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叶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梁武帝即位初始就重视礼乐建设，大修文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礼乐重建成果，对唐代乃至后世都有重要影响。李延寿在《南史·梁武帝纪》中赞其“制造礼乐，敦崇儒雅， 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1](P226)，而雅乐歌辞的创制更是礼乐建设工程的重中之重。沈约作为齐梁文坛德高望重的“一代辞宗”，也是梁武帝夺取政权的首要功臣之一，以文学才能、政治地位、文士名望而论皆责无旁贷，接受了为新朝撰写雅乐歌辞的重要使命。沈约不但参与了梁初五礼制度建设，对乐学也深有造诣，其《宋书·乐志》可以系统地反映他的乐学思想，雅乐的历史流变及风格讨论正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对于沈约的乐学思想理论与其歌辞创作实践的联系，以及从文学角度对歌辞的文本分析，学界以往并无专门谈论，本文试从《宋书·乐志》出发，讨论归纳沈约关于正统雅乐的乐学理论，联系《乐府诗集》中他所作的郊祀、燕射歌辞，从乐学与文学的角度，探讨沈约所作出的平衡礼乐典制规范与文学审美要求，兼容古今与雅俗的创新尝试。

一、沈约的《宋书·乐志》与其乐学理论

梁武帝即位之初，梁代雅乐制度因袭前代旧制，使他颇为不满。《隋书·音乐志》记载：“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釐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武帝下诏求古乐，共有对乐者七十八家，大部分都从宏观着眼，建议先梳理传统乐学历史脉络以作今用，史书只记述了沈约的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