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主调与“个性化”书写

2018-10-29马亚琳

文教资料 2018年17期

马亚琳

摘要：在早期延安文学抗战的大主题下，表现抗战主题的戏剧在延安文艺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当时有宽和的文学氛围，烘托着剧作家们的创作心境，描写国民弱点、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内部抗战青年的复杂心态等问题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具体表现的一种主题。

关键词：抗战延安文學话剧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侵略与暴行，整个中华民族的情绪都处于昂扬激愤的状态，具有敏锐责任感的作家知识分子反应更迅速。抗战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主旋律，宣传抗战自然成为压倒一切的文学主题，作家们在书写自己炽热如火的抗日情绪的同时，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全体抗日民众的大潮之中，展示抗日广阔的图景、讴歌民众救亡斗争、对战争胜利前景的向往等内容构成了抗战初期的文学作品最集中的表达内容。在表现形式上，为了适应战时宣传及时、深入的特点，话剧选取了街头剧、广场剧等短小精悍的戏剧形式，将所要传递的动员、号召信息传送到农村、前线、敌后等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一切为了抗战”：话剧表现的主旋律

表现抗战主题的戏剧在延安文艺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主要是因为置身延安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们正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洗礼，来自自身昂扬的激情和责任让他们想要将战争中可歌可泣的人与事忠实地记录下来。另外，因为戏剧在相当早的时期就被中国共产党视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手段加以运用。“一切为了抗战”，戏剧作为艺术欣赏的功能完全让位于宣传、动员的需要，描写抗战、对抗战期间革命军人和老百姓顽强不屈意志的颂扬成为前期延安话剧演出的主旋律。

在面对民族国家的命运危机时刻，大多数国人激发了爱国的复仇火焰，在延安和其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家们压抑了许久的抗日情感宛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剧创作既表现了作家们激越昂扬的情感魅力，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作家们鲜明的宣传鼓动取向，对抗战的大力宣传成为众多进步作家的共识。

丁玲1937年创作的独幕剧《重逢》是其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剧本描述了某抗日部队中抗日青年面对抗战的英勇与坚贞。在一个刚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小城里，抗日战士白兰为日寇逮捕，投入监狱。日寇头目山本想霸占白兰，对她威逼利诱，甚至当着她的面枪杀了三个抗日战士，白兰始终不为所动。与白兰分别了一年的爱人马达明现在已经是敌人情报所所长，奉命前来劝降，白兰伺机用刀刺向叛徒马达明的心脏。马达明在重伤弥留之际向爱人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马达明一直奉党的派遣打入敌人内部以搜集敌人的情报。白兰后悔莫及，紧急关头，马达明将搜集到的种种情报和打开后门的钥匙交给白兰，帮助她逃离了敌人的监狱，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剧中的女性白兰从出场时的不甘与焦虑到战友劝其假投降时的激愤与勇敢再到面对“叛徒”恋人马达明时的愤怒与蔑视，以及真相大白时的痛悔与坚强，让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个青年战士的心理成长过程，复杂而又细腻的心理变化使其形象跃然纸上。作品中所透出的青年人为了抗日救亡面对牺牲的从容不迫，再加上烽火硝烟中的坚贞爱情构成了这个时期话剧作品的浪漫风貌，那种为国家为民族的生存甘愿付出青春与生命、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血色情怀正是众多文人知识分子亢奋的精神写照。

独幕话剧《红灯》是王震之写于1939年1月1日的一个独幕话剧。描写了我国铁路工人不怕牺牲、英勇支前抗战的故事，同时也表现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人们思想的新生。剧本中有为抗日献身的先烈，有冒着敌人炮火冲去的英雄，有稚弱女儿的觉醒，有一时消极动摇而后的觉醒，正如剧中老扬旗工和熊所说：“成千成万，全中国，全世界的工人都起来了！到前线的，到后方的，他们都在那儿干起来了！”正是有这种万众一心的民族解放精神，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团结起来坚持取得抗战的胜利。《红灯》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精神与时代的强音，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强烈的鼓舞作用。《流寇队长》表现的是抗日游击队内部的斗争。祛除旧军队的不良习气是初期抗战队伍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游击队长袁占魁原本是从旧军队里拉出人马的“山大王”，剧本塑造了其狭隘、贪图享乐的流寇形象，尤其对他在特务的引诱之下一步步背叛队伍的过程表现得相当真实。

对团结一心、积极抗战的歌颂和对分裂投降、消极抗战的抨击也是初期延安戏剧创作不可分割的表现内容。独幕话剧《棋局未终》旨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罪行，同时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顾全大局、团结抗日的大局意识。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①，动员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战好时机而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姚时晓创作了话剧《棋局未终》，剧本在延安上演时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的领导都前往观看，并且被毛泽东评价说“好”。剧本除了在构思上独特巧妙意外，最重要的是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剧中几个主要人物都有各自的性格特征：方国权作为旧军人出身的国民党军官，以保存实力为上，既怕被国民党吃掉，又深知八路军不好惹；不想抗战，又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抗战。此外，张异的诡计多端、反动阴险；盛参议的涉世甚深、旁敲侧击；刘成功的有理、有利、有节都表现得生动传神。所有人物都围绕抗战与破坏抗战这个戏剧冲突展开，主题突出，引人入胜。

1939年，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而发表文章，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他认为“投降的可能就成为当前政治形式中的主要危险”，因此，要求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与党派人士，提高警惕，认清投降可能带来的各种危险，将“反对投降和分裂”作为全国各爱国同胞当前的“紧急任务”②。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伯钊创作了三幕话剧《母亲》，作者创作本剧的目的是要“描写反对派妥协投降，成为全中国所有人民的事情。顽固分子捣乱派的‘反共、‘防共的可耻行为，只能更增加人民对他们的憎恨。终归是他们完蛋，而中华民族要生存”③。作者在剧中设计了“群像”对立，以马勋、金二爷为代表的王派汉奸势力和以赵国强、母亲、刘瑞平、三孩及八路军通讯员等为代表的抗日力量。在抗日群像中，“母亲”的形象是最丰满的，母亲既慈祥又敢说敢斗。她敢于顶撞马勋的护兵，直言“汪精卫该反对”；她支持长子赵国强参加抗日游击队，鼓动幼子三孩转移文件；她为刘先生藏匿反对妥协投降的宣言并且支持其活动；她敢于冒风险让交通员在自己家里落脚并对其关怀备至；三孩被捕后，她大骂马团长是“猪狗不如的东西”，是“狼心狗肺的东西”，是“强盗！卖国贼，汉奸”……活脱脱一个大义凛然、光明磊落的中国母亲的光辉形象。当然，《母亲》中还出现了向二嫂、吴连长等农村抗日反汪的干部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在《讲话》以后的延安后期戏剧创作中更加深入。剧本往往在关乎“革命”、“进步”、“转变”等事件的关键时刻，总会安排一个代表先进、模范的农村干部出现，通过话语引导最终完成新人形象的塑造。

随着抗战进入更为艰巨而复杂的相持阶段，话剧的主题有了更深沉和丰富的诠释。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真实描述，对抗战困难时期军民顽强不屈的意志的颂扬、对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军民彼此关系的揭示构成了初期延安戏剧创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八百壮士》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军人或刚烈或忠厚的性格特征及他們在危难之中视死如归、决不后退的民族气节。剧本中老人、女孩为守军送粮食与国旗的情节，体现出军民互相支持、团结一致的情谊。多幕话剧《我们的乡村》以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为题材，通过儿童团、妇女会、自卫队甚至是落后分子等各色人物展现边区乡村的风貌，被认为是晋察冀话剧创作中“最驰名”的作品之一。王丁编剧、创作的独幕话剧《游击队》讲述了群众不看忍受敌人的烧杀抢掠而自发组成游击队抗敌的故事。在游击队打死鬼子汉奸多人凯旋时，群众兴高采烈争相慰问，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游击队。故事情节简单，但充分围绕抗战主题，具有较强的宣传教育意义。此外，刘佳的《到山那边去》写出了人民群众机智勇敢掩护八路军来往过铁路的故事；姚时晓的独幕剧《民兵》、韦明的独幕剧《他两口子》等创作，都从不同角度挖掘了普通民众抗日的潜力，塑造了在这场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人民群众的伟大形象。这类创作为抗战胜利后大量的“英雄”形象的出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在战争环境里普通群众的觉醒与成长，是延安话剧创作关注的重要内容。剧作家们在自觉履行“一切为了抗战”这一创作使命之外，对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在日寇刺刀下不得不站起来的中国农民抗争的历史现实，也给予关注与书写。胡丹沸的独幕话剧《让全世界都知道吧》讲述了抗战初期小山村的农民群众在日本鬼子前来扫荡时躲进深山里，日军撤退后只留下了断壁残垣、狼藉满地，家里所有的活物都无一幸免，后在本区党政军民慰问团的慰问鼓励下纷纷表示要与日寇血战到底。莫耶、刘肖芜等编剧的《丰收》中的自卫队员陈永祥虽懂得抗日道理但又留恋家庭不愿参加抗日，其母亲陈大娘舍不得儿子去当兵。在村里抗属张二嫂的影响下有所动心但又放不下即将收获的粮食，当看到村里的粮食被大片糟蹋、房屋被烧毁大半时，他终于下定决心参军杀敌，陈大娘也赞成他的选择。该剧由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和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在纪念抗战二周年和晋察冀边区戏剧节的晚会上联合演出，常常是“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闭幕”。《觉醒》中的乡绅吕络彦思想落后，坚决反对儿子、女儿参加抗日游击队，在日军闯进自己家里女儿险些遭遇侮辱后才开始觉醒，主动支持子女参军。《从军行》中年轻的丈夫要参军，妻子不同意借公婆之手进行阻拦未果，在抗日救国会的批评动员下才得以觉悟。《卖粮》中的李老栓对村干部谎称自家的粮食已被日军扫荡一空，没有多余的粮食交公粮。实际上他想暗地里将粮食高价卖到敌占区以换取更多的财富。儿子劝导他应该积极交公粮，积极支持八路军抗日，但李老栓并不认同。党日伪军前来扫荡发现了李老栓所藏的粮食后，将其毒打并命令将所有的粮食送往敌人的据点，李老栓后悔莫及。观众在观看剧本演出后，真切地感受到将粮食交给八路军才能够赶走日军，才能够有更多的粮食，从而变被动交公粮为主动缴纳。而《救国公粮》则通过农村民众真实的经历而接受教育，转变观念。农民家庭中哥哥在前线参军打仗，嫂嫂在家拥军支前。粮食丰收后，母亲和弟弟不愿交公粮，嫂嫂积极支前却陷入婆媳矛盾、叔嫂矛盾中。剧本最终是在八路军打走前来抢粮的日本兵，保护了粮食、挽救了一家人的行动中教育了落后的母亲和弟弟。

在这里无论是失去家屋的山村民众、自卫队员陈永祥，还是“拉尾巴”阻拦亲人参军的乡绅、年轻妻子，他们的投身抗战与支持抗战是经历了思想觉醒的过程之后的成长。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所反映的落后农民的愚昧、麻木，也存在着面对新的战争环境时暂时跟不上革命步伐的无知与失措，当剧作者将他们置身于抗战的大前提下时，觉醒后的坚决抗战让他们的形象依然熠熠生辉。

二、批判与暴露：作家的“个性化”书写

丁玲在刚刚进入陕北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与以往任何一个世界都不同，是一个在“炮火的围墙”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新制度、新经济建设、新军队、新人格的“强壮”、“稳固”的世界，与另一个旧有的“荒淫糜烂”的、逐渐走向“堕落灭亡”的世界完全相反④。尽管这“新的世界”只是一种空间上的感觉，但已经注定作家们要从情感上与这个空间和谐同步。当作家们带着憧憬与希望来到这新空间时，他们原有的创作观念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戛然而止。比如“杂文运动”的兴起，可以看作是一些作家原有的创作观念与“新的世界”的要求发生错位。此外，新文学作家中流行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黑暗”等观点依然存在。在这期间，初期延安的话剧创作不可避免地受这一情况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暴露阴暗面、妇女问题等作品。应该说，一些剧作家在抗战主旋律的旗帜下，依然保持“个性化”的写作。

《重逢》中被捕的白兰与失去音讯一年多的恋人马达明意外相逢，当得知恋人并不是汉奸而是打入敌人内部情报人员时，白兰动情地表白：“达明，我听你的，我走了，你保重！你相信我，我这一生都把我最可爱的心献给你，爱你。”在马达明的指引下，白兰带着情报逃出了敌营，而马达明却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爱情超越了一切，白兰为自己的鲁莽行为追悔莫及，马达明却以热吻表达了压抑已久的爱。这样的情节设计，应该说依然有五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等问题的痕迹，借助革命的力量承担五四启蒙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依然是剧作家个性创作的延续。《警号》里柔弱的女学生白旭光在关键时刻做出人生的选择“东辉哥，我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同学和朋友，我朝着无耻的汉奸吴宝珊连打三枪，替你发放里应外合的战斗警号，好不好？”这三枪与其说是里应外合的警号毋宁说是白旭光对林东辉爱情的表白。《五谷丰登》中的小囤是地主冯老锡家的长工，冯雅红则是地主家的小姐，二人的自由相爱增加了剧本的浪漫主义色彩。为了摆脱地主老冯的干涉，小囤参加了抗日武装后当上了游击队长，雅红也离开家庭加入到抗日队伍中，二人最终成为革命伴侣。这些作品在早期延安的话剧中并不多见，但作品中人物表现出来的对爱情的执着与坚贞令年轻人为之向往。1942年以后，爱情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成为文艺创作的禁区，“恋爱退到了生活中极不重要的地位”⑤，但对于早期延安的话剧创作而言，对爱情的表现依然保持了相对“自由”的表现空间。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无论是《重逢》中的主要人物白兰和马达明，还是《警号》中的女学生白旭光、林东辉，还有《河内一郎》中的女大学生小凌，《火山口上》⑥中的女青年学生梅丽英、青年军官史果航等人物都是知识分子。这部分戏剧作品依然保持“五四”时期以描写知识分子、反映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与生活状态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惯常状态，剧本都是描写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坚贞不屈，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品质，就连丁玲也曾明确指出《重逢》“完全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戏”⑦。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通过话剧中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的描述，表达了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与赞扬。

在“写光明还是揭露黑暗”这个问题上，延安初期的一些剧作家坚守自身的启蒙立场。我们能够看到描写工人斗争生活题材的《红灯》，值班司机朱仁光因胆小懦弱、自私怕死，不敢将一列满载弹药的火车开往前线；另一名司机挺身而出，冒死将车开动。危机时刻，年近六旬的老工人何雄手提红灯将火车逼停，避免敌人以红灯为信号对火车的轰炸，此时的朱仁光也有所觉醒，决定开车去前线送弹药。作品中，我们既看到了对铁路工人英勇抗战的歌颂，又看到了个别落后思想的可喜转变。此外，在《掼碗》中部队战士向老百姓借房没有注意态度甚至辱骂房主张三娘，并在争吵中摔碎一只碗的场面，张三娘的表现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军爱民、民拥军的和谐景象，而是百般推诿不愿借给八路军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依然能够看到国民党军官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正义感；一些作品还出现了农民群众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落后事实等。尽管这些作品最终让我们看到了落后分子的觉醒与成长，八路军战士与老百姓的军民和解，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追求启蒙是初期延安话剧创作的重要艺术特征。

总体上看，前期延安话剧创作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反映抗战现实，鼓动参与抗战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构成了抗战戏剧运动的重要部分。当然，由于前期延安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氛围下，对知识分子的奔向延安持欢迎态度，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文学作家继续保持原有的创作观念和审美趣味，创作出不同题材的话剧作品，使这个时期的话剧创作表现出多样的一面。随着战争的逐渐深入，剧作家们开始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希望将话剧转变成为符合中国民众审美趣味的艺术形式。在延安后期的话剧剧本中，工农兵形象“如潮水般”涌进话剧剧本中，成为话剧表现的主要形象之一。尽管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并不是只有延安时期有对工农兵形象的塑造，但能够如此真实、规模较大地反映翻身解放成为时代主人的工农兵形象，别的地区、别的时代无法代替。

注释：

①刘引泉.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时期通史1919—1949[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259-260.

②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A].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2-573.

③欧阳山尊，苏一平，主编.延安文艺丛书·话剧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51.

④丁玲.文艺在苏区[A].刘增杰，赵明，王文金.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册）[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

⑤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A].周扬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41.

⑥王林.火山口上[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1919—1949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34.

⑦丁玲.从临汾寄到武汉[A].丁玲集外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07.

参考文献：

[1]刘引泉，主编.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时期通史1919—1949[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刘增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各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