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静

中国作为一个礼俗社会，礼俗互动是千百年来国家与地方分立结合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社会中的自我表述，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多主体的建构特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其中既有从上到下的移风易俗，又有自下而上的因俗治礼。礼俗语境的嬗变与民俗活动、尤其是庙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将地方庙会纳入到王朝祭祀体系当中，循俗入礼，或是认定为“淫祭”进行打压。近代以来，在民主科学和救亡图存的语境之下，礼与俗划分为对立的二元，高喊“庙产兴学”口号*邰爽秋：《庙产兴学问题》，中华书报流通社，1929年。，以改风易俗来唤醒民智。建国后，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则基本消失，庙会一词取“会”而弃“庙”，被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文艺宣传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主流话语先后对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遗产学等内容松绑，力挺庙会之于地方的重要性*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试图挖掘庙会蕴含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使其成为地方发展和个人政绩的显现。在一大批庙会和政府合流复兴的过程中，“大政治，小民间”的社会秩序逐渐消解，历史更为悠久的乡土自治传统日益发生着重构与复兴*张士闪：《“礼俗互动”：当代国家正与民间缔结新契约》，《联合日报》2016年4月12日。，体现在庙会中是神圣空间秩序的自发性构建和国家权力的让渡，香客组织成为当下乡土自治的一个典型缩影，延续着中国历史悠久的礼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