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嘉艺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唐太宗曾以古为镜来知兴替，铜镜亦可证古。《孔子家语·观周》：“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1](P27)孔子以用镜观形比喻以古鉴今，其实无需比喻，镜铭本文就是清晰的史证资料。汉代铜镜铭文作为一种大众文学和大众史学资料，是汉代人民对当时历史状况的真切感受，是描述汉代历史的信史性资料。与其他时期镜铭相较，新莽时期的铜镜制式尤为严整，*王纲怀、冯立昇《新莽官制镜的标准与制式》及王纲怀、傅军《居摄、新莽镜花边纹探讨》等文中均有论述，参见《汉镜文化研究(上)研究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其铭文也有独特的政治化色彩，涵盖了王莽施政的众多领域。新莽镜是莽式镜的核心部分，年代划分确切来说是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至刘盆子建世元年(公元25年)。为了研究覆盖的全面性，莽式镜分期上限可从居摄元年(公元6年)算起，下限可晚到东汉早期光武帝开始铸造东汉五铢的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共计35年，其制式和铭文内容影响的余波则延续更久，至东汉、三国时期铜镜仍承其濡染。从社会史、传播史的角度对新莽镜铭进行整理和研究,有助于补充汉史研究的不足。

一、镜铭史证下的王莽改制

以儒学出身的王莽，希望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加以实现,创造一个礼制影响下的理想世界。自居摄至新莽王朝建立，王莽实行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在此列举些许载有改制内容的镜铭加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