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昕阳

摘 要：本文从文化地理学出发，引入文化史层的概念，通过对鼓浪屿钢琴文化形成原因的分析，认为鼓浪屿钢琴文化产生于中国人对钢琴文化的被动接受阶段，在产生初期就是一种文化侵略的产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逐渐内化成为鼓浪屿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笔者选取哈尔滨、宁波、广州三个较为典型的钢琴文化区与鼓浪屿钢琴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鼓浪屿之所以被称为"钢琴之岛"，取决于鼓浪屿典型的文化地域性，鼓浪屿的钢琴文化的诸优势与其他地区的固有劣势造就了地位突出的鼓浪屿钢琴文化。

关键词：钢琴文化；鼓浪屿；地域典型性；文化地理学

引言

钢琴艺术作为一种产生于以钢琴为伴奏乐器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产生与发展受到历史进程与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钢琴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历程。在中国近代形成的钢琴文化区中，又以鼓浪屿钢琴文化最为典型。在发展历程上，它遵循中国钢琴文化的总体发展规律。但是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鼓浪屿的钢琴文化又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特性。

1钢琴文化概述

1.1概念

在对钢琴文化的定义上，魏廷格认为中国钢琴文化，涵盖了中国钢琴家对世界经典钢琴曲的演奏、中国钢琴曲的创作和演奏、钢琴的专业与业余教学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文化理论等等方面[1]。它既包含了对钢琴这种乐器的演奏，又包含了乐曲创作、乐理研究和乐器教学等方面。王咏、陈金辉从文化就是“由文所化”的概念入手，把钢琴文化定义为“钢琴”这个特殊文本所“化”的现象[2]。“化”即教化，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骆媛媛将钢琴文化定义为人们在钢琴音乐活动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精神财富[3]。强调了钢琴文化的非物质性。

笔者认为，钢琴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在器乐层面的反应，它囊括了对钢琴的器乐演奏、乐器创作、乐理研究和音乐教学等诸多方面。近代以来，钢琴文化在我国的引入与传播实则发轫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于中国的殖民侵略活动。

1.2钢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钢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种关系的对调，但这种关系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是对等的，直至建国，这种文化的不对等传播现象才得到彻底改观。带有鲜明中国风韵的钢琴文化与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及传统文化等都密切相关[4]。

2鼓浪屿钢琴文化成因及表现

鼓浪屿钢琴文化诞生于被迫接受阶段。其成因受到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与当地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与此同时，该地钢琴文化具体表现为钢琴保有量高、教育普及率高、钢琴音乐节开办水准高、钢琴博物馆建立独特性强。

2.1鼓浪屿钢琴文化的成因

2.1.1地理环境因素

鼓浪屿是一座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占地仅1.88km2的小岛，东北方向与厦门岛毗邻。受到优越的地理区位环境的影响，为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鼓浪屿历史上与泉州同隶属于同安县，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受到外向型经济影响大。宋元之际，泉州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迁，海外贸易高度发达，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6]。明代以后官方海上贸易式微，以经营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私人海外贸易成为了泉州地区的新兴贸易途径[7]。发达的海运贸易为鼓浪屿在历史上有机会较多的接触到外界文化。

2.1.2历史进程影响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对落后地区进行征服，把全球统一为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8]。1840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令鼓浪屿作为通商口岸厦门的一部分，正式归入大英帝国的势力版图。英国人的进驻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钢琴文化作为基督教文化的衍生品，汇入鼓浪屿地域文化范畴。1903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胁迫下，鼓浪屿被辟为“公共租界”[9]，为列强的相继入岛提供了制度保证。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学”教育的创办打破的壁垒。新学教育单就成本而言远大于旧式教育，只有那些具备足够经济承受能力和闲暇时间的地主和绅士家庭才能承担的起[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要数教会学校的新学教育，教会学校为培养一批优秀的西方殖民事业的代理人，对来校学生免膳食费、免住宿费，还提供各种津贴，中国底层贫苦大众成为其受众主流[11]。从类型来说，有培养专职教士的“圣道学校”和“福音学院”，有培养师资的中等师范学校，有各类中小学和简易的幼儿班，还有专收婚后家庭妇女的“妇学”[12]。教会学堂里设有音乐教育，伴奏以钢琴为主。鼓浪屿面积有限，人口稀少，这样同时波及男女老幼的免费教会学堂为钢琴文化的快速傳播提供了可能。

基督教的传播和教堂的大量兴建加速了钢琴文化在岛上的普及。鼓浪屿岛上的教堂与教会主要包括福音堂、三一堂、小群教会和真耶稣教会等，钢琴作为基督教活动中的重要伴奏乐器，受到广泛的关注。以鼓浪屿的音乐人才为例，李嘉禄、许斐平、殷承宗等均出自岛上基督教家庭[13]。钢琴音乐的弹奏多带有基督教圣乐的色彩，故而基督教的传播对于钢琴文化的普及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1.3文化心理塑造

美国学者O.S.惠特尔西于1929年提出 “相继占用”概念，认为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应研究一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谢觉民据此提出“文化史层说”，并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就像一定地质历史时期的地层，展示着一定时代的文化图景，文化史的变迁就表现为文化景观的相继替代[14]。鼓浪屿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涉及地方历史、传统、礼仪、艺术、音乐等问题，这些元素的综合作用增强了当地居民的地域归属感和参与感[15]。

依据文化史层理论，在鼓浪屿最早出现的文化层应为汉晋、唐宋之际由中原传入闽南地区的南音。南音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跟随着泉州人到达了南洋各地[16]。紧接着，出现了妈祖崇拜的文化层。妈祖崇拜始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地区，不久便传入厦门及周边沿海地区。随后，南宋的朱熹曾出任同安“县簿”，其到来为儒家层在鼓浪屿的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弘一法师的 “闭关静修”与林语堂等知名作家的长期旅居，为鼓浪屿的文化层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特质。多种文化浸染使得鼓浪屿的居民面对外来的文化的排斥力较弱，为钢琴文化在岛上的普及提供了潜在保证。

3鼓浪屿钢琴文化与中国钢琴文化重点城市的比较分析

景观学派创始人索尔将景观看作一种客观的地点事实[17]，并认为非物质的文化要素更能体现或反映一个地区文化的本质和文化区之间的差别。哈尔滨、宁波、广州、鼓浪屿均为中国近代钢琴文化区，其共性在于：（1）它们的钢琴文化都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侵略的产物；（2）钢琴文化大多发轫于由西方人创办的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教会学校，客观上传播了钢琴文化。但钢琴文化在这四座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3.1鼓浪屿钢琴文化的比较优势

第一，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受众广，成本低，普及度高。在鼓浪屿教会学校教育是一种设计面广的免费教育，钢琴教育作为教会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在鼓浪屿民众中得到了较高的普及度，为钢琴文化的存续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鼓浪屿地域面积狭小，人口有限，便于文化的迅速推广。鼓浪屿地域面积仅1.88km2，大致相当于为1/28245个哈尔滨，1/4981个哈尔滨，1/3955个广州的面积。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岛”上，钢琴文化演奏的基础设施却是相当到位的。1987年2月，鼓浪屿音乐厅建成并投入使用；截至1935年已建有八所可供钢琴演奏的教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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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立更是成为了钢琴文化教育的前沿阵地，进一步的推动了岛上钢琴文化的发展。

第三，鼓浪屿具备多元的文化史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鼓浪屿在中国本土文化分区上，属于台湾海峡两岸文化副区。在这一文化副区中，中外文化荟萃且长期共存，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的同时盛行商业文化。在文化史层上，鼓浪屿在接触钢琴文化之前已兼具南音文化、妈祖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四大文化史层，岛上居民普遍没有囿于某一思维定式内的传统，举办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人民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速度较快。

3.2其他地区钢琴文化发展的局限性

与鼓浪屿地区相比，哈尔滨城市服务于钢琴演奏的基础设施并不差，但哈尔滨的钢琴教育在对象选取上的局限性就注定了哈尔滨的钢琴文化不能在本土得到充分的发展。

宁波的钢琴文化开始于崇信义塾的创办，但其仅在宁波地区存续了20余年，常年在校学生不足40人，并不能对整个宁波地区的钢琴文化带来多大的影响。宁波的钢琴文化实则偏重于对钢琴制造技艺的研习，人们通过获取钢琴生产技艺和从事钢琴销售来获取利润，对于经济利益的关注要远大于对钢琴艺术本身的关注，客观上导致当地在建国之前甚至找不出一座像样的音乐厅。

广州的钢琴文化起源最早，但是始终以民间私人零散办学为主，教学质量与基础设施水平普遍不高。

此外，这三座城市钢琴文化发展水平有限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群众基础。要想学习钢琴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的，广大的贫困大众并没有接触并认识钢琴文化的条件，钢琴文化发展条件受限。

4结语

鼓浪屿依托其良好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多元的文化史层，构建了发达的钢琴文化内涵。该地钢琴文化具有钢琴保有量高、钢琴教育普及率高、钢琴音乐节开办水准高、钢琴博物馆建立独特性强等显著表现，具备很强的地域典型性。

在与哈尔滨、宁波、广州这三座中国近代钢琴文化典型区域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尽管各地在近代钢琴文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了许多成就，但鼓浪屿凭借其钢琴文化形成过程中低廉的教育成本、狭小的地域面积和多元的文化史层脱颖而出，在我国钢琴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突出地位。

参考文献：

[1]卞萌.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M].华乐出版社，1996.

[2]王咏，陈金辉.论影响鼓浪屿钢琴文化形成的诸因素[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03）：104-106.

[3]骆媛媛.新环境下中国钢琴文化产业结构动态研究[J].音乐创作，2018（04）：148-150.

[4]杨妙.何谓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钢琴音乐[J].黄河之声，2018（01）：45.

[5]杨秦生.对古钢琴传入中国的再探讨[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01）：94-96.

[6]刘文波.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经济变迁与海外贸易——兼析泉州古代经济发展之路[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28（05）：21-25.

[7]苏鑫鸿，郑雨婷.明清时期泉州私人海外贸易兴盛原因初探[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79-83.

[8]刘汶.全球化与近代资本主义——论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J].传承，2011（03）：32-33+39.

[9]陈建标.厦门市鼓浪屿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南方文物，2004，（3）：100-103.

[10]王先明，李丽峰.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8）：52-58.

[11]林炜.福建教会学校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现代教育影响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

[12]何其颖.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之研究[D].厦门大学，2003.

[13]王咏，陈金辉.论影响鼓浪屿钢琴文化形成的诸因素[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03）：104-106.

[14]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5]朱丽娜（Juliana Forero）. 基于社會文化可持续性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178

[16]吴远鹏.南音在南洋[A].李翼平，朱学群，王连茂主编.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214.

[17]MIKESE D， MARVIN W. Landscap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1968（8）：575

[18]王恩涌，胡兆量，刘岩等.中国文化地理[M].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