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系， 江苏 南京 211106)

一、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文化自信

(一)风险文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新时代的紧迫任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但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农业是短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是目前的主要矛盾所在。因此，我们要从农村的现实出发，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认真做好“三农”工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稳定推进乡村振兴。

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在步入新时代的同时，也全面进入了风险社会。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从社会学视角反思现代性所引发的高风险现象，从而说明西方经济发达的社会仍然有着自身难以治理的社会风险。〔1〕风险社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它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会风险也在逐渐增多，现代性的增强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城乡差距的拉大和乡村风险的产生。目前乡村风险表现为传统风险有增无减，而现代性风险层出不穷，全球风险与国内风险、城镇与乡村风险相互交织形成共振，社会结构张力不断增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构成严峻挑战。

乡村风险的现实性的后果是乡村危机，乡村风险一旦点燃，便会引发“连锁反应”，乡村风险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重叠，转化为乡村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众多的乡村风险中，文化风险是其根本，与文化风险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危机。拉什认为文化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风险社会之后是风险文化的来临，在风险文化时代，通过习俗、道德、伦理、价值、理念等进行社会治理比制度更加有效。习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五个乡村振兴”的科学论断，指出要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5个方面系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其中文化振兴是灵魂，而其他振兴是基础和保障，可见，文化是乡村振兴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乡村文化危机与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3〕乡村是华夏文明之根，乡村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自信之根，乡村必须要以自身的文化为立足之本，才能有效地应对制度性的风险与危机。十九大将文化自信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这是新时代所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乡村文化自信，就没有乡村的繁荣发展和乡村文明的复兴 。〔4〕当前要建构起乡村文化自信就需要从乡村文化危机这一源头抓起，只有高效地化解乡村文化危机，才能牢固地树立乡村文化自信。

1.乡村文化危机消解了乡村文化自信

文化危机是文化风险的灾害性后果，必然对文化自信的建立构成严重威胁。当前农村的文化危机使乡村文化呈现出脆弱性、边缘化和虚无主义，其本质是自信的缺乏和主体性的迷失，造成文化自信的消解。

首先，乡村文化危机引发文化的脆弱性。文化危机是文化遭受潜在威胁和破坏的现实性后果，〔5〕它必然引发乡村文化系统的紊乱，严重时引发系统的中止或瘫痪。所谓脆弱性是指文化系统对风险干扰要素的敏感性，以及面对干扰时系统整体协调与控制力下降的表现。〔6〕文化危机造成文化的损害性，使文化系统呈现出易损性和不稳定性。其次，乡村文化危机引发文化的边缘化。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对农村传统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塑造城市文明和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再次，全球化的制度危机、生态危机与乡土中国内生性危机产生叠加效应，使得中国农村成为危机转嫁的载体，〔7〕许多乡村被整体搬迁或面临消失，随之可能将是乡村文化的消亡，乡村文化面临虚无化的危机。因此，乡村文化危机严重阻碍了乡村文化自信的建构。

2.文化自信是化解乡村文化危机的根本路径

文化自信的建构有利于乡村文化危机的化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自信保持了乡村文化的完整性。自信的文化必然是属于乡土中国的完整的文化形态，它不是城市与乡村文化的简单“复制”和“拼贴”，〔8〕它是乡村文化理念、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整体性呈现。这是在经历时代的洗礼和沉淀后，乡村文化以更加完整和独立的姿态在新时代的重新绽放。

第二，文化自信夯实了文化的内涵，使得乡村文化不再虚无。自信的文化必然是有内涵的乡土文明，它体现了乡村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魅力。自信的乡村文化必然有着中国特色的乡土意蕴，它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秉性，是祖祖辈辈乡土文明的精神传承。

第三，文化自信体现了乡村文化的自觉与重构。自信的文化必然是自觉和自我创新的文化，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生活在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9〕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过程。乡村文化自觉也一个艰难的文化重构的过程，它需要在审视、认可和理解乡土文化的基础上，秉持自我批判的精神对文化进行传承弘扬、合理扬弃与融合创新，它体现了乡土文化的博大胸襟和包容气度。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表现形式

在风险文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文明逐渐衰败，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造成了乡村文化的严峻危机，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文化抽离中的安全危机、文化断裂中的信任危机、文化隔阂中的认同危机和文化阻断中的传播危机。

(一)文化抽离中的安全危机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以其独特的诱惑像漩涡一样肆意侵蚀着乡村文明，将乡村文化从乡土场域中抽离出来。〔10〕所谓乡村文化安全是指保持乡土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传统、意识形态等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巅峰和破坏，保持乡村文化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牵引和抽离，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安全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资源的抽离。过度的城市化导致农村大量的土地、农田和村庄被征用和开发，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现象严重，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文化资源——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进而引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由于工业化的机器直接逼近村庄，为了转移城市的风险，农村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这给原本就空虚的乡村文化雪上加霜。

第二，文化产业的抽离。由于土地的荒芜，加之政策的滞后和乡村基础组织管理的涣散，村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农业发展缓慢。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生存方式使得乡村的各种资源难以达到有效配置，加之外来商业化、资本化的冲击，本地的草根经济难以得到扶持和发展，造成了农村产业的离散。

第三，文化主体的抽离。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体，受城市化的影响农村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常年在城市打工，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幼，俗称“386199”部队，造成农村人力资源和文化精英的抽离。〔11〕随着文化主体的抽离，乡村文化呈现出空心化的趋势。

(二)文化断裂中的信任危机

乡村文化的断裂是伴随着乡村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瓦解而产生的。断裂的乡土文明丧失了内在凝聚力，造成传统价值观的缺席，主要表现就是信任危机。信任是构建和谐乡土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农民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的策略选择，也是规避风险和危机的有效方法。乡村文化信任是乡土社会的规则信任系统的总称，是一种信任文化，它包括人际交往信任、乡村制度信任、伦理规范信任以及价值观念信任等等。目前乡村文化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为金钱拜物教、伦理道德的缺席和信仰缺失三个方面。

首先，乡村的人际信任让位于金钱拜物教。乡村人际信任是村民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可以信赖的行为模式，是通过朴素的道德情感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文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乡村的传统文化秩序开始解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体系被打破，金钱和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乡村落后的面貌使得农民一味求富的心理存在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很多时候金钱可以盖过亲情。

其次，乡村伦理道德的缺席进一步加剧了信任危机。在金钱拜物教的驱使下，乡村社会的传统美德在逐渐丧失，诚实守信、温良恭俭的淳朴乡风逐渐退化，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失和、邻里失信和伦理失范。

再次，农民文化信仰的缺失造成乡村整体价值观体系的虚无和混乱。〔12〕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商品化、市场化的冲击，乡村的主流价值体系开始瓦解，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农村开始盛世。文化的断裂让农民陷入道德两难的境地，他们很多人精神世界空虚和贫乏，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他们既不坚守祖辈们的信仰和传统习俗，又不能完全接受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缺乏理想、信仰的支撑使乡村价值体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无和混乱。

(三)文化隔阂中的认同危机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对于本土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所持有倾向性的共识与接受。乡村文化认同是农民对乡土文化的确认与接受，是对乡村生活方式、文化行为、思维模式的认可与遵守。〔13〕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认同是乡村社会得以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文化认同的缺乏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文化隔阂。〔14〕当前的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代际之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隔阂，造成乡村文化认同的危机。

首先，“去农文化”在乡村已经深入内心。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城市文明对乡村社会的殖民和侵蚀。城市文化以胜利者姿态向乡村强势灌输着自己的文明理念，不断地解构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国人心中，城市是文明的发源，而农村则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城里人是高贵的，而农民则是身份卑微的象征。这样的“去农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农村人自己都看不起乡村人，觉得当农民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逃离乡村似乎成为改变农村人命运的唯一选择。

其次，差序格局遭受挑战，地域与血缘认同被打破。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是以血缘与地域认同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它是中国乡村社会继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15〕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抽离了大量农村资本，农民纷纷奔向城市打工，成为农民工；农家子弟则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在城市定居。乡村的熟人社会被打破，血缘与地缘认同被削弱，乡土社会亲密而浓厚的人际网络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明显。很多在城市拼搏的乡村人，再也无法在农村找到认同和归宿感，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自身的聚合力。

再次，少数民族乡村文化认同的缺乏。我国少数民族乡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本民族所独有文化符号体系，各民族在文化交流和碰撞过程中既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信仰、语言体系，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质即“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城市化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体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面对市场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村落在在保护民族遗产、传承传统文化与发展乡村经济、适应现代市场之间产生了认同困惑和选择困境，造成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四)文化阻断中的表达危机

文化表达是文化内在功能的体现，乡村文化表达是农民在相互交往、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方式。由于农村缺乏城市那样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制度环境，加之受时空和地域的局限，乡村的文化传播受到阻断，导致了文化表达的危机。现阶段乡村文化表达的危机主要体现为文化表达的不畅、文化传播的失范以及本土文化表达的缺失。

首先，文化表达的不畅让古老的乡村文明难以传承。受都市强势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化传播化手段的普及，乡村很多的手工、技艺、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渐渐被遗忘和消退。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土情结和情感的结晶，是乡土文明得以延续的宝贵资源，由于文化表达的不畅，现在的乡村年轻人对非物质文化的概念已日渐模糊，乡土的文化血脉难以延续。

其次，文化传播的失范容易滋生愚昧落后的思想。所谓文化传播的失范是指文化传播的不真实性和虚假性。受地域阻隔，乡村的文化传播单一却又闭塞，尤其在广大偏远的农村，物质生活简单、人际交往封闭，农民对科学文化思想的接受较为缓慢，正好给封建迷信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近年来，许多农村地区的封建迷信思想又有复燃的迹象，一旦文化传播的失范，便会谣言四起，易滋生恐惧暴力事件，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

再次，本土文化表达的缺失使文化失去了乡土的味道。近年来，真正反映乡土文化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乡村文化也开始热衷于快餐化和消费主义，这样的文化表达只能使乡村文化失去了赖以依存的乡土底蕴，从而迷失了方向。都市文化并不能满足农民真实的文化需求，更不能从内心产生共鸣，被动接受城市文化的嫁接，只能让农民的精神世界更加惶恐和迷茫。

三、化解乡村文化危机，重构乡村文化自信

乡土文化的衰败是伴随着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结构而产生的。在商业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乡村文化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乡村人的精神家园无处安放。当前乡村文化危机重重，要想化解乡土文化的危机，必须立足乡土文化本身，重构乡村文化的自信。乡村文化自信的重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尚未彻底破坏的乡村文化基础上对现存的乡土文化有机体进行继承、扬弃、融合、创新的重构过程，它既能满足农民切实的乡村文化需求，又能符合乡村文化的时代发展规律，是根植于农村这片土地上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共同体。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乡村文化自信共同体必须以乡村作为“文化场域”，以现代化农业作为主要文化资源，以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文化主体担当，以完善的惠农制度作为重要保障，来重构乡村文化自信。重构乡村文化自信的过程也是化解乡土文化危机的过程，可以通过文化社会学视角，从文化内生机制中的“乡愁、乡情、乡缘、乡风”出发，以四种文化分层(感知层—整合层—冲突层—交往层)为路径，以四种文化诉求(安全—信任—认同—表达)为导向；以乡村文化动力机制(文化安全机制—文化信任机制—文化认同机制—文化表达机制)为内容，来建构新时代的乡村文化自信体系(如下图)，其中文化安全是前提、文化信任是基础、文化认同是核心、文化表达是手段、文化自信是最终目标，从而更能体现新时代乡村文化的聚合力、感染力以及乡土魅力和时代张力。

(一) 化解乡愁——建构乡村文化安全机制

文化安全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安全机制可以化解乡愁，消除乡村危机感，避免外来文化的排斥和侵蚀。建构乡村文化安全感需要文化感知层的调适。

1.乡愁的化解与乡村文化感知层的调适

乡愁是对乡土的眷念之情，是对故土的情感寄托和思念，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乡村文化正逐渐丧失乡土文化的淳朴本真，让游子们更加徒增乡愁。化解乡愁需要增强乡土文化的安全感，保护文化的完整性，阻止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和破坏。所谓文化安全感是文化感知层对文化危机的一种心理体感，是对文化安全所可能导致的危害性后果所表现出的紧张和不适。乡村文化安全感是指村民对乡土文化遭受破坏而产生的焦虑与不安的紧张情绪，这种缺乏安全感的消极情绪具有传射性，它会在特定的乡土时空传播和扩散，易引发村民群体性的压力和焦虑。在乡土社会的文化场域中，一旦焦虑演变成群体性恐慌，便会造成文化聚合力的下降，使村民对乡村文化整体丧失信心。

乡村文化感知是社会心理对乡土社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它体现了村民对乡村文化系统的整体心理认知状态。乡村文化感知层的首要诉求就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感的缺乏，需要文化感知层的调适。缺乏安全感的乡村文化会让村民普遍感到受挫感，进而漠视、排斥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给城市文化的入侵创造了便利条件。乡村文化安全危机是文化感知层失调所引发的，完备文化感知系统具有适度的识别和判断文化风险的能力和稳定的文化传播机制，它可以准确、真实感知和传递文化，避免谣言与恐慌的产生。〔16〕化解乡愁、维护乡村文化安全需要加强乡村文化感知层的调适。

2.建构乡村文化安全机制

首先，要维护乡土文化的完整性。乡村文化自信的建构是一项综合系统，不能仅停留在狭义文化价值层面。乡村文化安全危机源于土地、人才和产业的文化抽离，我们需要从整个文化系统场域(农村资源、人力、产业、政策)的完备建构中来维护乡村文化的完整性，提升乡村文化自信的底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第一，要保护土地和环境资源。土地是乡村最基本的资源，也是乡村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工业化造成土地的抽离和乡村环境的破坏，只有保护好土地和环境，坚持绿色发展，才能为乡村文化自信提供永久的生命力。第二，要发展乡村经济，为乡村文化自信提供产业支撑。当前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加强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强科技创新，促进乡村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强，则乡村美；农村富，则文化才能自信。第三，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强文化自信的主体力量。新时代职业农民经了改革开放的催发、市场经济的磨练、社会大学的哺育，他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摆脱了小农经济思想，是乡村文化自信的主力军。〔17〕他们外出时是打工者，返乡时成为创业者，他们有能力、有想法、懂技术、会管理，因此，要培育本土的新型职业农民，积极扶持本地的“草根经济”，要大力引导优秀的职业农民返乡创业，实现“金凤还巢”。

其次，要尝试建立乡村文化安全预警机制。〔18〕乡村文化预警是维护乡土文化安全、应对乡村文化危机的重要制度保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前我国在文化预警方面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文化状况评估系统和预警指标体系，并不能识别出当前文化安全的风险等级。我们需要在乡村范围内收集文化安全信息和数据，建立一套适用于乡土安全文化预警的指标体系，定期进行文化安全风险的测评、评估和趋势分析。

此外，还要树立乡村文化的独立性，增强乡土文化的凝聚力，增进村民之间的文化共识。制定长远的乡村文化安全的发展战略，使乡土社会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免于都市文化的侵蚀和破坏。要抵制住市场化的诱惑，保持乡土文化的独特品味，营造经济发展与乡村文化创新的良性互动。

(二)凝聚乡情——建构乡村文化信任机制

信任是建构乡村文化自信的基础，缺乏信任感的乡村文化是无法建立文化自信的，建构乡土文化信任机制需要文化整合层的“维模”。

1.乡情的凝聚与文化整合层的“维模”

乡村信任的缺失使得淳朴的乡情无法凝结，乡村朴素的道德情感被人们遗忘，乡土文化的断裂需要文化整合层的“维模”(模式维持)。信任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它是社会系统得以有效整合的纽带，乡村文化信任是文化整合层“维模”的基本媒介，它可以维护文化整合层内部模式的稳定性，保持乡村文化系统的可持续运作，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文化危机。“维模”即“潜在模式的维持”，〔19〕在文化系统暂停或修复期间，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能够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以保障系统恢复运行后正常功能的发挥。所谓乡村文化“维模”是指乡土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当都市文化有利于乡土文化的发展时，便很容易文化融合在一起，当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构成威胁时，文化“维模”功能便发挥作用，抵制都市文化的侵蚀。信任是乡村文化系统保持均衡和稳定运作的必要条件，它能够将乡土的伦理道德规范很好地保存和维持下来，维持乡土社会的信任体系，缓解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促进乡土社会的和谐稳定。

2.建构乡村文化信任机制

信任对文化的整合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价值信任。建构良性的乡村文化信任机制需要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补充。

首先，要重构乡村道德体系，改善乡村人际信任。要改变农民的金钱拜物教、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风，逐步挖掘乡村传统道德中的文化精髓，弘扬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营造尊老爱幼、互帮互助、和谐文明的乡村人际关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利用村委会的功能进行社会整合，加强乡村人际间的亲密沟通和社会互动，构建“道德亲密型”〔20〕的乡村邻里关系，在道德实践中凝聚乡情，不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其次，建构乡村制度信任体系，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建构乡村文化制度信任是树立乡村文化自信的重要环节。我们要在基层组织中建章立制，将信任机制融入到乡村制度结构的功能再塑中去，在全村范围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秩序，为乡村制度的有效维护提供安全、信任的制度环境。要加强对乡村组织的监督工作，设立村干部的自我约束机制，保证村组织制度运作的公开和透明，不断增强村组织的公信力，维护乡村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再次，树立价值信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乡村民众文化信仰的缺失、精神世界的贫乏以及道德评价标准的混乱，就是由于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所造成的。当前我们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实践中逐步转化为共同的情感认知和内心信念，〔21〕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仰和乡土伦理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提升乡土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三)融合乡缘——建构乡村文化认同机制

1.乡缘的融合与文化冲突层的疏导

乡缘是基于乡土地域或血缘关系而形成的情谊与缘分，它是乡村文化认同的基础。乡缘无法融合所导致的乡村文化认同危机需要文化冲突层的疏导。由于城市化疏离了乡缘中的血缘与地缘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乡村文化认同的差异。乡村文化认同的缺乏表现为不同群体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普遍较低，乡村社会成员无法拥有共同的文化理念、价值信仰和行动取向，严重时会造成文化冲突层的强烈排斥和对抗。〔22〕受市场化的冲击，由乡缘凝聚而成的封闭的熟人社会被打破，以人治为基础的乡村宗族势力受到削弱，而现有的乡村民主法制还没有建立健全，加之乡村伦理道德的缺席，造成乡村整体凝聚力的下降。

乡土文化认同的缺失需要文化冲突层的疏导和整合，由于文化认同的缺乏，近年来乡村沦为众多势力博弈的场所，乡村暴力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严重影响了乡土社会的稳定。文化冲突的疏导是一个长期过程，它能消除乡村文化认同障碍、防范文化风险、避免文化排斥、遏制文化对抗。由于乡村不同群体间文化观念的不同、文化认知的差异与多元化，乡村文化冲突层会表现出不协调、紧张、失调的现象，但只要不影响乡村整体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不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都是可以通过文化冲突层的疏导来缓和或化解的。

2.建构乡村文化认同机制

首先，要加强乡村不同群体间的文化认同。乡村精英、村干部和村民是乡土社会的主要文化群体。乡村精英大量地往城市输出，造成他们对乡村文化的漠视态度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因此，村干部要主动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者与实践者，积极营造乡村文化认同的良好氛围，消除外出打工者的思想顾虑，鼓励年轻人回乡发展。同时，要保护好留守村民中的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增强他们的归宿感和认同感。尤其是乡村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文化认知还不成熟，加之亲情的缺失使他们从内心对乡土文化产生了排斥和否定。所以，要帮助留守儿童树立乡村文化认同感，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培育新型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文化的融合。近年来一些新的合作组织在农村不断涌现。文艺队、腰鼓队、行业协会、志愿团体等这些看似初级的社会团体却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新价值理念和文化形态，一方面满足了农民丰富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群体间的文化认同。因此，要培育和发展乡村新型社会组织，通过团体的凝聚力促成社会组织创新，能将乡土文化要素有效地激活起来，现实乡村伦理关系和文化认同的重构。

再次，要促进少数民族乡村的文化认同。我国少数民族乡村大多是在偏远贫困地区，受到人口和地域的局限，加之市场化的冲击，少数民族乡村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易引发文化冲突。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民族来说意义重大，它具有“天然”的稳定性。〔23〕因此，要开展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保护工作，系统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志，保持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与新时代主流价值文化协同发展。

(四)重塑乡风——建构乡村文化表达机制

1.乡风的重塑与文化交往层的协调

文化表达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功能，文化表达是否通畅取决于乡村文化交往层是否稳定和谐。哈贝马斯认为，文化交往有目的性也有规范性，和谐的交往必然是理性的、文明的行为，它体现了乡土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24〕重塑文明的乡风是乡村振兴之“魂”，是彰显乡村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它要求我们营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表达习惯，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增强乡村文化的文明表达功能。

文化交往的重要诉求是文化表达，为了满足表达需求，需要文化交往层的协调。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乡土社会现实人际交往网络被打破，都市化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在乡村虚拟空间渗透蔓延，使乡村文化表达呈现出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市场化倾向。在现阶段乡村文化表达呈现出现实表达和虚拟表达失调的状态，现实中文化表达渠道狭窄，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多元化的文化诉求；虚拟社会中网络交往逻辑和交往规范尚没有健全，缺乏共同规则的监督和约束，〔25〕呈现出表达自由化与非理性。因此，加强文化交往层的沟通与协调是当务之急。

2.建构通畅的文化表达机制

首先，要启动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最原始的表达。可以采用“文化优先”原则，优先保护散落在民间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果断阻止过度商业开发和随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径。要加大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鼓励民间组织和广大村民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行动中来，切实保护乡村文化之根。同时进一步加强特色村庄的保护，深入发掘村落文化的内涵，避免盲目跟风，集聚乡村文化特色产业，打造乡村独特的文化品牌。

其次，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塑造良好德风。文化教育是文化表达科学化和理性化的重要途径。要发挥乡村学校的德育功能，将良好的家风家训融入到学校的德育课程中去，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倡导健康文明的文化交往行为，遏制乡村赌博等不良恶习；树立科学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抵制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造就家庭文明、邻里和睦、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再次，创新文化表达形式，满足乡村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要合理利用现代化的手段(电视、网络、媒体等)，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文化讲堂、农家书屋和文化广场等工程，为农民参与文化表达提供便利的场所。要加强文化人才和文化队伍建设，用农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陶冶村民的情操，提升他们文化素养。要鼓励进行扎根乡村的文化创作，铸就乡土文化特色的精品，让村民享受到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大餐。

注释：

〔1〕Beck, U, 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p.16-20.

〔2〕《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新华日报》2018 年3月8 日，第2版。

〔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9 月25日，第2 版。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10 月28 日，第3、4 版。

〔5〕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6〕金磊：《城市灾害学原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7〕温铁军：《全球危机下的区域发展》，2013 年10 月22 日温铁军在北京师范大学应学生社团“农民之子”邀请作了题为“全球危机与区域发展”的演讲，《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张天潘等整理记录。

〔8〕〔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6-38、36-38页。

〔10〕〔1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1-60、53-57页。

〔11〕〔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32页。

〔1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8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7-78页。

〔1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16〕沈一兵：《系统论视野下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生成、演化与控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6-76页。

〔17〕王秀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管理探索》，《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18〕张兴华、雷琳：《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安全现状及其治理向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9〕〔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2-18页。

〔20〕R.N.Bellah, Emile Durkheim: on Morality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142-151.

〔21〕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Academic Press,1978,Chapters1-3.

〔22〕〔英〕拉尔夫·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6年，第15-22页。

〔2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0-180页。

〔2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36-145页。

〔25〕Tafel H,Turner J 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 Worchel S, Austin W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1986,pp.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