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平

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的命运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用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统计，其著录历代书籍7748种，不同版本20000部。其中活字印本仅 220部，仅占1%。解放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共著录历代善本11000 多部，其中活字印本也只有 150 余部，仍不到1.5%。”[1]

1%和1.5%的比例不禁让人扼腕叹息。那么是什么制约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呢？历代不少学者针对这个问题从政府顶层设计、工艺难度、投资成本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见解，也有部分学者尝试从欧洲的最新理论中寻求答案。如董子凡先生在《古代中国缘何未推广活字印刷》一文中借用欧洲“补偿性媒介”理论，认为：“活字在中国的冷遇主要是由于其当时不足以补偿成熟的雕版技术。”[2]可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常被忽略——章法需求。

一、中国活字印刷发展的三个特殊现象

那么，章法需求是如何影响中国古代活字印刷发展呢？

首先，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中有三个特殊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相对于雕版印刷，印刷活动的持续时间上相去甚远，有限的几次大型印刷活动持续时间都不长。比如明代活字印刷规模相对较大的安氏，不但影响力上“惟仅限于无锡一隅”[3]，其持续时间上，自安国去世后，“全部铜字同其他田地财产一样，也被六个儿子瓜分，每人所得的铜字，各残缺不全，成为无用的废物”[4]，实际是一代而终。再如屈指可数的两次清代官方活字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书》印刷活动也都非常短暂，“清廷这批铜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之后，未见记载排有其他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