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飞飞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541006）

群团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坚强阵地，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组织治理又是“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组织“将社会责任融入整个组织”，“不断适应社会期望”，“依赖于良好的组织治理能力”［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群团组织治理工作。2015年7月6日，党中央历史上首次召开了群团工作会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2018年“两会”以及其他场合的重要讲话中不断提及群团工作改革新目标和新要求。这一切，都标志着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不断成熟。因此，从理论、思想和实践多个维度探究习近平群团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利于我们深入领会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内涵和意义，有利于新时代进一步做好群团组织治理工作。

一、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有着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科学的人民群众观，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这一科学思想，是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因此，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发挥人民群众通过参与物质资料生产推动历史发展并决定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3］他认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的重要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群团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善于摸索”的结果。因此，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群众观，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创新发展群团组织，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作用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因此，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民本思想自然成为习近平群团治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民本思想萌芽于远古洪荒时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先“大家”而后“小家”的精神所体现的即是为百姓谋福利、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民本思想。“到西周末年，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主要内涵、基本特征和实践特点基本成熟”［4］。 一代明君周武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将民众冷暖当成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先秦是民本思想发展的高潮期。春秋战国时期各类思想学说异彩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儒家孔子提倡“仁民”，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与民同乐”，荀子提倡“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道家老子主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庄子认为“民有常性”。墨家墨子提倡“兼爱”“非攻”。法家韩非子提出“法不阿贵，常不遣民”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这些民本思想流传至今，为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强调广大民众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发展、决定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坚持科学的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好群团组织工作、保持群团组织“群众性”的重要思想前提。

二、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群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的强大武器。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具体国情赋予了群团组织不同的任务和发展目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步强起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了我们党的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发展。

（一）毛泽东民众团体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革命需要，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号召。群团组织，是毛泽东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法宝。故此，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既是这一时期全党全民族的奋斗目标，又是群团组织务必完成的艰巨任务。其中，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提出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以此为指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5］该决定要求群团组织必须完成号召广大人民、联系党与人民群众、巩固和加强军队战斗力、实现共同抗敌的任务。正是在群团组织工作的不断实践中，毛泽东民众团体思想成为我们党建立以来群团组织治理的早期思想模型。在毛泽东民众团体思想指导下，群团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到了团结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作用。

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一整套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也是做好党的群团组织工作的科学指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对群团组织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那就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不过，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经历的一些曲折，严重影响了这一历史阶段群团组织工作的良性发展。这些经验和教训，为之后我们党做好群团组织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邓小平群团工作思想

邓小平十分重视群团组织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6］在邓小平看来，要实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发展，就必须将党的领导贯彻到群众组织系统当中去。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认为要继续完善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他指出：“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7］依据这一思想，解放区各类群众组织不断涌现，党的群团组织也不断健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指出：“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大力加强工会工作和妇联工作。”［8］在这里，他将群众团体的任务和目标定义为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培育“四有”新人而奋斗。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当中出现的急于求成、主观冒进的错误思想以及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邓小平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发扬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党、群众组织、军队、企业、机关，都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张立即恢复群团工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群团组织的任务也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开展工作。在邓小平群团工作思想指导下，群众组织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社会力量。

（三）江泽民、胡锦涛群团组织治理思想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围绕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江泽民深刻认识到只有用法律保障群团组织独立工作，才能真正发挥群团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凝聚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10］。此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群团组织作为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胡锦涛将新时期群团组织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定位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他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11］在这里，胡锦涛强调群团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激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造力，同时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

总之，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以及党的中心任务，在党的群团组织治理工作实践中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民众团体思想、邓小平群团工作思想、江泽民和胡锦涛群团组织治理思想。正是这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群团组织治理思想模型，为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三、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对群团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群团组织出现了基层组织基础薄弱、“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四化”现象以及服务能力弱化等问题。伴随环境的巨大转变，群团组织只有适应时代发展，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方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习近平在地方执政期间就对群团组织治理工作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在延安插队期间，习近平对群众工作的认知由懵懂走向成熟。1969年1月，时年15岁的习近平开始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插队初始，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习近平对艰苦的农村生活环境一下子难以适应。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逐渐适应农村生活，开始走近群众，与乡亲们同甘共苦。特别是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团结带领广大村民，利用自己的学识才干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他带领村民打坝造田、修沼气池、建铁业社……，在此过程中，习近平领悟到只有走进民心，打好群众基础，才能做好群众工作。

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期间，习近平注重发挥群团组织推进经济改革的作用。在《中共正定县委一九八四年工作大纲》（1984年3月）中，习近平提出：“注意协调工作关系，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团、武装等部门的作用，齐心协力做好工作。”［12］在这里，他明确指出群团组织的工作方向就是协力搞好正定县的经济建设。从1982年4月初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起，在正定县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习近平勇于改革，在落后的公社试点推行“大包干”；招纳贤士，实施开发人才战略；因地制宜，推行旅游兴县政策；戒骄戒躁，紧抓党的建设。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使正定县的经济涅槃重生，一举成为河北省经济强县。这一成就的背后，习近平确定的群团组织协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福建省工作的17年间，习近平围绕解决福建的工业、农业、贫困问题以及完成生态福建建设的目标任务，不断统筹福建省的群团工作规划，因地制宜制定群团组织治理的工作目标。1989年10月，习近平谈到：“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应该是我们共青团工作改革的方针……既要顺应改革的大潮流，又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13］这些具体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方案，既考虑了当时具体的工作情况又结合群团组织的组织特性，既坚持了群团组织的本色又赋予了其时代特征，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对共青团组织治理的思想智慧。

在浙江任职的6年间，习近平以不断健全浙江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为目标，深入考察浙江省的市县、乡镇、街道、社区以及企业、学校，针对各行各业出现的具体问题，精准施策推动浙江发展。这些成就，与习近平重视和发挥群团组织的职能是密不可分的。2004年4月21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会议上 《更好地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工青妇工作的有效机制”，“切实加强工青妇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和年轻干部、女干部的培养使用”，“努力形成各方支持工青妇工作的社会环境”［14］。正是针对浙江省群团组织的具体特点以及中央关于群团工作的指示，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从加强领导、推动支持、狠抓落实三方面给出了浙江省群团组织治理的精准策略，从而开创了浙江群团工作的新局面。

纵观习近平地方执政时期群团组织工作的实践可以发现，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始终离不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政治性”，以及赶超时代、自我完善的“创新性”。地方执政时期指导群团组织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为习近平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总而言之，正是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的群团组织治理必须坚持的“群众性”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地方执政实践中总结出的群团组织治理必须坚持的“政治性”“先进性”规律，习近平进一步强化群团组织作为联系党和群众桥梁纽带的关键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创新群团组织治理方式，推动了我们党的群团组织治理思想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