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在江河流域型区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大江大河干流走向的摆动及改道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干流对安徽无为、江苏扬中及靖江等区域社会的影响是“非人为自然改道”的实例；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省东部地区的浦阳江，虽然作为浙江(钱塘江)支流，流域面积仅3452平方公里，为长江下游流域面积12万平方公里的3%，但其干流的走向及改道，则是“人为改道”的实例，对沿江区域社会(如萧山、绍兴等)的形成与转型特点，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一

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对“萧山”境内两条大江所作提示，值得高度重视：

浙江，在县西二十五里。

浦阳江，在县南一十五里。①

浙江、浦阳江对萧山水情的分布态势和总体框架具有决定性影响。浙江的影响，基于江道在县西、县北的弯曲和钱塘江入海口的形状；浦阳江的影响，则基于距县治之近以及下游干道与县南、县东各水流构成的复杂关系。

据考证，浦阳江下游主河道的走向，在历史上“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三个变迁过程”；②但据考古资料③和传世文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浦阳江下游的实际走向并不是“东流借道”，而是“东流”，即从诸暨经西小江，然后由三江口(今绍兴斗门镇)入东海(文献上多称其为“后海”)。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中叶以前的图幅，因此就以浦阳江下游为西小江。④这一观点，符合《汉书·地理志》“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中“潘水所出”的含义，即指浦阳江穿越萧山(“所出”)、向东入海；⑤同样，也符合南宋嘉泰《会稽志》反映的浦阳江走向，即：

浦阳江路，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阴县界。⑥

清康熙十年(1671)《萧山县志》先由南至北，再由东至西，非常详细地描画了浦阳江在萧山的整体态势，可以见出其对于萧山水利、地理的重要意义：

治南五十里为浦阳江，绝流而渡曰刹江渡，南为山阴，北为桃源乡。沿江而北二十里曰临浦，旧时江水从此直达钱清，总曰西小江。成化时截江筑坝，曰临浦坝。坝北六里曰黄湾渡，东为山阴，西为苎萝乡。差折而西五里曰汀头渡，南为山阴，北为来苏乡。又折而北五里曰周家渡，东为山阴，西为来苏乡。又北三里曰单家渡，东为山阴，西为来苏乡。又折而东十里曰马社渡，南为山阴，北为昭明乡。又东十五里曰舍浦渡，南为山阴，北为里仁乡。……自钱江上沙渡差折而东二十里曰渔浦渡，盖在县治之南，南为许贤乡，北为安养乡。又东十里曰义桥渡，南与北并为新义乡。又东十里曰碛堰渡，南与北亦并为新义乡。又东四里曰临浦渡，南为桃源乡，北为苎萝乡。自临浦至渔浦皆为江，即浦阳江。从碛堰入钱江之经流也。江之南为上萧山，即江南九乡；江之北曰下萧山，乃县治及各乡所在也。⑦

浦阳江下游河道的改道，是元、明两代拓宽碛堰、筑坝麻溪后的结果，从此，浦阳江改经碛堰、渔浦入钱塘江，成了钱塘江的支流。《清史稿》说得非常正确：

浙江西北自富阳入，浦阳江西南自诸暨入，合于渔浦街。古时浦阳与浙江阂，后开碛堰始通。⑧

其具体的流经态势是：

(钱塘)江入县界，经虎爪山北，浦阳江自东来注之，至渔浦折而西北流经历山、半爿山之西，至浦沿后折而东北，经西兴镇，又东北流，合南沙各乡之水入于海。⑨

吸纳了浦阳江以后的钱塘江，水势已远过上中游的信(新)安江、富春江，对宁绍平原西部地区的水情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汉以来，随着钱塘江江湾喇叭口缩小、位置东移，在后世萧山县治以西、钱塘江以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派生或主要依赖于浙江水系(富春江、钱塘江)的潟湖型湖泊群，其中包括后世才有正式名称的湘湖(县西2里)、白马湖(县西20里)、戚家湖(县西30里)⑩、落星湖(县西23里)、詹家湖(县西25里)、卸湖(县西30里)、回龙庵大湖(县西30里)、双岗大湖(县西29里)、梓湖(县西35里)、徐安正湖(县西40里)，等等。由于这些湖泊所在位置主要在县城以西或西南，故可略称其为“县西湖泊群”。

在萧山县治以东、以南的浦阳江下游流域内，则形成了一个派生或主要依赖于浦阳江下游水系的潟湖型湖泊群，其中包括马社湖(县东南25里，属山阴县)、瓜沥湖(县东45里，一名临江湖)、后山湖(县东南27里)、童湖(县东40里)、牧马湖(县东40里)、涝湖(县东15里)、大小湖(县南60里)、净林湖(县南10里，一名杜湖)、周家湖(县南30里)、厉市湖(县南15里)、女陂湖(县南20里，一名孔湖)、清霖湖(县南25里)、桃湖(县南60里)、通济湖(县南30里)、杨家湖(县南55里)、于湖(县南60里，一名游湖)，等等。因其所在位置主要在县城以东、以南，故可将其略称为“县东湖泊群”。

浦阳江下游主干河道的改道，进一步加速了浙江入海口形状的变迁，构成了萧山县西湖泊群、县东湖泊群兴衰存亡的自然背景；加上人口压力下的湖田需求、闸坝建设、业态竞争等因素，两个湖泊群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废弃和成陆为田的历史命运。当然，这还需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随着浦阳江改道入浙江，县西湖泊群会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同样，随着浙东运河水量与航道的变化，县东湖泊群也会得到运河水系的补充(浙东运河问题，事关另一组自然与人为因素，不便在此文中展开，故略提一笔，暂且搁置)。

在两个湖泊群中，凡是规模较大、维持时间较长的湖泊，都具有与外部水网、相邻水系连通的特点。如后世形成的水库型湘湖，虽然位于县西湖泊群，且在建设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却经由不断的改良，利用周边原有河道，实现了与县南浦阳江和县东运河的相连，建立了由若干座启闭有序的堰闸连接起来的一个“库域”型水利网络，有效地扩大了共享范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废弃的过程。

二

由于浦阳江比钱塘江距萧山县治更近，其下游主干河道与县南、县东各水流之间，就构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

虽然历史地理学家对浦阳江下游主干河道是否及何时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诸暨、萧山、山阴、上虞等相关区域的利弊影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对一个基本的事实则没有太多疑问——自明中期以来，靠官帑民建拓宽碛堰、筑坝麻溪后，浦阳江下游的主干河道已不再是西小江至钱清江，而是从临浦西折，在浦阳江原有西行支流(即所谓新江，或渔浦新江)的基础上，经渔浦汇入富春江和钱塘江。嘉靖《萧山县志》所述大体正确：“今开碛堰以通上流，塞麻溪以防泛滥，而江分为二。”“今……塞麻溪”没有问题，“今开碛堰”则不够确切，因为嘉泰《会稽志》已提到过有一座位于萧山县城以南30里的“堰”，名叫“碛堰”，说明其并非“今开”，而是早在南宋嘉泰元年(1201)以前就已经存在。由于文献缺乏，有关“碛堰”的开通历史，已难以准确追溯。

很明显，嘉泰《会稽志》所说的“碛堰”，只是一处堰坝，所蓄、所导之水，应该是某条或某几条流经碛堰山附近的小型河道，故称“碛堰”，“是古代临浦周围许多堰坝中的一处而已”。因此，“碛堰”不能代表“碛堰”所在的“碛堰山”。元末萧山县尹崔嘉讷所做的，是对至少140年之前就有的碛堰坝进行修复、扩建，以及对附近的水道进行疏浚。这些与碛堰坝相关的水道规模大多属于“支流小港”一类，其中有两条较大的河道通向渔浦：

一条自临浦南部西折，通过高洪尖与马安山之间的平原地区，从今河上桥北出。这个地区至今仍有河道存在，而河上桥以北则为今永兴河河道。另一条自临浦西部木根山与碛堰山之间的平原地区西折，从今义桥镇附近北出。……当然，临浦与渔浦沟通的支流小港必然很多，上述只是主要的干流而已。

在崔嘉讷的主持下，碛堰得到整修，附近淤积的河道得到一定程度的疏通，湘湖的部分水源因而有所补充。虽然疏通了的河道逐渐变宽、变深、变大后，有可能从附近安养、许贤两乡部分依靠湘湖灌溉的农田中穿过，并将一乡分裂为二，但此时还未对湘湖水利的整体性造成直接的挑战，因此总体上是令各方皆大欢喜之举；至于要影响浦阳江诸暨段的水情，达到所谓“通上流”的效果，却为时尚早，嘉靖《萧山县志》将“开碛堰以通上流”的时间，定在明中期以来的“今”，显然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开通碛堰山的时间，各类文献记载不一，有明中期的宣德(1426—1435)、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等说法。比较可信的是天顺、成化说。明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西江大水，“萧山大困，延及山、会”，萧山籍进士黄九皋为反映萧山地方利益，写成《上巡按御史傅凤翔书》，致信浙江巡按，其中溯及往事：

成化年间，浮梁戴公琥来守绍兴，见山阴、会稽、萧山三县之田岁被小江之害，且小江两涯皆斥卤之地、萑苇之场，可以田而耕也。相度临浦之北、渔浦之南各有小港，小舟可通其中。惟有碛堰，小山为限，因凿通碛堰之山，引槩浦江而北，使自渔浦而入大江，由是槩浦江与大江合而为一。乃大筑临浦之麻溪坝，使槩浦江之水不得由小江而下，以为山、会西北、萧山东南之害。

黄九皋所撰虽非公文，却因本是萧山人，写此函时距戴琥任绍兴知府亦不过60余年，因而对成化年间戴琥解决浙东水患过程的回顾应该是可信的。

一定意义上可视作此一公案之总结的，是光绪《诸暨县志》所说的：“先是阖邑之水北流，东折入麻溪、经钱清、达三江以入海，水性趋下，泄之尚易。自筑麻溪、开碛堰，导浦阳江水入浙江，而邑始通海。”编者于此有以下一段案语：

开碛堰始于元至元间萧山县尹崔嘉讷，继于明天顺间知府彭谊，然麻溪东行之道仍如故也。至成化间知府戴琥始筑麻溪而塞之，并开碛堰而广且深之，时主其谋者萧山致仕尚书魏骥也。受制巨室，不能为暨民乞命，故《水利碑记》有“诸暨将成巨浸，惟使斗门圩埂有备，余当付之天已”之语也。

据此案语，嘉泰《会稽志》所记载的碛堰，到元代至元年间被萧山县尹崔嘉讷重新开通，附近的河道应该还很狭浅。至明天顺年间，绍兴知府彭谊继续开凿碛堰山口，但浦阳江的主河道仍在西小江。直至成化年间，绍兴知府戴琥受萧山籍致仕大官僚魏骥的影响，对碛堰山口河道进行进一步的加宽、加深，由此通过碛堰山口的浦阳江新河道就变成了主流，于是顺势堵住麻溪，最终完成浦阳江改道碛堰山口的过程。

这就说明，明中期的“开碛堰”，不是嘉泰《会稽志》记载的萧山堰坝之一的“碛堰”，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包括“开”通临浦镇西面的碛堰山，筑坝“塞”住临浦镇东面的麻溪，从而断开西小江；也就是嘉靖《萧山县志》所说的“开碛堰以通上流，塞麻溪以防泛滥”。这一改道工程完成时达到的规模，已绝非在碛堰山修建一个堰坝所能比拟。因此，文献上记载的不同年代，应该是泛指该工程所经历的规划、批准、启动、施工、竣工等阶段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

若以某一时间节点对“开碛堰”作大致的标志，或可选用戴琥任职绍兴太守的中期，即明成化十三年(1477)。

对整个浦阳江下游改道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的麻溪，又名进化溪，发源于今萧山境内大岩山东麓螽斯岭，流入西小江。由于麻溪上游“为溪流性砂卵石河床，且两岸山体集雨面积近乎相等，如遇暴雨，则洪峰时间集中，洪峰流量骤增，因此水位暴涨暴落，水患犹多”。在西小江流域，麻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性隘口。明成化十八年(1482)，戴琥撰《水利碑》(即《绍兴府境全图记》)，对此有所提示：

西小江，则山阴天乐、大岩、慈姑诸山之水，合于上下瀛等五湖。西北出麻溪，东西分流。西由新河闸，随诸暨江从渔浦入浙江；东历萧山白露塘，而三峡、竺罗、石岩诸塘……

虽然麻溪分流可以减少进入西小江的水量，但一遇大潮洪水，浦阳江水会逆势合着麻溪水一同涌入西小江，对山、会以西、萧山以东地区危害极大。为了萧绍平原免受涝灾，戴琥动员力量修建麻溪坝，断绝了浦阳江、麻溪与西小江的联系，使得萧绍平原避免遭受浦阳江及麻溪洪水的灾害。

麻溪坝历史相当悠久，有人甚至将其追溯至汉代的马臻，此后历代都有在麻溪筑坝的记载。即便是明代，因所引文献不同，有各种观点，如明天顺年、成化年、弘治年、嘉靖年之说等，也始终无法取得统一。实际上，就如碛堰的开通一样，麻溪筑坝也有一个后人继承前人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成化年间由戴琥修筑的那一段，对于彻底阻断麻溪与西小江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是可以得到现有资料证实的。

若以某一时间节点对戴琥完成麻溪坝修筑作大致的标志，或可选用戴琥撰《绍兴府境全图记》的明成化十八年。这一年也可用来标志浦阳江下游改道系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间。

继戴琥之后，山阴县令张焕于明正德年间“令民筑塘捍海水，建扁闸，蓄泄以时，自是少水患”，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西小江以东低洼地带的旱涝无常问题。明嘉靖十四年(1535)，汤绍恩出任绍兴知府，经实地勘察，发现位于钱清江、曹娥江、钱塘江滨海交汇之处的三江口有两座山，一为彩凤山，一为龙背山，两山间的峡谷颇宜设闸，于是决定开展工程，次年完成。《明史》叙述得相当细致、准确：

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拥沙积如丘陵。遇霪潦，则水阻沙不能骤泄，良田尽成巨浸，当事者不得已决塘以泻之。塘决则忧旱，岁苦修筑。绍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见两山对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于此建闸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脉横亘两山间，遂兴工。先投以铁石，继以笼盛甃屑沉之。工未半，潮冲荡不能就，怨讟烦兴。绍恩不为动，祷于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余寻，为闸二十有八，以应列宿。于内为备闸三，曰经溇，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闸之溃。闸外筑石堤四百余丈扼潮，始不为闸患。刻水则石间，俾后人相水势以时启闭。自是，三邑方数百里间无水患矣。

三江闸全长108米，净宽62.74米，共28孔，分别以二十八星宿命名，故又称“应宿闸”“应星闸”。三江闸工程共耗银5000余两。工程的基础处理，是在基岩上开凿榫卯，再在其上铺以巨石，相互卯结，然后灌以铁水。闸基和其上的闸墩，用千斤以上的巨石榫卯衔接，并用秫灰胶结。这种砌筑技术，使基岩、闸基和闸墩形成整体，抗冲性、稳定性大大加强。

作为三江闸工程的配套设施，汤绍恩在上游地区扩宽浚深碛堰附近的河道，加大浦阳江的出水量；在新河闸附近修筑茅山闸，涝可泄天乐乡水，旱亦可引浦阳江水。此外，又在三江闸内修筑平水、泾溇、撞塘、蒿坝清水诸闸以调节水量。最后在闸外修筑了一道三江石塘，对全闸进行保护。

三江闸水利体系建成后，成为控制萧绍平原水系的总枢纽，它与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成一体，切断了西小江的入海口，使萧绍平原80余万亩农田成为旱涝保收的膏腴之地。三江闸开创了萧绍平原水利史上建设沿海大闸控制水利形势的新格局。据测算，该闸平均泄量为每秒280立方米，可使萧绍地区3日降雨110毫米而不成灾。

汤绍恩主持的三江闸及其配套体系，结束了山会平原直接通海的历史，大体解决了自南宋嘉定年间鉴湖侵废后山会平原面临的水利难题，结束了浦阳江下游对萧绍平原农业的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萧绍平原水利网络的正式形成。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会稽县志》引余煌语称，“建三江闸，而山、会、萧三邑无水旱忧，殆百年矣”，是为确论。

位于萧山县治以西10里的钱塘江(浙江)，萧山人习称西江。浦阳江下游未改道时，西江与湘湖间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如在闻堰以东、以南，就有多条小河接通西江与湘湖，成为湘湖水源和水道之一。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奸民苏原九、韩望以己田坍江，妄告开湖之高处为田，起科输补所坍之数，沿湖之民，缘此侵占，盗泄湖水，而龟山之成规几废”，虽然强词夺理，影响很坏，但居然能对并不紧邻西江的湘湖造成破坏，并引动人们的贪婪、觊觎和效仿，则说明，如果西江的水势真的导致“己田坍江”的后果，的确会间接地影响湘湖的安全，从而使湘湖失去维持“守成”所必需的水面和水量。事实恐怕确实如此。前引明嘉靖十八年大水之后黄九皋所撰《上巡按御史傅凤翔书》，对明成化十八年前后浦阳江完成改道后形成的西江(此时已被萧山人称为“大江”)局面，有非常准确的描绘：

浙江上流，盖自三衢之水东流龙游，经兰溪、严州、桐庐、富阳，直抵萧之地名渔浦，而汇于钱塘，此上江之经流也。其所受支流尤多，金华、温、处之水自兰溪入，徽州之水自严州入，新城、分水之水自桐庐入，皆东注之渔浦之南，则槩浦江也。受诸暨、浦江、义乌之水，经临浦、碛堰而北注之渔浦，受江经流，又合诸府山水，曲折而北，经四都西北十余里，则又自北而东，汇于钱塘，是谓浙江，萧人呼为大江。萧山正在其东南转屈之间，此江流之曲逆，水势所必冲。……萧山在江东南，地颇低洼，杭、严、徽、信、金、衢、温、处八府在江之西，崇山峻岭，凡遇淫雨，山水奔腾而东，俯视萧山若建瓴然。此地形之高卑，水势所必趋。

小江之民反藉小江为利，而(小江)两涯之斥卤者今民居矣，萑苇者今桑田矣，戴公之功也。小江居民实受其福，而西江水患从此滋甚。

为了解决“滋甚”的“西江水患”，最好的办法当然应如黄九皋向巡按御史傅凤翔建议的那样，由政府运用公权力，积极协调有关各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固原有的西江塘，完善堰闸等配套设施：

江滨西江之塘从古有之，不知其始。自四都至渔浦十五里，古塘也。古塘之式，崇高二丈，基阔五丈，其面半之间有内外沟港，抵塘之处甃以巨石，辅之木桩，树之榆柳，联之民居，历代虽久，尚有存者。若渔浦而至临浦、麻溪坝二十五里，则碛堰既开之后，江水泛滥，所以戴公仿古式而为塘，崇广之数一如古焉。……今西江之塘虽在萧山，而山、会之民同其休戚，然则筑西江塘之费，应仿三江闸之故事而行之，夫岂不可？盖三江闸，三县之下流也，水患所由泄；西江塘，三县之上游也，水患所由来。水脉流通，本同一地；利害相因，事同一体。防江捍海，罔非民功；我往彼来，罔非己事。请以萧山、山阴、会稽三县连年库存，患塘银两，雇请筑塘丁夫，并力合心，共兴大役；分授地里，各效其能。在山、会所不能辞，在萧山亦不为泰，理所相应，情所必至也。

黄九皋所说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所以说动了傅凤翔。傅氏也很有担当，立刻秉公处理：

移文藩臬，行府县，大兴塘役，山、会二邑协力筑之。基阔七丈，收顶三丈，身高二丈有奇。南起傅家山嘴，北尽四都半引山，横亘二十余里。自是邑人始免水患。

按嘉靖《萧山县志》的记载，西江塘的规模远不止如此：

治西南三十里曰西江塘，跨苎萝、新义、安养、长兴诸乡，横亘五十里。

萧山西江塘的加固和江塘闸口的完善，对于湘湖具有直接的意义。即便不能如府志所说“邑人始免水患”，但就减轻、减缓湘湖的淤塞，解除沿江居民生活环境面临的巨大威胁而言，显然具有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可以防止因“己田坍江”形成的对湘湖的报复性破坏。

三

历史的吊诡处恰恰表现在，浦阳江下游改道给萧山带来的“西江水患”，因对西江塘堤坝的加固和设施的完善而获得有效缓解，却使得位于湘湖南端、本来就不属于湘湖库域核心部位的安养乡、许贤乡部分农田进一步脱离湘湖，进入改道后的浦阳江水利范围。

对于湘湖史来说，这一转变具有的深远意义，是改变了湘湖“守成期”所赖以维系的基本供求关系。如果湖水有效供给不足，一般会从反面刺激、调动水利集团的积极性，同时还会提醒有关方面尽快改善、弥补已经表现出来的某些制度性漏洞，以防局面进一步失控；而对湖水充分需求的萎缩则不然，它必将终极性地改变一个水利集团赖以形成并得以长期维持下来的最基本的利益结构，这是水利集团走向解体过程中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一股力量。浦阳江改道工程以及西江塘的修建，就导致了这一结果。

清嘉庆年间，萧山乡绅於士达以湘湖库域九乡之一的许贤乡农田由无水而需水、由需水而又弃水的过程为例，说明湘湖水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正是在碛堰开通、(西)江塘堤坝加固和设施完善之后：

许贤霪不在湖塘而在江塘。湘湖水利本溉八乡，而许贤乡界在大江之南，不预焉。宋淳熙九年，顾公来宰萧邑，适丁旱伤，知湖之有利于民甚溥，惟许贤乡田六千三百余亩无水灌溉，竟成涸辙。因谋于众，取旧约，少损八乡之水以益许贤，而湖利始均。即于杨家浜江塘下，建立石闸，湖水从亭子头穴口放出，过闸以溉许贤，故名为许贤霪。自明季郡守彭公将碛堰开通，潮信日上浦江，诸邑之水长流，许贤一乡之田始无藉于湖水，而其穴遂废。

许贤霪一旦弃废，立刻影响互有关联的其他霪穴，如亭子头穴口等：

亭子头穴口，其西与杨岐穴相距百步许，东与凤林穴相距里许，所溉新义乡前后峡村与杨岐穴所溉村落田亩相同。但此穴专为许贤霪而设，许贤霪既废，则新义乡之田自有杨岐穴放水灌溉，而亭子头穴口亦废。

历山南、历山北等穴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碛堰通而许贤乡之田无藉于湖水，而许贤霪遂废。许贤既废，而亭子头一穴亦废。其废皆当在前明时。……即历山南、历山北二穴，虽不知废自何年，而穴口遗迹无存。访之父老，先世相传，穴经久废，恐康熙五十八年委查时亦未必屹然完固也。

若按都图行政划分，安养乡原来使用湘湖水利的地区包括五都一图和五都三图，涉及村落有石门、西山下、山前吴、东汪、西汪、汪家堰、历山等。许贤乡则包括六都一图、七都和六都四图，涉及村落有罗磨板、金街甸、南坞、北坞、下村、石盖、上董、华家生、双桥头、渔浦庄、中坟庄等。浦阳江改道后，安养乡五都一图和许贤乡六都一图至七都被分割在江南，从此不再需要湘湖水利。清宣统二年(1910)，萧山举人黄元寿第二次呈请开垦湘湖荒地时，对此有很详细的回顾和分析，可以参考：

至明中叶，太守彭、戴二公开通碛堰山，筑断麻溪坝，使诸、义、浦三县之水从临浦经义桥直达大江。于是，九乡中之安养、许贤二乡地面有十成之八割在新开钱塘支江之南，与湘湖永远隔绝。至明季，太守汤公建三江闸，蓄泄有时，利及三县。于是，崇化、昭明、来苏之乡均沾三江利益，不藉湖水。由化乡之涝湖村地势较高，大旱间用湖水，惟长兴、新义、夏孝三乡，每年立秋前三日放水，白露后三日闭闸，仍资灌溉。合而计之，全用者三乡；十用其二者三乡；滴水不用者三乡。

由于占湘湖灌溉面积21%的崇化乡31723.6亩水田转而依靠三江闸灌溉系统，就使得湘湖的负担大为减轻，湖水开始有了富余，建立在原需灌面积基础上的水利体系，因两个数值(湖水总量、需灌面积)呈相反方向变化的态势，显然不可能再被人们严格地遵守。

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提出《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在第七部分《湘湖与九乡水利之关系及今昔之异同》中，报告作者分析了因明中期三江-麻溪水利工程竣工，九乡与湘湖紧密程度发生的历史性演变：

自明季以来，全用者三乡：新义乡，长兴乡，夏孝乡。三乡地处上游，自新坝起至西兴止，三江、麻溪之水利均沾不着。每年夏秋间，正资湖水灌溉。

十用其二者三乡：安养乡(山前吴，东汪，西汪，汪家堰，历山)，许贤乡(华家里，双桥头，汉浦庄，中坟庄)，由化乡(涝湖村)。安、许两乡宋元时毗连湘湖，自明代开通碛堰山后，有八成地面割在大江以南，永远不沾湖水，而湖耗未除；其二成地面尚在塘内，均用湖水。由化乡之涝湖村，为下乡中之高乡，非旱极不放水，放则从湫口经县城凡九坝而达湘湖，故十年中仅一二放焉。

滴水不用者三乡：来苏乡，崇化乡，昭明乡。三乡地处下游，宋时开放湖水下坝，在张家堰、八里横等处，至今遗迹虽存，父老未能详述，惟志书尚可稽考。自明季麻溪、三江次第建闸，启闭有时，于是来、崇、昭等乡，水利沾足，三百年来，无庸湖水，而湖耗仍存焉。

按九乡水利，系宋元旧制，沿至今日，合全用、半用、不用之乡计之，水利尚余一半。宋元时十八穴放水定有长短时刻，不能多少，见《萧山县志》及《西河合集》。今减至七闸，自立秋前三日起至白露后三日止，统长开放不拘时刻，湖水之多，此其明证欤？

以下用南宋时经赵善济和顾冲完善过的数据，将上引报告书中所说内容进一步精确化：1.全靠湘湖湖水灌溉的农田共83524.3亩，占湘湖总灌溉面积的56.4%。其中有新义乡24755.2亩，夏孝乡12694.7亩，长兴乡7837.5亩，安养(6336.6亩)、许贤(12780.4亩)两乡19117亩中的3823.2亩，由化乡的34413.7亩(涝湖村3430亩亦列入其中，虽然“十年中仅一二放”)。2.与湘湖已完全无关，因而不再靠湘湖湖水灌溉的农田共64373.4亩，占湘湖总灌溉面积的43.5%。其中有来苏乡3820亩，崇化乡31723.6亩，昭明乡13537亩，安养、许贤两乡19117亩中的15292.8亩。

至民国初年，靠湘湖湖水灌溉的农田已由宋、元时期的147898.7亩，降至83524.3亩(其中还包括“十年中仅一二放”的涝湖村3430亩)，只占湘湖设计灌溉面积的56.4%；而占湘湖总灌溉面积43.5%的64373.4亩农田，已经完全不用湘湖湖水，但是“湖耗未除”。这一变化态势显然对湘湖水利集团和湘湖库域水利社会的利益结构、相关人群的行为特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浦阳江下游西向改道、三江闸修建、西江塘加固等系列工程的完成，对湘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推动并标志着湘湖守成期的正式结束。

清代道光朝30年，咸丰朝11年，同治朝13年，光绪朝34年，在这88年间，上、下湘湖及白马湖区域发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位于萧山西境的西江塘的决口而导致的湖区淤沙。而这一点则与富春江水势的变化有关。民国《萧山县志稿》分析西江塘水势变化的原因称：

西江塘冲要之处凡数变。乾、嘉之际，富阳江折下之水冲在渔浦街，厥后下注孔家埠；咸、同时渐至小历山以上。光绪庚子、辛丑间，则集矢于汪家堰。近来逐渐下移，已灌注于闻家堰上埠。……所以然者，以对面钱塘沙嘴即东江嘴日朘日削，故水之冲处愈趋下。前邑令胡为和欲凿断东江嘴之上游，导江水使出周家浦，后以地属邻封，不果。

引文中提到的汪家堰、闻家堰(简称“闻堰”)，皆为节制西江水而设，与县治的横向距离相当，“在治西南三十里”。江水先到汪家堰，再到闻堰。两堰加张家堰、吴家堰、方家堰、周老堰共六堰，“俱沿西江塘一带，俱设塘长数名看守”。六堰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两湖核心区域的形势。

民国《萧山县志稿》的分析基本正确，但视野还稍显狭窄。自明朝中期浦阳江改道，三江(浦阳、富春、钱塘)合流以后，萧山以西的“西江”水势，已远非此前可比。分析清中期及晚期两湖的湖体结构、水利秩序、社会矛盾，亦应以此为背景。

在清道光四年(1824)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83年间，西江塘发生了多次严重决口。如道光四年正月，西兴铁岭关口石塘被江潮冲毁，镇水庵、董家潭等处塘身均被冲坍。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汤金钊(谥文端)当时正丁母忧在乡，即出任总理，主持维修工程。工程的质量相当不错：

自龙口闸至股堰，自塘头街以南至襄七庄，统计二里余，均以长石层叠，钩心斗角而成。复于当冲要处筑一大石盘，周围约五六十丈，中实以大块毛石。工程坚实，自是涨沙渐远。西塘之在西兴邻近者，不闻有坍陷之患。

由于这次决口的位置靠近西兴，所以对湘湖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但以下几次决口就发生在湘湖的外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道光二十九年(1849)闰四月，“大雨如注，夹以山水，数日间平地水涨数尺”；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十四日，“西江塘坍，洪潮直灌，田禾尽淹”。咸丰元年(1851)及次年(1852)，萧山部分乡绅连续向县政府呼吁修筑堤坝，得到萧山县令孙钦若的支持：“动支江塘余项钱四百千文，由绅董承领修筑。并添建史家池石坝，严禁堆积湖草。”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萧山，在闻堰等处决塘通舟。同治元年(1862)六月，“西江塘决，平地水涨五尺”，冲坍谭家浦、傅家山、下蓬厂等处塘堤。归顺太平军的一位名叫何炳文的监军“派亩捐兴修。二年，克复萧山，工仍未竣，经丁令限令，何炳文赔修完竣”。

从太平军占领萧山到清朝恢复统治，虽然只经历了17个月，但对地方社会原有文化和秩序的冲击、扫荡程度之深，可谓极其惨烈。民国《萧山县志稿》卷20《洪杨之役殉节绅民表》和卷27《洪杨之役殉烈妇女表》，共列死难绅民2500余人、妇女800余人。至于因“决塘通舟”而对萧山水利环境造成的人为破坏及其补救措施，则可参考周易藻的概括：

同治初年，粤寇甫平，塘堤堕坏，残缺不堪，私占私垦，复日甚一日。二年九月，戴令(枚)莅任即履勘议修。适邑绅……亦联名呈请，遂会同邱贰尹(洪源)修濬，如法示禁垦占。

以上努力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仅过了两年，即遇同治四年(1865)五月遍及浙东、浙西五府的特大水灾。据《清通鉴》载：

(五月)戊子，浙江之杭、嘉、湖、严、绍五府所属各县，大雨阅七昼夜不绝，绍兴府山水陡发，海塘冲塌，萧山县沿江地方，水与屋齐，居民淹毙者万余人。严州府城外，江水时亦骤发。

这场大雨给萧山带来了江河猛涨、堤塘决口之灾，仅麻溪坝至长河一带就坍缺30余处，总长度达700余丈。如此规模的灾害及善后，当然就不是萧山一地的乡绅和官员所能承受得了：

巡抚马端愍公具奏，委臬司段光清督同县委，分段抢堵，估工修筑，共需钱二十余万串。先借拨绍厘八万千动工，不敷之款由山、萧三县沾水利田亩开捐拨用，并归还厘款。

但这项直接涉及湘湖的工程进行的并不圆满。据《萧山湘湖志》记载：

四年，江塘溃决，沙泥灌及湖中，胥吏藉修补之名，虚糜公款，一无实际焉。

此后几十年间，在江水、雨水的双重压力下，西江塘面临的局势相当严峻，萧山官方及民间为此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

同治八年(1869)五月，西江塘、碛堰山石塘、盘头、坦水均冲陷。六月，潭头土塘、闻堰下埠石塘及孔家埠地方均有塌陷，投入维修经费19000余串。

同治九年(1870)，塘决闻堰下埠，投入维修经费2700余串。

同治十年(1871)三月，西塘冲陷，改筑土塘30余丈，用钱1800余串。

光绪元年(1875)，潭头、闻埠等处塘决，用款2400串。

光绪三年(1877)二月，潭头、王家溇冲缺六丈，闻堰、孟家殿塌陷两丈，水淹塘面，渔浦、新坝亦间有塌陷，漏洞开裂。县令吴承恩动用亩捐，抢修完固。

光绪四年(1878)五月，西江塘出险，抢修用费4000余串。

光绪六年(1880)，位于县治以南15里、以保护湘湖为主要功能的湘湖塘之一段秦家堰、石岩坝等塘坝坍损，乡绅来棐等人见“湖塘坍塌，堆积不堪”，禀请县令龚凤岐支用公帑362千文进行维修。

光绪八年(1882)三月，大历山土塘坍塌30丈，修费2000串。

光绪九年(1883)五月，渔浦西首之杨家滨地方坍塘40余丈，用钱11000串。同年对闻堰、历山塘身单薄处加高、厚，用钱31000串。

光绪十年(1884)四月，渔浦、孔家埠等处塘决，修费1000余串。

光绪十三年(1887)，西塘半爿山后曹林张地方泥柳塘冲缺约60丈，陆家潭塘冲缺20余丈，杨家墩冲缺十余丈，临浦麻溪坝附近泥塘冲坍20余丈，富家山冲陷方七八尺、深丈余，溪闸冲坍三四十丈，孙家埭、杨家滨也有坍塌。共支出维修经费12000余串。这场灾害带给湘湖(主要是下湘湖)的损伤也极为惨重，于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官民合作，用了一年时间大修湖塘。据《萧山湘湖志》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四月，西江塘决三口于四都，水由白马湖直灌湘湖，凡塘闸坝均被冲坍。宋令(炽曾)于戊子春莅任，阅卷履勘，知工不可缓，当委托邑绅汪君坤厚董其事，如湫口、横塘、河墅堰三坝，塘子堰坝闸坍损之处，均添补石料，修整完好。其余闸坝亦修筑有差。塘身坍矬及渗漏处，统计四百六十五丈，悉培高加厚，较前更固。其经费由小塘捐项下支出，共用制钱五百六十余钱。经始于戊子秋，工竣于己丑春，宋令勒碑纪其事。

光绪十八年(1892)，修理孔家埠塘身，用费1600余串。

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雨雪连绵，江河并涨，西北两塘均有坍陷，维修经费3300余串。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十四年(1898)、二十五年(1899)，西塘小修，各用维修经费数百千文不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河盛涨，西塘、麻溪坝、潭家浦、西庄、下坟头、汪家堰、褚家坟等处土石塘盘头，均有坍塌，共用维修经费31000余串，其中21000余串在亩捐息款内支，其余由公帑支出，免予归还。

光绪三十三年，西北两塘共冲决400余丈，汪家堰盘头亦有坍塌，共用维修经费10800余串。同年又修西汪桥乱石盘头，用钱500余串。

以上是83年间公私文献对西江塘决口及湖塘维修情况的不完全统计。为了维修遭到损毁的江塘和湖塘，萧山地方官员和乡绅乡民应该说是尽心尽力的。

即便如此，三江合一后势头数倍于前的江水，仍顺着与湘湖相通的河道、沟渠随时随意地汹涌灌入，在给萧山人带来无休止麻烦的同时，更造成了湘湖湖体的变化。大规模的泥沙淤积，使得上湘湖自定山前后起至青山张一带，逐渐淤成一片倚山临水的高地，长度五六华里，面积达4600余亩。对于生活在湘湖库域范围内的人们来说，这片高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仅成了垦、禁之争的焦点，经常影响人们对湘湖本身存在之合理性的判断，而且从根本上推动了湘湖水利集团的瓦解。

浦阳江下游改道及其结果，对于区域社会形成与转型特点所具影响之至深且巨，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越州》，贺次君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0页。

②陈志富：《萧山水利史》，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编：《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④参见朱海滨：《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历史地理》第27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⑤郦道元：《水经注》卷40《浙江水》：“《地理志》又云：‘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陈桥驿校正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7页。

⑥嘉泰《会稽志》卷12《八县·萧山》，《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33页。

⑦康熙十年《萧山县志》卷2《疆域志·里至》，“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9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8—90页。

⑧《清史稿》卷65《地理志十二·浙江》，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37页。

⑨1991年《萧山县志》卷2《地理·附山水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⑩嘉靖《萧山县志》卷1《地理志·山川·川》：“戚家湖，去县西三十里，与湘湖接。一名庄湖，垦田二百余亩。”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