生态治理等改革内容短板 一是认真梳理研究涉及“三变”改革试点的法律法规,对与“三变”改革存在冲突且不利推动“三变”改革试点的,适当调整或修订,如修改《物权法》和《担保法》有关“两权”抵押的内容,为“三变”改革抵押融资提供法律依据;二是以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更多权能为着眼点,创新选点试行制定《“三变”改革法》及其有关条例,明确界定农村资产资源确权、转让、股权收益占比等事项,以便实际具体操作;三是考虑到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尝试制订涉及“三变”保护农村资产资源的地方法律法规,如“三变”改革之耕地保护法、农村环境资源保护法等,确保农村绿水青山可持续发展。顺应村情民意,采取不同办法,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发力,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出台鼓励社会力量热忱参与“三变”改革的政策。对企业或社会人士作为获取有关信贷、政策优惠待遇的加分条件;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三变和农村振兴战略工程,作为基层锻炼必备、党政干部提拔任用优先要件。积极建立以政府为主,公益基金、社会各界按一定比例出资参与投入机制,聚力“同心”,支持“三变”改革试点。同时,搭建产权、股权交易平台,让“三变”改革涉及的土地、林地、宅基地等资源权属股权得以公开有序转让。

4.2 明确改革主体,加强统筹协调 政府相关部门要强力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十权”同确,建立完善信息档案,激活“三变”资源要素,促进“三变”改革向纵深推进。构建归属清晰、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制度体系;落实监督机制,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9]实现记载地块、地类、面积、四至界限“四统一”,承包面积、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权证登记薄“四相符”,承包面积、承包位置、承包合同、承包权证、基本农田标注“五到户”,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权属不清的问题,为集约化经营奠定坚实基础[10]。村股份经济组织重点做好方案制定、清产核资、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做好股民登记、折股量化、发放股权证,通过顺利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集体资产实现更加有效管理和运用。

4.3 保障成员收益、突出组织引导,为集体振兴积蓄力量 在“三变”改革中,注重突出村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其把方向、议大事、保落实的职责。科学规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坚持“四议两公开”民主议事决策,以家庭为单位推选股东代表,以法人治理结构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确定生产经营组织、利益分配方式和风险防控机制,保证村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和支配权。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确认之后,就要保障其权利,也就是受益权。健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公积金、公益金提取比例,目的是让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扩大再生产。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参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联合开发,多形式、多渠道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11]。

4.4 龙头企业领跑,助阵产业振兴 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12]积极倡导借鉴国外农业农村发展成功经验,允许结合试点实情,“拿来主义”融和互通,优势互补,加速参与三变改革的优质高效现代农业让当地农民直接获益步伐,以起到带动引领作用。通过“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促进“三变”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引导现有的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品牌嫁接、资本运作、产业延伸等方式[13],组成大企业、大公司、大集团,延长服务链条,作为“三变”改革的先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资源禀赋,包装一批“三变”发展项目,通过PPP模式和招商引资,引进一批规模大、实力强、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农业龙头企业参与“三变”改革。

4.5 强化人才支撑,引导农村人才回流及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需要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要激发农村人才队伍活力,积极支持村级组织和外出务工人员、产业带头人、致富能人大户、返乡创业大学生等领办创办生产型、加工型、商贸型、物流型、乡村旅游型等经营主体,让农民群众接受“三变”、参与“三变”。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努力做到“三个带头”,即带头改革,主动认领改革任务,首先入股合作社,做好群众动员工作;带头担当,主动承担改革和产业发展风险,有经济能力的党员干部主动筹资、垫资建设基础设施;带头让利,如榆阳赵家峁村致富能力强的党员投入大量资金,却把资金股比例从40%主动缩减为23%,确保以土地、人口入股的群众股权比例占到60%,让群众充分共享发展成果。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关心用好“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鼓励他们用心用情,扛好政治责任。培养返乡创业的企业家、敢闯敢干的新乡贤、扎根乡村的致富能手、驻村扶贫的优秀干部,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合作社+农户”“公司(园区)+合作社+农户”“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长期稳定的经营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夯实农村振兴的发展基础和人力资源后劲。

4.6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迈步生态建设攻坚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助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实施。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建设各类农业园区,开展以苹果、葡萄、药材、设施高效农业、畜牧养殖为主的农业产业示范体系,形成以现代农业科技园区为引领、特色产业为支撑、农户最终受益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强化产业支撑,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倾力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以规划为引领、产业为核心,抓好环境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实现村庄美、村民富、村风好,推进实施乡村生态环境振兴战略。坚持全域统筹、景村一体,以美丽乡村建设,统一规划发展农家乐,既增加村民收入,又美化乡村环境。带动小农户进入大市场。

4.7 建设文明乡风,奠定优良乡村文化发展基础 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必须凝聚正能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变”改革和农村全面振兴实施中,要积极挖掘特色民俗文化,丰富惠民文化活动。要以文明乡风传承做支撑和基础引导,通过出台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农民诗社等形式,以及尝试利用在村史馆设置奖旗、奖牌,设立文明风尚道德提示牌、好人好事光荣榜,让文明乡风厚植好人沃土,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传承家风家训,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乡贤能人的教育作用。坚持广大群众参与的评选先进典型、开设道德讲堂的做法培育文明乡风活动,以此推动群众改变陋习、转变风气,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精神支撑。

5 结语

农村“三变”改革要切实落实十九大精神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遵循,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完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农民财产权益分配制度,增加集体经济和农民财产性收入。要高效激活和调动一切资源要素,推动农业农村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兴旺、农村美丽富裕。加强农村“三变”改革的风险评估、预判和防范,搞好配套措施,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根本利益不被损害,最终促进农民富裕乡村振兴[11]。

作为新时代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三变”具有前所未有的歷史价值和时代使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在改革中顺势而为,自我完善,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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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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