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荣，汤榕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银川市 750004)

我国新医改政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纳入，提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全民健康的强大合力[1]。这就要求建立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举办主体的医疗卫生机构间分工协作机制，实现基层首诊能力，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合理就医秩序[2]。完善医疗联合体、医院集团等多种分工协作模式，提高服务体系整体绩效。医疗联合体是实施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3]。

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要以医疗联合体建设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引导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落实基层首诊；畅通机制，完善医保、价格等配套政策，推动公立医院参与分级诊疗[4]。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全国各省市纷纷积极探索实施分级诊疗，建立医疗联合体的具体模式，例如：苏州市盛泽医联体模式、天津医联体、上海市瑞金—卢湾医疗联合体,在医疗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5]。

通过前期访谈研究发现现行医联体政策中存在一定的阻力因素，社会效益不明显，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和访谈资料从医联体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其中的动因和阻力，为完善相应的医改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