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隆有

丰稷（1033-1108年），宋代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相之，死后朝廷赐谥“清敏”，故典籍中常称作“丰相之”“丰清敏”“丰清敏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多著政绩，特别在皇帝昏昧，党争激烈，群奸肆虐，政局残酷多变的哲、徽两朝，始终不忘儒者修齐治平之初心，气节高直、公忠不阿、勇毅敢为、正己心、正人心、正世心，如泥潭青莲、如高松清露、如深夜孤鹤，广受时人赞誉，史家褒扬，无论官修正史，还是私家著述，均以崇敬之笔，记其行迹。

立朝，直言正君心

宋神宗元丰初年，高丽国派使臣朝宋，丰稷随左谏议大夫安焘前往高丽回报。航海途中遭遇大风，使团所乘船的桅杆被折断，船差点翻沉，“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色自若”。颇有东晋名相谢安与众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之器局。安焘不禁赞叹道：丰君的胸怀，真难以估量呵！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英雄本色，古今一也。谢安以之镇定诸人情绪，同舟共济，平安返陆。丰稷以之平息众人惶扰，群策群力，终达彼岸。使团到高丽，受到特别礼遇，圆满完成使命，回国更受到神宗褒奖。数年后，神宗在召见丰稷时，还特意问道：“卿昔在海中遭风波，何以不畏？”丰稷答道：“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凭仗威灵，尚何畏！”丰稷的回答，既向神宗汇报了自己当年海上遇险的真实心境，也向神宗揭示了儒者为人处世的高贵操守，深蕴哲理，发人远思。“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这是大海之状，也是社会之态。儒者既怀修齐治平之初心投入社会，就如置身“巨浸连天”之大海，“风涛固其常耳”，但只要心怀家国，心怀百姓，就可“凭仗威灵”，任风暴涛狂，沧海横流，“尚何畏！”

宋神宗和王安石被钱穆《国史大纲》称为“大有为之君臣”，二人一度真诚携手，力排众议，强力推行旨在让王朝走出积贫积弱困境的变法革新，却终究扛不住持不同政见的君子们山呼海啸般的批评和投机新政的无耻小人阴险倾轧。到元丰初年，曾大义凛然，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自励的王安石，早已拂袖归去，日常间骑驴访佛寺，参禅吟诗，超然方外。剩下神宗一人，兀自苦撑，既要顶住朝中君子的正面反对，又要挣脱身边小人的重重包围，身心憔悴，迷茫困惑。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丰稷这样的对答，神宗不禁身心为之一振，深深感受到难得的鼓舞，“帝悦”，当即将丰稷由封丘县令擢升为监察御史，从地方调进中央，这是丰稷入仕二十年来，第一次到朝廷做官。打这以后，丰稷凡在朝廷任职，必以直言谏君，以正君心。

为政，嫉恶斗邪心

丰稷被宋神宗擢升监察御史，此官品秩虽低，职掌却重，纠察官吏，肃正纲纪，上自宰相，下至小官，都在其监察弹劾之列。丰稷尽职尽责，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检举章惇。章惇最受王安石器重，宋神宗对之也特别赏识，此时正任参知政事，即副相，位高权大，炙手可热。但章惇既好弄权，又好报复，人品欠佳，口碑很差。丰稷对章惇利用副相之权谋私利，走门路，通关节的劣行，检举揭发，“无所移挠”，硬是将其从相位拿下，贬出朝廷。元丰五年（1082年）改官制，章惇又被召拜为门下侍郎，再任副相。丰稷认为：“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再次上奏反对。紧继其后，谏官赵彦若也上疏说：章惇“无行”，品德太差，不宜居相位。

宋哲宗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年），章惇独相，在复行新政的旗号下，肆意迫害反对新政的所谓旧党，令人将与司马光等人当年相关的章疏案牍及言行搜集编类，作为惩处依据，“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者”。章惇将个人恩怨也掺杂其间，进行报复。负责编类的官员秉其旨意，“率视章惇好恶为轻重，存殁名臣，横罹窜斥。”到丰稷主持御史台时，才对此作了揭发和清算。

宋徽宗初年，丰稷从地方进京任御史中丞，为朝廷检察机关御史台长官。第一次上朝，就碰见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蔡京。蔡京是北宋后期大奸臣，很怕以直声闻名的丰稷，立即越班上前向丰稷施礼道：“天子从外地召您到朝廷执法，今天定会有高论呵！”蔡京一心要讨好丰稷，丰稷却不买账，正色答曰：“行自知之。”很快你就知道了。当天，就上了一道《揭蔡京蔡卞奸邪疏》，历数蔡京、蔡卞兄弟种种邪心恶行。谏官陈瓘、江公望随之也弹劾蔡京，但均动摇不了蔡京的权位。丰稷对殿中侍御史陈师锡等御史台官员说：“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认为不能将蔡京这样的奸人赶出朝廷，就没脸在御史台任职。于是对蔡京“击之不已”，终于将蔡京从翰林学士承旨位上拿下，贬出京城。宋徽宗任命蔡京奸党钱遹为殿中侍御史，丰稷上疏谏阻，说其人品不端，处事不公，不适合做御史台工作，宋徽宗不听。丰稷又奏：“必用遹，则愿罢臣。”朝廷一定要用钱遹做殿中侍御史，那就请免掉我这个御史台长官的职务。宋徽宗只好改任钱遹为地方官。接着，丰稷又揭发蔡卞兼任国史修撰时，以私人是非定取舍，蔡卞本是王安石的女婿，竟“以王安石《日录》乱《神宗实录》”，任意篡改国史，建议在修《哲宗实录》时引以为戒。

处世，澄澈敞公心

丰稷生性忠直，一身正气，为政只认事，不认人，不仅敢与宦官和奸臣的弄权祸国之行斗，也敢与皇亲国戚的奢侈僭越之风斗，遇事不正，必出头正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宋哲宗的叔父荆、扬二王不守法度，密令蜀地为其织锦茵。台谏官职掌监察纠风，慑于二王“尊宠莫并”，权势煊赫，虽知其事，却皆不敢言。独时任右司谏的丰稷挺身而出，在朝堂朗声论奏道：太祖、太宗“以俭先天下，而宗室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纠正。”退朝后，御史赵几对丰稷说：“闻君言，使几汗流浹背！”对其孤胆英雄之举，由衷敬佩。

丰稷的政见，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新党旧党判是非。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辖的都水监、将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朝廷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其事之可否和经费数目，而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从之而立法。绍圣年间复行新政，废除元祐旧政，此法被废。到徽宗建中靖国初，一度复行元祐之政，此法也随之复行。及至丰稷任工部尚书，“独持不可”，坚决反对再行司马光和苏辙所定旧法。丰稷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认为：如果都水监要堵塞黄河决堤，军器监要制造军器，掌管财政的户部认为可以，自然应和主管都水监、军器监的工部并任其事；倘若户部不同意都水监、军器监要进行的项目，不给工部划拨足够的经费，却“令工部任河之决塞，器之利钝，为工部者不亦难乎？”丰稷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从之，司马光和苏辙的错误被彻底纠正，再无人提及。南宋时，大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丰稷的人品和特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丰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刘奉世的父亲刘敞、叔父刘攽，均为司马光和苏氏兄弟挚友，刘奉世的政见也属旧党，和丰稷一样，为人也很正直。但丰稷任殿中侍御史的时候，对刘奉世工作上的失误，照样弹劾，刘奉世因之受到朝廷处罚。

丰稷忠心为国，公心处世，与人交，也以此为准，择友只认人品，不认家世背景，所以他的朋友圈里，尽是正人。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说：丰稷“绍圣间数任言责，有正直之声。与章质夫（章楶）友善，而不乐章子厚（章惇）。与曾子固（曾巩）友善，而不乐曾子宣（曾布）。其论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陈不少恕。初不以质夫、子固之故，而为之掩覆也。”章惇与章楶为堂兄弟，曾巩与曾布为亲兄弟，丰稷唯友其贤者，且不因此而徇私情，偏护其奸佞之亲。

丰稷不仅自己正身立朝，还大力举贤，为朝廷推荐了一大批正直之士，对此，《宋史·丰稷传》如数家珍，说丰稷所“荐士，如张庭坚、马涓、陈瓘、陈师锡、邹浩、蔡肇，皆知名当世云。”陆游《家世旧闻》更认为，正是这批直臣相继接力，主持徽宗初年的监察工作，徽宗虽昏，而“群奸尚有所惮”。当这批正人相继离任，“小人乘间得进，事遂大变”，北宋末年政局遂不可收拾。

丰稷高洁的政治品德，无畏的担当精神，在北宋中后期政坛广受赞誉和崇仰。前辈名相文彦博称丰稷为人，似北宋中期有“铁面御史”之誉的名臣赵抃。同辈名臣王古，对丰稷更是由衷敬佩。宋徽宗初年，王古由户部侍郎升户部尚书，丰稷由御史中丞改工部尚书。六部尚书排序，户部尚书位第二，工部尚书位第六，王古觉得自己不如丰稷，而上朝立班，户部尚书之位却远在工部尚书之上，于是上表称，“丰稷厚德”，自己“实不逮也。乞立班在丰稷下”。到南宋时期，士大夫间还以此为美谈。

丰稷有诗曰：“夜深孤鹤鸣，清露滴高松。”又有《荷花》诗曰：“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可谓其人生志趣的诗意描述。读其诗，想见其为人，一位气节高直，固守初心，持正斗邪，公忠为国的先贤，正如莲，如松，如清露，如鸣鹤，给我们的生命情怀，展开何等高迈清远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