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

当下，腐败已由最初的一次性简单型的权钱交易（以物易物，以钱买权），发展到多次性复杂型的权色交易（非物质化交易：雅贿、色贿，以及不直接具体表现为钱或物的信息贿赂），进而上升为集团性稳定型的权权交易（政治交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需从查处权钱交易起步入手，但反腐绝不能只停留于查处权钱交易。

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三权交易”中，权钱交易最直接简单，因此最容易暴露并被查处。改革开放40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权钱交易的案件。而稍有“头脑”的腐败分子，为规避查处，很快就会转向多次性复杂型的权色交易以及非物质化的信息贿赂等。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为了收买时任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把某只股票要被拉升的消息透露给相怀珠的妻子，致其购买了这只股票，即为信息交易。表面上既没给钱也没给物，实际上比送钱更隐蔽且金额还大。这种非物质化的贿赂，还有可能规避惩处。少数“高智商”的腐败分子，会利用我们过去长时间只治标不治本的空隙“修炼成精”，进而“升华”到权权交易层面。

在权权交易层面，虽然既没有权钱交易的那种露骨，也没有权色交易的那条曲线。表面上看，似乎一点钱与物的经济成本都没有，但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联姻”。几年前，《南方周末》刊登的《中县干部》一文就揭示出中部某县政治家族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近亲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二是重点突出，向要害部门聚集的倾向性；三是正比关系，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这种政治结盟一旦形成，整个社会就板结化了。权力固化的同时，就出现了从“官二代”到“官N代”，“富二代”到“富N代”，以致于演艺圈的“星二代”到“星N代”也出来了。当各种的“N代”出现以后，整个社会就板结了。

而权权交易作为隱秘性越来越深、腐蚀性越来越大、渗透性越来越强、危害性越来越烈、风险性越来越高的“合法腐败”，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就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言，查处权钱交易仅是微观战术，强化监督乃是中观战役，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是宏观战略。而十八大前的30多年，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尽管年年都在说“积小胜为大胜”，但却从未能将“阶段性成果”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时，面临的是“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从任大队党支书、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就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在4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深谙“权力配置不科学”的危害和“权为民所赋”的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上任就下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紧接着明确了“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的政改目标。在五年的强高压反腐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就常识来说，反腐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就见识来讲，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就卓识而言，反腐的成功则只能靠政改。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是亚洲最腐败的地区。由于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审时度势，设立了异体监督机构——廉政公署，推行了有条件赦免，加之一些法治措施，短短几年，香港就走出了反腐困境。现今香港地区在亚洲的清廉指数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的清廉指数稳居第12位。

如果说40年前的那一代充满改革胆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才能富起来的话；那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必须明白反腐败也没有那么难。只要反腐不只停留于查权钱交易，只要在政治领域摒弃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只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就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