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泽涛，李 燃

（1.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淮北分院，中共淮北市委党校,安徽 淮北 235000；2.安徽建筑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引言

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对企业生产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结合，包括引入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料或半成品新供给来源、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1］。其后的学者把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分支——以技术变革与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以制度变革与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直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创性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道路创新和文化创新。刘俊奇认为，带给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越性的，是并且只能是其创新发展，而唯有实行和依靠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那种挑战权威、坚持真理、开拓进取、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不争论、搞试验、在试验中探索、在探索中求是的创新思路，以总结经验、逆向思维、移植组合为内容的创新方法，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首位，这被视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次深刻变革。

对中国经济而言，全面推进创新发展这一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改革国民教育制度，培养大批创新人才；需要完善激励创新的制度体系，激发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人民群众充分享有创新成果的权利；需要推进金融体系转型，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在决定经济成功实现创新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长期风险资本、多元化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和多样化金融服务工具不可或缺。形成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的现有金融结构，无法为经济创新发展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已经对中国经济创新发展造成了明显结构性制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经济创新发展的金融需求。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实施经济创新发展理念的需要，对推进经济创新发展与中国当前社会融资结构、金融机构结构和金融工具结构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当前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调整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创新发展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融资结构与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由做大转变到做强的新时代。吴晓求认为，中国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除了需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外，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具有强大资源配置能力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不可少的［4］。三螺旋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发展需要打通和理顺政府—大学—产业之间的关系［5］。因此，实现创新发展需要科学与技术、体制与机制、政府与社会、金融与资本、产业与市场等各个领域全面协同配合。在金融支持创新的各种途径和方式中，作为直接融资主渠道的资本市场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所具有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基于长远的风险资本融资机制，能够推动各类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这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最显著的优势，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总融资结构中，以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资金比例严重偏低。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集中体现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严重不足上。如表1所示，近五年来，实体经济（境内非金融企业和住户）通过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获得的融资额与人民币贷款的比值，最高的为34.01%，最低的只有9.54%；资本性最强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额与人民币贷款的比值，最高的为9.98%，最低的只有2.38%。而且，企业债券的很大部分又是由商业银行购买，因此真实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直接融资额与人民币贷款的比值可能更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直接融资不足，银行积聚了巨量的货币，巨量民间资本找不到具有价值的直接投资场所和相应投资渠道，资本所有者和投资对象存在严重的信息隔断和渠道隔断，金融血脉不通，外源资本生成机制缺失。

表1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 单位：亿元人民币

这种融资结构不利于经济创新发展，不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不利于调结构促转型。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沪市主板、深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场内市场注册制的实施，大力提高场内市场运行的透明度以及规范化运作水平，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二，积极推进全国性股权交易场外市场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场外市场规范化运行，增强其融资和资产优化组合功能，培育孵化数量众多的世界级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中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为广大场外中小创新型企业股权融资和资产重组提供良好的服务，从而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第三，大力发展企业各类中长期债券和中长期票据融资市场，丰富债券融资的形式，降低融资成本。第四，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信托、融资租赁和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为创新型企业获取长期直接融资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市场平台和渠道。

三、金融机构结构与经济创新发展

实施赶超发展战略的国家，对金融体系的设计多是以有利于对经济进行控制和追逐发展目标为出发点的，因此金融体系大多是银行主导型。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银行主导型。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机构种类比较简单，按功能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第二类是经营性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经营性银行以商业银行为主，商业银行又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第三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投资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第四类是准金融机构，包括典当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等。

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法人机构4261家，其中大中型银行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投资银行、信托公司、机构投资者、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非常不足。尽管各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难以统计，但从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相比中，可以看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之不足。表2显示，2017年，其他类金融机构总资产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值不超过20%。如果除去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银行，仅算保险公司、信用合作社、投资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总资产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值远低于20%。

表2 2017年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统计 单位：亿元人民币

实体经济部门拥有融资权利，充分利用这种权利，金融体系将内生于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将融为一体，而不是脱离实体经济。王国刚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是外植型金融体系，由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不足，这种外植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机构体系阻断了居民部门在金融投资风险喜恶程度上的多层复杂结构与厂商部门经营运作在风险程度上的多样性的协调匹配，将原先许多融为一体的经济活动分解为若干相互缺乏关联的部门活动，使得各种资源的整体关系碎片化断裂，降低了实体经济部门运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6-7］。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资金与厂商部门需求的协调匹配是创新发展强大的内在金融力量。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机构体系不仅使各层次各类别的金融资金与厂商部门的需求关系碎片化断裂，降低了实体经济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也极大地抑制了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金融动力。

美国的金融机构是以联邦储备体系为核心，以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主，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市场主导型金融机构体系，这种金融机构体系高效率地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创新发展能力和演化升级能力。中国经济要实施创新发展战略，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积极借鉴美国金融机构体系在支撑经济创新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大力调整金融机构的组成结构，积极促进各类中小银行发展；大力促进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发展；合理地赋予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自主权，科学发展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健康发展各类金融经纪类机构；积极迎接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经济新发展，探索发展互联网金融机构；发展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典当公司等小微型金融机构，打通金融末端毛细血管，推进金融业普惠化。

四、融资工具结构与经济创新发展

金融工具是资金流动的载体。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新型金融工具不断涌现，金融工具日益丰富多样。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使中国金融市场上各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应看到，面对实施经济创新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中国目前的金融工具结构还很不合理，支持经济创新发展的金融工具还很不充足。从间接金融工具和直接金融工具相比较来说，中国的银行存贷款类工具等间接金融工具较为丰富，但是票据、股票、融资券、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还远远满足不了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从货币市场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金融工具相比较来说，商业票据、短期公债、回购协议等货币市场类金融工具较为丰富，但股票、公司债券、中长期公债等资本市场类金融工具发展明显滞后。从债券凭证类金融工具和所有权凭证类金融工具相比较来说，债券凭证类金融工具相对丰富，但所有权凭证类金融工具发展则相对不足。从原生性金融工具和衍生性金融工具相比较来说，原生性金融工具较为丰富，但期货、期权和互换等衍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相比较而言，直接类金融工具、资本市场类金融工具、所有权凭证类金融工具和衍生性金融工具对经济创新发展的金融需求来说，适应性更强，效率更高，推动力更足。

中国需要大力开展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金融工具结构合理化。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是促进金融工具结构合理化的主要路径。金融产品创新是指适应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各方金融要求的发展变化，调整金融管理制度，对金融资源分配形式和金融交易载体进行变革或改变，以便更加高效地配置社会金融资源，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的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种类繁多，推陈出新速度极快，能够满足众多创新发展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够健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还不够强大，中国金融目前还不能够实现综合化经营和混业化经营，中国的金融创新还受到金融管理制度内在制约。“李约瑟之谜”说明制度问题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开展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金融工具结构合理化，中国需要更新金融发展理念，调整金融管理制度，推进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方向转型，破除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制度缺陷对金融创新的制约。面对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层要在坚守金融市场化原则基础上，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提升间接类金融工具、货币市场类金融工具、债券凭证类金融工具和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功能的同时，在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直接类金融工具、资本市场类金融工具、所有权凭证类金融工具和衍生性金融工具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资产管理类金融工具创新，以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合理化调整助力经济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五、结语

“十二五”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实施场内市场注册制，场外市场的“新三板”已向全国中小企业开放；中小金融机构快速增长，新型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各种新型金融手段和工具涌现，大大便利了各金融主体的多样化金融需求；银行业继续加大向民间资本开放力度，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人民币加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金融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中国金融已经进入一个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新金融时代。各项重大金融改革成就大大推动了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但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相比，金融结构的调整还远不充分，金融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还远没有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需要金融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中国金融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必将大大推动经济创新发展进程。面对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需要，中国金融结构还需要在社会融资结构、金融机构结构和金融工具结构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和转变，推进中国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型方向发展。这不仅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是经济由大变强的需要，而且是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