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治理研究所， 上海 200233)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主旨和重要途径。为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与恩格斯(以下时有简称为“马恩”)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great historical nations)〔2〕的论述似应引起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的论述展开初步的研究与分析，以求教于国内民族问题研究界的方家。

一、马恩“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未被重视的可能原因

1849年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写道：“……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落后的德国人比较起来有许多长处。”〔3〕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与恩格斯并非仅仅将英国人和法国人视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而是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将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之后，具有推动历史发展、规模较大的人们共同体比如德意志民族、匈牙利民族、波兰民族，乃至爱尔兰民族等都视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大型、坚实、连续的民族”(large，compact，unbroken nations)或“团结一致的大民族”。〔4〕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将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对历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规模较小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非历史的民族”(non-historical nations)或“小民族”(petty nations)，乃至“垂死的民族”(dying nationalities/nations)。〔5〕

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恩的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相关联的经典著述中，如《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波兰》及《论波兰问题》〔7〕、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8〕和《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9〕，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0〕和《共产党宣言》〔11〕等都有与之相关的论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在我国民族问题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方面的论述鲜有讨论，其可能原因似乎在于，当年编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以下简称苏共马列学院)对与之相关论述的批评。

在苏共马列学院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撰写的“第六卷说明”中，该“说明”的作者认为：“在‘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在恩格斯的文章中，一方面对奥地利境内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的运动给予了正确的历史评价，把它看作是违反当时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利益的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却作出了某些错误的论断。”〔12〕不仅如此，苏共马列学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说明”中更进一步地提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着一些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错误论断。”〔13〕

毫无疑问，上述苏共马列学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和第八卷的“说明”中所谓的“某些错误论断”就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当时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人称之为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相对的非历史性的“小民族”或“垂死的民族”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说明将民族区分为诸如英、法、德、匈、波等“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和南部斯拉夫等非历史性的“小民族”及“垂死的民族”是“错误的论断”，苏共马列学院不惜将原本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相关著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该著述的英文原文题名为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定为恩格斯一人的著作，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14〕根据苏共马列学院的解释，“‘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15〕如此一来，该著述中的所谓“错误的论断”也自然属于恩格斯而非马克思，当然更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但是，苏共马列学院同时又解释说：“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理·德纳要求马克思为该报写稿……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求恩格斯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的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同时，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16〕这就意味着，马克思至少是参与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写作工作，并且完全同意其中所有观点，因此决定在最初发表时署上自己的名字。毫无疑问，《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成果，其中所有的思想，尤其是对具有历史作用的“伟大的民族”与不具历史作用的“小民族”或“垂死的民族”的比较、分析和论述都是属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并且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然而，即便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苏共马列学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与第八卷“说明”中对恩格斯指名道姓批评的影响，迄今，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界对由恩格斯明确提出、马克思完全赞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关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重要论述未予以重视。当前，随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的到来，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这一重要论述似应超越当年苏共马列学院的有关批评而展开积极的讨论，以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来理解、应对和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之后我国的民族问题。

二、“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是现代世界体系内“革命的民族”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直接相关的。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7〕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均产生直接影响。在相当的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尤其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8〕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为：生产是人类历史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人类社会的一般总规律是从低级的无阶级原始社会向高级的阶级社会，再向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而整个阶级社会也必然经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由前现代落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向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演进。

不仅如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不仅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从分散的向整体的、地域性的向世界性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地域性的，而不是世界性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9〕很明显，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指的就是从中世纪晚期西欧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0〕正是世界市场的发生和发展使人类的相互交往不再为区域性的，而成为世界性的。人类的这种超越区域性的普遍交往导致人类的历史从原有低级的区域性历史一步一步地向高级的世界历史(或“整体的历史”)方向发展，现代世界体系也就由此而开始形成。

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1〕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民族”在人类历史尤其是在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如此，马恩还强调民族本身也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十分明确地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也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民族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的民族作明显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将民族分为“野蛮的民族”(barbarian nations)与“文明的民族”(civilized nations)，以及“农民的民族”(nations of peasants)与“资产阶级的民族”(nations of Bourgeois)。〔22〕他们如此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3〕

十分明显，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民族的发展划分为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们共同体——“野蛮的民族”“农民的民族”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而产生的“文明的民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等。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将“野蛮的民族”“农民的民族”“文明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中的“民族”都用英文“nation”表述，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中，他们一般用德语、法语和英语的“nation”来表述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民族或人们共同体；用德语“volk”、法语“peuple”和英语“people”来表述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人们共同体；而用德语“nationalität”、法语“nationalité”和英语“nationality”来表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尚未或正在向现代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nation)过渡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24〕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great historical nations)就是属于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从前现代就已经存在的各民族(nationalities)发展而来的现代民族(nations)。其之所以被称之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民族具有在现代社会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革命性。

恩格斯在《匈牙利的斗争》一文中明确指出：1848年的欧洲革命导致“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25〕之所以德意志民族、波兰民族和匈牙利民族等是站在革命方面的革命的民族，是因为这些具有相当大规模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即他们的革命运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促使资本主义在西方进一步地发展，“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6〕由此观之，马恩笔下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与“革命的民族”是可以互换的。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站在反革命一边的民族则“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27〕十分明显，马恩所言之“反革命民族”实际上就是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相对的“非历史的民族”或“垂死的民族”。列宁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将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称为“反革命民族”是正确的，“因为1848年无论从历史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有根据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拥护后者，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这些一般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28〕

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观察民族的发展，“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阶级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演进的过程中，从比较低级的民族(nationalities)发展而来的比较高级的现代民族(nations)。这样的现代民族就是推动人类历史从分散向整体、从区域的历史向世界的历史，乃至从相对低级的封建社会向比之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发展的“革命的民族”。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民族分为“革命的民族”与“反革命的民族”是对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同时将民族区分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与“非历史的小民族”或“垂死的民族”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民族理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革命性还充分体现在其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构者，而且还是该体系的解构乃至埋葬者。

三、“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既是现代世界体系建构者也是埋葬者

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影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者、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西北欧为中心开始形成，之后该发源于西欧的世界经济体一步一步地向整个世界扩展，人类历史也由此而从分散走向整体，形成一个包括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性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构成成分，其一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其二为独立国家(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国家体系，也就是现代国际政治体系。首先，随着发生于西欧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地向外扩张，世界范围的分工开始形成，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29〕现代世界体系的发源地西欧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世界经济中心。其次，与这一世界经济中心区域相关联的是现代国家体系或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也逐渐地在西欧形成，取代中世纪西欧的封建政治体系而产生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单一行为体或单一单元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或曰现代国际体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称之为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正是在促使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对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要之，马恩笔下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建构者。

首先，根据上文已经略有涉及的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讨论民族问题时一般将民族区分为“nationality”与“nation”。〔30〕在中文里这两个西语词汇都翻译为“民族”，但是马恩常用“nationality”来表述尚未能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拥有共同文化、历史、习俗与记忆的人们群体，〔31〕同时则用“nation”来指称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人们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恩的著述中，被称之为“nationality”的民族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斗争转而成为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建立自身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那么这样的民族就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如德意志民族(German nationality)、爱尔兰民族(Irish nationality)、波兰民族(Polish nationality)和匈牙利民族(Hungarian/Magyar nationality)等。这也就意味着，“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就是能建构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nation)，这样的“国家民族”能通过自身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强化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促进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

其次，“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构也贡献良多。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所建构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以及在这样的国家之中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称“公民社会”)能够成为历史转型的推动者，即能够进一步促进形成强大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支持爱尔兰民族和波兰民族的国家独立权，而反对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国家独立权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爱尔兰和波兰民族的独立既有助于这些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也能促进原先压迫它们的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些民族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代理人”或“媒介”，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榜样就是波兰民族——“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说过：il y a des peoples nécessaires——现时存在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波兰民族无疑是在19世纪这些不可缺少的民族之列的。”〔32〕实际上，根据马恩与民族问题相关的理论逻辑，只要能在建构自身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只要能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构做出贡献而非倒行逆施将之推回封建经济，这样的民族就能像波兰民族那样成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

第三，根据奥地利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著名社会民主党人奥拓·鲍尔(Otto Bauer)有关民族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提出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与“非历史的小民族”概念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一系列历史环境在生产力发展过程的特定时期的结果。〔33〕这也就意味着，在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是不断发展的，比如马恩认为法国人和英国人是最早建构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而德国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紧跟其后也成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因为它们能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作出贡献。虽然，马恩认为当时的南方斯拉夫人因其泛斯拉夫主义所具有的反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而成为“反革命民族”或“非历史的小民族”，但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如果这些民族能融入“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而共同建构更大的现代国家，则这些民族也能参与历史的发展——“最后，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与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践踏几朵娇嫩的民族鲜花。”〔34〕

然而，更为重要的在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不仅是建构现代世界体系，即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发展的民族共同体或人们共同体，而且还将是最终埋葬这一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或人们共同体。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地替代封建社会而建立起现代世界体系，资产阶级民族也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因此而取得推动阶级社会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全面胜利，但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整个人类最终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不过，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5〕这也就意味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在本国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回应“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时，明确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36〕十分明显，虽然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由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乃至民族(包括所有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本身，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在彻底消灭阶级、民族和国家并由此而推动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样的专政是由作为民族的无产阶级来实施。于是乎，原先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建构民族国家的主体——资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将因此而在无产阶革命过程中，通过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7〕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是一个过渡，但却是人类历史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的必要步骤。马克思在1866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批评了在伦敦参加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的“青年法兰西”代表拉法格所提出的“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等观点，他写道：“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38〕更为重要的是，当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权民族国家中取得政治统治，就必然是在“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基础之上，上升为民族的阶级。“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也因此转而成为解构乃至埋葬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无产阶级的民族！

四、相关的启示

从上述的讨论与分析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直接相联，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深入研究和探析马恩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正确认识与解决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9〕并且强调“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40〕但是，他们同时指出，在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也就是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而形成由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主权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共同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乃至最终超越这一现代世界体系而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进程中，现代民族(nation)尤其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great historical nations)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十分明显，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笔下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尽管马恩并未专门讨论过中华民族是否为“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但是，作为在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之后，以及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曾经的被压迫民族，中华民族与爱尔兰民族、波兰民族以及匈牙利民族等一样，能通过自身的自强奋斗、反抗压迫、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与主权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而显示出其与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完全一致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1〕这清晰地反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之初就是既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利益，也代表着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利益，并且始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毋庸置疑，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初心”与“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党、民族等基本理论其中包括“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说完全一致。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揭示出“国家民族”(nation)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马恩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民族问题的核心之一就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进入世界历史或现代世界体系之后，首先在欧洲，然后在世界范围内，前现代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民族(peoples/nationalities)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成为能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的民族”或“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这也就意味着，民族问题实际上与现代国家层面的民族或“国家民族”(nation)的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紧密相关，这里既包含着在现代世界体系出现在世界历史大舞台之后，尚未建立民族国家的各民族(nationalities)是否有可能变身为具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能力的民族(nations)的问题，也包含已经建立自身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s)如何处理与本民族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民族(nationalities〔42〕)相互关系的问题。

正是因为从马恩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民族问题既包含建构现代国家的民族(nation)，也包含着非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ality)，更包含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我们必须将我国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认识、研讨与处理、解决我民族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予以充分的考虑，这应该也就是为何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有关民族问题部分特别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3〕的根本原因。

最后，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还明确地告诉我们，民族问题在我国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具有明显的长期性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自近代以降，当资本来到世间，人类开始进入整体的世界历史并促使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依然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即就本质而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与之相互关联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矛盾也必然长期存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建构主权民族国家的过程似已经基本告一段落。由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便在无产阶级已经建立起自身统治地位的国家，民族以及民族问题依然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因此，由“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也必然会长期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44〕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内部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马恩一般称之为“nation”)和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马恩则称之为“nationalities”〔45〕)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存在，与之相关的民族问题也必然持续存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我国当前民族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应该在于，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如何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即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或许应该是我们今天深入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的最关键、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注释：

〔1〕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2〕〔3〕〔34〕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5、335、333页。

〔4〕Karl Marx,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or ,Germany in 1848,(Chap.14)edited by Eleanor Marx Aveling (in April,1896),Chicago,Chariles H.Kerr & Company,1912,eBook,p.139,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2966/32966-h/32966-h.htm.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 86页。需要注意的是，由马克思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在1896年编辑，1912年在美国芝加哥出版的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与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是完全相同的发表在当时的《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系列文章，只是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该著作是马克思所作，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则认为：“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的工作可能占去马克思的全部时间，而使他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该报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和通讯是应马克思的要求由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说明)因此，迄今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过来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都依然将该著作的作者写为恩格斯。实际上，比较客观的表述似应该为：该著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而成的，其内容完全代表两人的共同思想。

〔5〕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2、203页；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 86页；Karl Marx,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or ,Germany in 1848, edited by Eleanor Marx Aveling (in April,1896),Chicago,Chariles H.Kerr & Company,1912,eBook,p.139,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2966/32966-h/32966-h.htm。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XIX页。

〔13〕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XII页。

〔1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115页。

〔15〕〔16〕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49、649页。

〔17〕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2-324页。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20〕〔21〕〔22〕〔23〕〔26〕〔3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1、273-280、276-277、276-277、248页。

〔24〕相关的讨论参见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杨须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25〕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

〔27〕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页；Karl Marx,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or,Germany in 1848,(Chap.9)edited by Eleanor Marx Aveling (in April,1896),Chicago,Chariles H.Kerr & Company,1912,eBook,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2966/32966-h/32966-h.htm。

〔28〕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2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0-261页。

〔2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罗荣渠等译，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30〕Roman Rosdolsky,“The Workers and the Fatherland: A Note on a Passag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cience & Society 29 (Summer 1965), p.337; Ephraim Nimni, Marxism and Nationalism—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Political Crisis,Pluto Press,1991,p.23;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杨须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31〕Roman Rosdolsky,“The Workers and the Fatherland: A Note on a Passage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cience & Society 29(Summer 1965),p.337.

〔32〕马克思、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9页。马恩还指出：“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波兰其他各阶级，即小贵族、城市市民和一部分农民结成了联盟，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同盟既反对波兰的压迫者，也反对本国的大贵族，波兰1791年的宪法证明，波兰人在那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贵族阶级，和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出处同上)，这也就意味着，波兰独立建国将促进中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非倒退到封建地主经济。

〔33〕Otto Bauer,“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 die Sozialdemokratie”,in Otto Bauer Werkausgabe,Vol.I.Vienna:Europaverlag,1975 (1907),pp.270-292, 转引自Ephraim Nimni,“Marx, Engle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Vol.53,No.3,Fall 1989,p.318。

〔3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36〕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英文版中，“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改为“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

〔37〕〔40〕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曼》(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09、509页。

〔38〕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9-230页。

〔41〕〔4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0页。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