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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文化的演变与当今生育政策的关联性

2018-10-29李俊红

文教资料 2018年17期

李俊红

摘 要: 人口生育政策事关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和家庭幸福。从“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变化,既是人口生育观念的转变,又是孝亲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扬弃。自2015年末国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其在全国家庭中的具体落实情况,进一步反映了人们已不再把生育行为与孝敬父母相提并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现象。本文选取生育政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孝亲文化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 孝亲文化 生育政策 发展演变

孝是中华文化的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与敬天地同理,孝宗亲是家族人伦的精神链条,是儒家文化秉持和弘扬的核心精神。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之所在,其中仁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仁学对社会伦理中的孝道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集中体现了孝道的精神实质。可以说孝道是中国文化大厦中一根重要的支柱,是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主流,也是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自古就有“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传统观念,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历来被视为孝亲文化的主要内容,每位老人都希望有生之年能膝下多子,享受天伦之乐。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2013年国家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单独二孩”,按照当时的摸底统计,符合生育条件的大约有1200万对夫妇,但提出生育申请的仅有106.9万,这一政策引导的新增婴儿还没有超过50万,与国家卫计委预估的年增200万出入很大,还不到四分之一,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客观地讲,经过30多年来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许多家庭的生育理念随之发生改变。生育的高成本——低效用被许多人看重并认同,因此单独二孩抑或全面二孩政策出现“遇冷”的现象。这些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我国传统孝亲文化历经千年之后潜移默化的结果。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就业、医疗等多个领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处于调整“进行时”,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到1982年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再到1984年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条件,允许第一胎女孩的情况下可生育第二胎。资料显示:到2010年全球育龄妇女人均生育2.6个孩子,是中国的一倍[1]。根据我国新的人口形势,党中央适时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调整和完善了生育政策。随后国家启动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调整,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社会。至此,从1978年开始提倡、1980年开始强制推行,历时35年的计划生育紧缩政策宣告终结。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对社会来说是发展需要,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可行之策。我国居民寿命明显延长,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两亿,进入老龄化社会,过去的大家庭却越分越小,“4+2+1”的家庭结构,不但造成了“空巢老人”的增多,还使独生子女们面临的赡养责任愈发重大,二胎无疑能减轻和分担子女的养老压力。对于家庭和孩子而言,家庭成员有所增加,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欢乐与幸福、争吵与不悦,都构成了彼此成长的宝贵记忆。

一、对生命的崇拜是孝亲文化与生育文化的共同本质

儒学所讲之孝道,突出的表现是对绵延不息的生命的敬仰和对亲缘关系的认同。《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人的身体、生命是父母所给,是父母、列祖列宗和家族血脉的延续,血脉的延续意味着生命的生生不息。“百事孝为先”[3],孝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与诸德之首。《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4]人要记住自己的根本,不能忘记繁衍我们的祖先,是他们给予我们生命之源,我们的血脉与他们一脉相承,我们必须对祖宗加以敬爱和尊崇。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5]“父母生之,续莫大焉。”[2]人类的繁衍生息从自然进化角度讲是传递基因的需要,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是血脉相传、延续香火的需要。对于非常看重传宗接代的国人来讲,没有什么比家族的继续绵延更重要的事了。尊祖敬宗是对祖先的崇拜,而延续香火则是对于生殖的崇拜和对于生命的崇拜。对照孔子提及的孝道,以及孝文化最本质的内涵,给人们最真实的启示,从而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完成它“移风易俗,安上化人”的历史责任。

进入秦汉以来,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生产生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儒家思想进一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尊崇。孝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6]的训条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信条,为人子女,时刻关注父母,敬守于前,时刻想念父母的恩德,感恩父母任劳任怨的养育之恩,感恩父母关爱有加悉心培养照料。成年后对父母“晨昏定省”,經常不间断地体恤父母的用心良苦。

孝义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的进化一样,都是随着生产劳动、社会活动而产生、发展的。孝道把天、祖、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起了社会生活的人伦秩序,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古代形成并推崇的孝道,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哲学观,也反映了古人约束自身、延绵发展的聪明才智,这一点凝聚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中华民族同称炎黄子孙,千百年来凝聚成了共同的民族共识。因此,一家一族的香火延续的孝道,在历史长河中集聚升华为爱乡土、爱国家、爱祖先的道德情感,从而使孝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二、尊崇孝道的核心底蕴并未随社会变迁而消失

在传统社会,泛孝主义有着极高的普世认同的地位,但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受不同思想的冲击,孝道不再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继续享有很高的地位,而是出现了认识上不同程度的分化。有学者分析,孝道在外延上已经大为缩小,表现为家庭之内、亲子之间的伦理行为。这种状况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一是现代社会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封建家长制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长辈的威信也有所下降,家业的传承有所弱化,致使“孝”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二是现代社会由激烈竞争而带来的生存压力普遍增大,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往往关注自身发展,家庭本位的意识式微。三是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媒体而不是长辈的说教获取信知识,老年人具备的年龄、经验等不再是权威的象征,“孝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四是现代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家庭关系中以父子为中心的结构逐渐被以夫妻为中心代替,纵向的代际关联相对松散,孝道的伦理道德力量有所减弱。

尽管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华文明奉行了几千年的“孝文化”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深入分析,孝文化只是在外延方面出现了一些消长,可以认为是社会转型期的自然调整。中国社会由几亿个家庭基本组织组成,亲情关系依然是维系家庭的唯一纽带,长幼有序关系的调节依然依靠于孝道。从深层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的伦理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社会,浓浓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其根本影响不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减弱,更不会消失,出现调整的仅仅是泛孝主义的不合理部分,孝道精神底蕴仍然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仍然是当代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曾经是孝亲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生育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控,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加劳动力不再是家庭增长财富的手段,反而要为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消耗大量费用,“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成为过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明显不被现代人推崇。青年人的婚姻观、生育观与以往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晚婚晚育现象增多,甚至独身成为一些年轻人的选择,选择性独生的低生育文化,甚至不生育的丁克文化在新生代人口中间已有所反应。民政部一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单身男女多达1.8亿。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年轻一代的婚恋观及生育观的变化是强调自我价值实现和个人本位的必须。她认为“这很难说是一种进步或者退步,但是未来会面临人口下降的问题”[7]。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不仅对婚龄进行了严格限制,而且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应尽的义务。推行35年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现大量独生子女。在社会社会保障体系还未不完善的今天,家庭仍然是每个成员安全保障的港湾。赡养父母是子女应有的义务,现代家庭的养老模式是树冠型的,由于独生子女的广泛存在,一对夫妇需要照顾两对父母乃至父母的长辈,因为精力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孝道行为规范实施起来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并不是人们对传统的叛逆,也不是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是社会变迁催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随着二胎政策放开,这种现象会逐步得到改善。

三、新旧“二十四孝”的演变与孝道的弘扬

元代学者郭居敬选取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将不同际遇行孝的故事编录成了《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元代以后,刊行诗集为了情趣生动,逐渐出现了配图,所以逐渐形成了《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图》选取的故事主要取材于西汉时期文学家刘向所编订成书的《孝子传》,也有一些故事取材于唐朝、宋朝时期的文学著作,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在历史的纵向上跨越了多个时代。

流传千年的“二十四孝”故事是中国孝文化的集中体现。成书以来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民主的发展,人们流传近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孝行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鲁迅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二十四孝故事”是封建遗留的糟粕。以鲁迅的影响力,他的看法确实影响了人们对二十四孝故事的一些看法。这种情况当然和“五四运动”及以后的“非孝”思潮有关系。“五四时期”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认为忠孝是封建思想的核心所在,反孝道是抓住了反封建的根本,只有把孝道反倒,把忠君的思想反倒,人们脑海中封建的思想才能反倒,反封建的目的才能达到。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五四时期出现了“非孝”的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当时还一度扩大,有人以此为题发表评论和文章,在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现象,今天的人应该客观辩证地看待,因为它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当时高举新文化大旗的倡导者们反对“二十四孝”故事旧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愚孝”,因为“愚孝”没有个人的个性,一味只强调服从,当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但是“孝道”精神的核心精髓是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的,仍然是社会伦理遵守的重要力量。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征程中,党和国家推出并大力推广、宣传新“二十四孝”,在格式上比照《二十四孝图》,但内容紧贴当今的时代主题,从6个角度、24个方面对长辈的饮食起居、情感需求、休闲养生给予贴心的关怀,使老一辈人生活在充满温情与回报的社会中,周围被孝道环绕,安享晚年。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新“二十四孝”以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为出发点和关注点,借鉴了古版《二十四孝图》的优点和精华,针对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导致的人们容易忽略的方面,做出了进一步创新,可以说既反映了当今深化改革、大众创新的时代主题,又继承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是对社会建设非常有益的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中国是我们同心协力、致力实现的目标,新旧“二十四孝”会在这个历史征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大观而论,天下皆然。目前正处于物质及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正确理解与学习传统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乐以移风易俗,礼以安上化人”,想来绝非虚语。当前,我国老龄社会已经初步显现,在落实二胎生育政策的同时,大力弘扬孝文化对于解决家庭养老与老人的社会保障,处理现代亲子关系,建立现代家庭伦理道德等问题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导报网.《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18[EB/OL].http://www.ceh.com.cn/ceh/jryw/2012/7/10/121921.shtml.

[2]孔丘.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01.

[3]孔丘.孝经·圣治章[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01.

[4]張文修.礼记·大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01.

[5]孟轲.孟子·离娄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5.

[6]邵雨.论语·学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02.

[7]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3.09.

基金项目:内蒙古河套学院科研项目“元代孝文化发展研究”(HYSY20151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