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荣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会计与金融学院，江苏 南通226011）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20世纪的日本，“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或者说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日本的第一人”［1］，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岩佐茂教授（Shigeru Iwasa，1946—）。通过写作《唯物论与科学精神》《哲学的现实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诸方面》等著作，岩佐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环境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写作《环境的思想》《环境的思想与伦理》《环境思想研究》等著作，他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从而成为日本最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与伦理学家。

一、“环境的世纪”：岩佐茂环境哲学的时代内涵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不断破坏，比如人类开荒造田、取暖等活动引起对森林无限度的砍伐，直接导致了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爱琴海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伊斯坦文明的衰退甚至灭绝。人类活动破坏了自身“与环境之间的适度平衡”，带来的是自然“对人类的警告”［2］30。不过，由于狩猎文明与农耕文明时代人类活动范围有限，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被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尚不足以威胁更大区域甚至全人类的正常生活与生存。

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完成，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与生存。近现代工业化是以科技发展和大规模机械制造为标志的。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大量机械设备的使用对自然的破坏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带来的资源的大量消耗的生产生活模式，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进而导致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类生产活动中使用的化学肥料、农药、食品添加剂等，虽然给生产带来了便利，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对人类健康的伤害，“通过鼻子和嘴巴进入我们身体的化学物质的数量，光食品添加剂一项每天就有80种，再加上农药和大气污染，这一数量会达到数百种”［3］。正如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描述的那样，DDT、BHC等农药和杀虫剂在污染湖泊、土壤、森林的同时，还会通过“生物浓缩”的链条，引发“中毒和死亡的连锁反应”，“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4］。

20世纪的日本，环境的破坏表现得比较突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个日本河流发臭、污染物堆积如山、光化学烟雾笼罩，特别是富山骨痛病、四日市哮喘病、新潟水俣病、熊本水俣病等震惊世界的四大公害现象使日本俨然成了 “公害列岛”。更为严峻的是，大气污染造成的全球变暖与氟利昂、酸雨和海洋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直接导致“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3～0.6度，海平面也上升了10～25厘米”，毁坏了“自然的物质、能源、生物系”。正是基于对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严峻现状的认识，岩佐茂把20世纪概括为“环境破坏的世纪”［5］。虽然迫于市民反公害运动和环境恶化的压力，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14部相关法律，并制定了大气、土壤、水质等相关的环境标准，对工厂的烟尘与废水排放也有严格的标准，对居民生活废弃物的处理也有严格规定，但日本的环境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同时，迫于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压力，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向产业界、财经界妥协，抛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调和论”，宣称日本“公害已经结束”，甚至做出在《环境白皮书》中把“公害”删除这样的“公害与环境问题上的行政倒退”行为［6］序言2。因此，早在 1989 年担任“日本科学工作者会议”（Japanese Scientist’s Association）东京支部事务局长时起，岩佐茂就热心研究环境与公害问题，通过引进生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的环境现状结合起来，认为21世纪应该是“环境的世纪”［2］4。

岩佐茂认为，要转变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就必须转变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马克思曾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以劳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人类“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7］208。 布洛赫、麦茜特、福斯特、格伦德曼等绿色生态批评家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定义出发，把马克思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理解 “没想给人探索自然设置什么道德障碍”［8］。而岩佐茂则认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不是人应该支配自然，而是主张“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进行‘合理地调节’”，因此，依据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环境伦理的核心应该从“人/自然”和“中心/主体”的对立关系转换成“在人与人相互的社会关系中，关于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的伦理性规范”［9］。从这种环境伦理出发，人类的发展就不能只着眼于眼前的暂时利益，而应该以长远目光关注人类的未来发展；同时，人类的发展还应突破一国一地的区域局限，从人类整体的未来出发，把人类与地球甚至地球与太空之间的关系作为发展的着眼点，这才是环境伦理最本质的内涵。因此，在21世纪这个“环境的世纪”中，环境保护的目的不是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是更好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把“人类/自然”和“控制/奴役”从对立之中解放出来，消除人的异化生活，恢复人及其生存的尊严，进而实现人类彻底的解放。

可见，与生态哲学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岩佐茂的环境哲学并非罔顾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经济的发展而抽象地谈论环境伦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依赖于这种生产的消费生活方式”，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10］。

二、“资本批判”：岩佐茂环境哲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马克思还没有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对全球环境的危害性，但他依然对环境危害的根源有着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时代，尽管人类活动对环境有破坏，但这些破坏也只是局限在有限的区域内，尚不足以扩展到全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对环境的破坏也扩展到全球。更重要的是，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资本推动了科技进步却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资源的进步。”［7］579-580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中，资本家关心的是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对经济效益的无尽追求永远不会让位于环境保护与工人健康保护。即使迫于公众压力与长远的经济效益，资本家可能会暂时考虑本地区的环境问题，不过往往也是把重污染企业转移到不发达地区来暂时缓解或转嫁环境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注定其生产过程是反生态的，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把环境破坏的元凶指认为资本主义，把造成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2］105。

不过，岩佐茂不赞成把环境破坏的根源全部归结于资本主义。因为在被认为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弊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依然存在着环境破坏的现象，而且为了超越资本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急迫实现工业化的做法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更为严重。所以，岩佐茂主张应该把“资本主义”和“资本”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虽然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它却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还存在着“劳动”这一对立的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劳动”的本性却并不像“资本”一样是逐利的，而是“以生产来使人类生活得到维持和发展”，其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因而，在批判资本主义是破坏当今世界环境的根源的同时，“劳动”对人类的重要性却被掩盖了。所以，不应该把当今世界环境破坏的根源笼统地归结为资本主义，而应当把“资本的本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看成引发公害的原因”［13］46。

从这一逻辑出发，岩佐茂环境哲学的重点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所谓“资本逻辑”，指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断实现自身增殖的逻辑”，包含“把人格在内的一切东西都贬低为追求利润的手段”［13］38。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虽然资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的进步，但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其已经异化为一种金钱意识形态。资本取代人成为生产关系中的主体，进而奴役人，这也就决定了其必然会以破坏环境来获取利润。之所以在 “资本逻辑”控制下必然会带来对环境的破坏，是因为“资本逻辑”造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来谋取利益，如此必然会产生大量废弃物。例如，日本汽车企业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把汽车型号更新的频率缩短到4～5年，通过不断开发新型轿车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些新型汽车往往并没有技术上大的突破，只是增加一些附加品。正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消费被当成一种美德来称赞，人们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基于需要，过剩消费成为生活习惯，自然会导致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岩佐茂认为，要解决环境破坏问题，关键是要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支配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劳动逻辑”为主导的遵循“生活逻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生活逻辑”，指的是“在人的生存或‘更好的生存’中发现价值，在劳动生活与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人的生活的态度和方法”［13］88，而人要想 “更好地生存”，良好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生活逻辑”内在地包含了环境保护。以“生活逻辑”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尊重的是人的劳动本性与生活质量，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的生产力”，其生产目的不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的真正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作为生产力的质的问题，‘怎样’生产尤为重要”，这就会抑制“‘破坏的力量’的‘资本的生产力’增大的方向”，而不断地在“保护环境、生产人所必需的东西、让人的各种力量得以发展、使人的生活更加富裕的方向上，发展生产力”［6］170。 可见，“生活逻辑”的实质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提升，其着眼点是实现人类生活的尊严，其逻辑内蕴是环境保护，它为人的最终解放提供了可能性。

在岩佐茂看来，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已经明确把人的生态属性的实现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岩佐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完全避免对环境的破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的全球环境危机。而社会主义要持续发展，也必须废除以利润为根本属性的“资本逻辑”，转而用“生活逻辑”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他认为必须把环境问题当作“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来强调”，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15］。

三、“循环型社会”：岩佐茂环境哲学的实现路径

岩佐茂的环境哲学并不是一种局限在书斋里的理论假想，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行动方案，即在环境正义的基础上构建与自然共生的循环型社会。

在反对资本主义对全球环境破坏的时候，激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激烈的社会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认为如此就可以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危害；而悲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人类应该回到资本主义以前的农耕文明时代，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岩佐茂认为这些观点都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本质，因而都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真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统一。

岩佐茂认为，实施环境保护应该坚守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坚持环境正义。当前全球环境危机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因此保护环境要求所有地区、国家、人群承受一样的责任与义务，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环境威胁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同样严重的”，资产阶级由于实现了环境污染的转移，这种生态破坏的后果实际上是 “穷人阶级将为全球生态危机承受最多最大的灾难”［12］2。岩佐茂认为，环境正义是进行环境保护时必须坚持的一种环境伦理，环境正义的首要含义是“在享受良好环境上面做到人人平等”，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环境政策“保护受害者拥有得到所受损害的充分补偿和修复，以及优质的医疗服务的权利”［2］160。 同时，岩佐茂把环境正义又分为代际正义与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指的是环境保护要为人类的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全球变暖、食物危机、饮水匮乏这些环境恶化的影响都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持续发展，当代人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获取更好的生活，必须为后代的更好生活留下良好环境。代内正义则指的是同一代人在不同的区域共享良好环境，这就要求人类必须解决好地域间的环境不公问题。

第二，突破道德主义批判。环境保护中的道德主义把每一个人当做环境破坏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呼吁每一个人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岩佐茂认为，这种环境保护的道德主义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只提倡凭借个人道德保护环境，恰恰忽略了环境保护必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毕竟，环境破坏要得到根本解决，必须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想、环境政策、环境教育等各种方式必要的相互配合”［6］173，道德主义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仅仅强调道德主义无助于环境保护。

第三，扩大生产者责任。岩佐茂认为，产品生产者的责任应该从生产过程扩展到消费以后，生产者对消费产生的产品废弃物有回收处理的责任，这样有利于把污染处理成本内化为市场机制。由于污染处理的成本被追加到价格机制里因而由产品消费者承担，避免了由国民税金承担，有利于建立谁污染谁负责的良性机制。

在此基础上，岩佐茂主张建立以环境保护为主兼顾经济发展的循环型社会，以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循环型社会的目标是建立“以废弃物的完全再资源化（再利用）为经济体系的社会”。但是，如果以资源循环为主，极有可能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再利用”的大量循环浪费的社会，这样反而有可能对环境造成另一种破坏。因此，必须建立“以环境保护为主轴、合理处理资源循环的循环型社会”［16］。

岩佐茂认为，要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控制人类活动，通过教育、舆论、政策、法律等途径在人们心中建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共生”就是“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不同的物体直接相对且共存”，它要处理的是人类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关系，因为人类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的掠夺，就是人类对自身的剥削。就此而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本质上是人类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树立“共生”理念，就是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的掠夺和人类对于人类的剥削”［6］241。用“共生”伦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类社会和谐的目的。

总之，岩佐茂环境哲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同时，从当代日本环境问题的现实出发，把批判重点从资本主义批判转向资本批判，试图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循环型社会。岩佐茂环境哲学努力的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塑日本未来社会”［17］，进而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最终实现人类自身解放。就此而言，岩佐茂环境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即岩佐茂环境哲学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日本的环境保护问题出发，以全球视野对当代的环境掠夺与污染转移进行根源分析，指出只有通过制度的转换才能根本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从而使环境哲学不再囿于单纯的理论思考而具有了实践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