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扩振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两件事：一是反腐，一是扫黑除恶。有些人认为这些行动与个人的领导风格有关，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仅仅归结为这种原因往往会忽视了深层原因，那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反腐与扫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权力的滥用。〔1〕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权力制约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影响权力制约实现的因素很多，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他们(例如麦迪逊)主要是从制度架构的层面上对权力制约进行分析，强调权力之间内部的分立与制衡。如果制度因素如此重要，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实施的效果可能截然不同呢？是不是只要有了对权力进行完美制衡设计的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就一定会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答案是否定的。罗伯特·达尔曾经说过，作为权力制约的重要手段的西方社会的民主不是靠宪法维系的，而是靠社会自身的条件维系的。托克维尔则提出“以社会制约权力”。我们忍不住追问，这个社会自身的条件又是什么？社会如何制约权力？

虽然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但我国目前依然正处于或正经历社会阶层分化、重组、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民营企业的崛起，使资源得以重新分化组合，社会分层进一步发展。另外，我国的民主制度也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特别是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执政党明确追求的目标并广泛践行。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这只“看不见的手”对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能否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满足依宪治国所需的社会条件？本文主要分析社会分层的发展如何通过影响资源控制、民主制度的形成以促进权力制约，来解释上述的疑问。

二、社会分层、资源控制与权力制约的关系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存在分层结构？社会学家对这一社会现象有两种理论解释：功能论和冲突论。

功能论认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因素对社会的稳定和生存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因为人们在主要价值和规范上是一致的，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是一个整体，社会系统有各种特殊的需求，这些需求由不同的功能来满足。功能论者论证道：如果社会分层具有普遍性，那么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有一定作用。

功能论认为社会分层有两个功能：一是社会奖赏的不平等分配，对于激励个人完成某些重要角色是必要的；二是复杂的社会分工需要权力的不平等，因为分工和协作需要特别天赋或者相当的培养和训练。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内科医生、原子能物理学家或军事战略家。如果社会要发挥有效的功能，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吸引有天赋者或者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承担这些角色。这些角色工作压力大、责任重，做出的牺牲也多。对这些重要的角色，必须给予高薪、一定的权力和声望。所以，社会等级所表现的社会分层是社会的必然产物。

冲突论者反对把社会看作是由各种不同因素起着稳定作用的均衡制度。冲突论认为社会价值观念和各等级之间的利害冲突是社会内在制度的产物。虽说社会分层是所有社会共有的特征，但是社会等级起源于竞争、冲突和对别人的征服。自从有剩余劳动产品以来，社会不平等就存在着。随着技术的进步，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趋向于定居，这有利于精英群体积聚财富和攫取权力，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共生就成了社会持久存在的一个特征。冲突论者还认为，社会分层并不总是有益的、有功能的。分层对统治阶级而言才是有用的、有功能的，是统治阶级集团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社会分层限制了对社会才能的发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尽管冲突论与功能论的观念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把对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基本因素。

既然社会分层是因为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不同而产生的，那么可以说，不同的社会阶层就有不同的利益需要，社会分层结构就是一种多元主体的利益结构。换言之，在任何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系统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获取有限的利益资源必然会相互竞争、相互排斥，并采取某种形式进行对峙和对抗。这种对峙和对抗一旦超出了社会系统应有的容纳力和承受力，就会导致社会主体之间社会联系的离散和裂变以及整个社会系统的瓦解和崩溃，从而破坏社会共同体的稳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对于人类社会共同体而言，一个持续稳定、协调一致的社会秩序既是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首要条件，又是这个共同体中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这时国家便以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的面目出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期待国家能够以自己认为公平的方式分配资源，实际上是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分配资源。于是，每个阶层都会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资源来影响国家的运作，利用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

每个阶层都想控制或影响国家，那么国家又会如何呢？国家本质是一部暴力机器，是一种保护和掠夺财产的工具。“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2〕应该说，国家被拟人化了，似乎国家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调控经济，可以救济穷人，可以保护产业，可以管理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国家从本质上讲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保护某些人的财产，另外就是掠夺另外一些人的财产。国家有两只手，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拿取。国家的第二种功能实际上是某些有权力、有大量财产的人利用国家进行的有利于自己的财富分配过程，也就是从一些人手中夺取财产，分配给另一些人的过程。当人民要求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国家就必须从人民中取得更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诺斯认为：“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在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3〕这被称之为诺斯悖论。在这一理论中，产权结构用以支持统治集团租金最大化，有效经济体制用于促进税收最大化。租金和税收在表面上是一致的，都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但实质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统治者不同于统治者的代理人，正如统治美国的是在幕后的大公司、大财团、军火商人，而在前台表演的政客仅仅是这些统治者的代理人。有利于统治者的产权结构使财富流向统治者，使其租金增长。税金收入则有两个主要用途：一是用以供养这些统治者的代理人——各级官员；二是用于军事、福利、再分配等。这些用途主要是来维持统治者统治的稳定。由于代理人的利益同统治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代理人总是希望收更多的税，来增强自己权力的物质基础和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但税收大部分并不用于统治者，且税收的增加会使流向统治者的财富减少，对统治者不利。两者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统治者同代理人之间的斗争，表明了以国家作为掠夺机器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组织都在想办法利用这一机器。“国家就是由内阁部长、由官僚、由人组成的。这些人大都一样，心里都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4〕正是国家功能的复杂性，所以，诺斯得出结论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

社会可以依据对资源的控制不同来进行阶层划分，包括了控制投资或货币资本的阶层、控制物质生产资料——土地或工厂以及办公室的阶层、控制劳动力的阶层，〔6〕控制不同的资源的人就属于不同的阶层。如果资源控制比较平衡，即多数人控制了多数资源，则社会分层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这种对资源控制的划分没有考虑到公共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如果滥用公权力则社会分层、资源控制等都会产生扭曲。

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以及政府官员都会利用公权力来影响资源的分配，然而我们看到，政府官员的利益与统治阶层以及被统治阶层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会竭力滥用被赋予的权力。那么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权力。所谓权力是指主体基于对特定资源的支配而对他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国家权力的形成、运行无不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有关系，尤其以物质资源为基础。主权是“财产的自然产物”，“财富就是权力”。〔7〕“事实上，权力总是与物质力量紧密相联的”。〔8〕作为统治者的“那些人事实上可以以物质的强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部分社会成员，对一部分发号施令，并且必要时使用强力来强迫执行他们的命令”，〔9〕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控制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国家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的强弱与统治者占有物质资源的多寡密切相关。

总结来说，一方面，权力的存在以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为基础。对资源的支配是形成权力的基础。构成权力基础的资源既可表现为物质形态，又可表现为精神形态。某一权力可能完全由物质资源构成，如经济权力；同时也可表现为由精神资源构成，如宗教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更多的权力则由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共同构成，如政治权力。由于权力主体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支配决定着权力客体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因而才奠定了影响、控制以至强制权力客体行为能力的基础，并进而形成了对权力客体行为的实际控制。〔10〕帕森斯就认为“权力就是通过控制他人行为而动员资源的能力。”〔11〕

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以资源为媒介。权力是一种控制力和影响力。作为政治权力，它比一般权力更多地表现出强制性和组织性。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12〕因此政治权力运行的效果取决于权力主体的能力和素养、政治组织的严密程度和运行的有效程度、权力工具的技术手段和适用程度。但是，政治权力的这种强制性和组织性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受着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此，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和组织性仍以物质资源的占有为自身的基础。如此看来，政治权力的运行是与物质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紧密相关而不可分的。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13〕

所以，权力的运行必须以资源为基础和媒介，没有资源也就没有了权力，谁拥有的资源越多谁就越有可能影响权力的运行。社会分层通过资源控制与权力制约联系起来。各个阶层都想通过国家权力获取更多的资源，能否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关键在于各阶层自身资源的多少。如果某一阶层或者国家的官僚机构本身独占所有社会资源或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资源，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完全控制国家权力而不受制约。而如果社会各阶层均衡地拥有社会资源，每一阶层都想控制国家权力却又都不能完全控制，彼此间的意志得以制衡，权力自然无法滥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要真正得到制约还需要制度的支持，这就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

三、中国权力制约的社会分层解释

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度里，经济条件就特别重要。李普赛特在对欧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4〕另外一方面，如前所述，合理的社会分层也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之一。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富人容易傲慢而导致寡头统治，穷人容易偏激而导致暴政，只有存在大量中等富裕人群的社会，政治才能稳定。〔15〕多数研究表明，橄榄形社会分层结构较适宜民主制度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巨富阶层和赤贫阶层的比例总体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收入较高、差距不大。这些中间阶层一般来说会比较积极地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和活动，对社会变革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行有比较高的要求，有利用民主制度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的冲动。〔16〕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中国，是否出现了建立民主制度、制约权力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经济条件呢？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的社会分层的结构正发生着变化。李强的研究指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分析显示，到2000年，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呈“倒丁字型”，“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社会群体的比重过大，中间层弱小，中产阶层明显缺失”。〔17〕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分析，十年间“倒丁字型”变成了“土字形”，其突出的变化是一横的加入，就是中间阶层的扩大，十年间从2.9%增加到13.34%，增加了10.44%。如果忽略农村只计算城市的阶层状况，城市则基本是“橄榄型”结构了。卢春龙的研究指出，17个中国主要城市2011年的中间阶层的比例为26.9%。〔18〕这些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会分层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同时中下层以及下层的比例依然巨大，大大超过了中间阶层。

总体来讲，中国社会基于身份的分层变为基于契约的分层；阶层间的差距变大，资源分配极不均衡，而且这种不均衡的分配格局正在逐步定型，资源占有者的社会力量大不相同。

这种社会分层结构首先对政府权力运行以及资源分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说利益主体自身占有资源总量不同，它获取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能力就不一样。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多年以来中国房地产的价格呈现螺旋式上涨趋势，每当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时，强势群体就展开各种活动来影响公共决策，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接受了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19〕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由于他们在社会中占有少量社会资源或不占有社会资源，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特性，除非在后天能通过组织资源来强化他获取利益的能力。

即便如此，社会结构的分化依然促使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中间阶层以及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必然寻求政治参与和要求政府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来获取自己的正当利益，从而给政治体制带来压力。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应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和包容能力，不断地变革自己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框架来接受各种利益主体合理的权利要求，从而协调利益冲突、整合社会秩序。“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20〕因此，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或者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促进民主制度发展，使权力制约问题得以解决。

另外一方面，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8836美元〔21〕)，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位。这一切也为民主制度、权力制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民主制度也逐步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成为权力制约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具有凸显协商、注重精英、聚合民意的特点，它是以“和谐”为核心价值诉求，以群众路线为指导，以参与为主轴，以对最终决定的影响性为基点，以体制内协商和体制外协商为框架，以满足人性需要，维护人之尊严为目的的民主形态。〔22〕中国的协商民主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一贯实行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求“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23〕它与公民有民主参与的权利不同，它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强调“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24〕

近些年来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不断发展，已经扩展到了很多方面。在参与主体上包括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在协商领域方面包括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实际上在重大决策、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均有协商的影子，协商民主在中国逐步程序化、制度化。较为完善的协商民主可以把社会分层的变化映射出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资源控制的合理化。

有了中间阶层的压力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要达到权力制约的目标还需要一个回应型的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系恰恰具有回应型政府的特征。〔25〕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的呼声给予及时回应，于是反腐和扫黑成为了必然。反腐和扫黑实际上最大的功能就是先用运动的方式把权力约束起来，然后再构建制度的牢笼。权力受到约束的结果就是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更加平衡，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资源控制的平衡更有利于中间阶层的发展，于是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此循环过程如下图所示：

中国形成了以社会分层发展带来的中间阶层扩大为动力机制，以党领政的回应型政府带来的主体优势，以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为制度基础，由此达到权力制约而形成的资源控制平衡，资源控制平衡带来社会分层的进一步优化，中间阶层逐步扩展，更广大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良性循环模式。这也是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对中国现实的诠释。〔26〕

四、完善模式的几点建议

权力制约的社会分层基础模式涉及社会分层、回应型政府、协商民主三个要素，三个要素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循环的运作。因此可以从三要素出发采取措施实现模式的良性循环。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在现代社会，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群体是新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而新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现代教育的高度普及以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教育的普及使社会阶层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钥匙，减弱先赋性的分层影响，使学历成为人的“第二次社会性诞生”。虽然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近6年来均已超过4%，但与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发达国家9%左右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27〕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壮大有赖于创新、创业能力的增强，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创新教育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完善大规模全国考试。以公务员考试、高考、各种职业考试为代表的全国性大规模的考试为处于社会低位阶层的人们向社会管理者阶层流动打开了一扇从不关闭的大门，这有助于社会的流动，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改变社会的阶层结构，有助于改变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的认识，使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分层机制的认可度增加。我国是考试大国，有关考试的各项制度大都比较完善，只是在统一的考试与灵活的能力考察之间如何平衡是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考试如果只是考虑公平而忽略了标准化考试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可能会形成思想僵化的强化机制，这将得不偿失。

第三，增加农民阶层掌握更多资源的制度供给。这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社会阶层结构都揭示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庞大底层地位，提升农民的地位是改善社会分层结构的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部分。我国现在进行的脱贫攻坚行动是非常有力的行动，但户籍改革、城市化、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更为制度化的方面。通过减少并最终取消户籍限制，让农民享用城市的各种资源并融入城市；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让多数农民生活城市化，使农民拥有更多获取资源的机会；进一步优化“三权分置”改革，使土地成为农民的重要财产。

第四，进一步构建回应型政府。从一个方面看我国政府的回应型极强，网络上的各种事件、案件、甚至一部电影都可能获得政府的回应。〔28〕公民向政府反映问题、提出立法建议、提出对立法的审查建议等，相关部门均会给出回应。有时甚至是回应过度，一些问题通过司法途径、市场途径、民间途径可以更有效解决的，政府却加以不适当的回应。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却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如果一个问题没有在网上得到足够的关注，或者当事人没有把事情闹大，政府往往没有良好的回应。从信访的角度来看，我国每年信访案件达到了1200万件以上，〔29〕通过此途径解决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因此回应过度和回应不足同时存在。改善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强化政府回应的法治化程度，构建回应程序、标准、范围，使回应有法可依，而不是使政府成为救火队。其次，尊重其他解决机制的运作结果，解决回应过度问题。再次要努力进行制度性、整体性回应，通过立法来改变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第五，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在中国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对于执政党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协商民主还需要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其一，注重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我们有许多优良的协商民主的做法，但有些做法还没有制度化，有些则程序化约束不足，充分协商没有成为决策的必要程序。其二，强化基层协商，特别是民众之间的协商。我国的协商民主整体上还是带有精英协商的意味，普通民众参与民主协商的机会不多。虽然多数的民众利益大都被表达和代表，但是总有少部分人的利益被忽略了。民众之间的协商不仅可以表达利益，同时也是偏好转变的重要场域，更使民众获得了尊严。

注释：

〔1〕根据2018年1月《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这表明此次扫黑除恶与以往的打黑除恶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把扫黑与反腐结合起来，扫黑就是要反腐，就是要控制权力，力图减少黑恶势力与权力相勾结来控制资源的不良状况。参见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1/24/c_1122309773.htm。

〔2〕〔4〕〔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185页。

〔3〕〔5〕〔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25、20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英〕菲利普·萨顿：《社会学》(第七版)，赵东旭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8页。

〔7〕〔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

〔8〕〔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9〕〔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81页。

〔10〕李军：《权力涵义探微》，《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1〕〔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7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0页。

〔14〕〔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5页。

〔16〕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17〕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18〕卢春龙：《新兴中产阶层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价值观》，《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9〕孙立平：《和谐社会：用制度规范利益表达》，《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

〔20〕〔美〕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9页。

〔2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2〕黄振、张扩振：《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涵义初探》，《教师教育学报》2012年第5期。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24〕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

〔25〕有学者总结说，回应型政府具有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等特征，笔者认为其核心就是及时反应，如果没有了及时反应，其他方面则可能落空。参见卢坤建：《回应型政府：理论基础、内涵与特征》，《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26〕对社会分层理论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后来的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埃里克·奥林·赖特等都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发展，前述的冲突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功能论则是其他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补充。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英〕菲利普·萨顿：《社会学》(第七版)，赵东旭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4-474页。

〔27〕《201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4万亿 连续6年占GDP比例超4%》，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651428902_626ece26020007nvt.html。

〔28〕例如2018年有关血癌药品高价问题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几天后，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便宣布推动抗癌药降价的措施，包括与药企协商合理价格，将目前医保外的抗癌药纳入，平衡患者需求与企业利润和承受能力。参见凤凰网：《国家医保局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709/16374845_0.shtml。

〔29〕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