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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家族门第观念与历史研究

2018-10-23李玉龙

文教资料 2018年25期
关键词:陈寅恪

李玉龙

摘 要: 无论是在待人处世,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陈寅恪都表现出浓厚的家族门第观念。在待人处世中,陈寅恪与人交往,极为重视其家族门第。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家族门第的分析方法,考证隋唐制度渊源流变,分析地主阶级统治阶层的更替,解读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的家族门第观念具有文化的意蕴,即重视家族优美的家学和门风。优秀的家学主要指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优美的门风主要指恪守传统的道德与风俗。

关键词: 陈寅恪 家族门第观念 历史研究

陈寅恪的家族门第观念在其处世治学中究竟有哪些表现,有何特殊的内涵,本文試图在这些方面做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受到批评指正。

一、浓厚的家族门第观念

陈寅恪出身名门世家,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担任过湖南巡抚,主持过湖南的维新变法。陈寅恪受家族出身、家学和祖父辈姻亲关系的影响,形成了浓厚的家族门第观念。他的家族门第观念主要表现为他对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的家世(包括家世信仰与出身)的重视,并把这些因素作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为人格魅力。

陈寅恪先生的家族门第观念在其待人处世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他在与人交往中极其重视门第出身和家庭背景,特别是与他有过深交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可作一一考察。

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她的祖父是甲午战争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中法战争时,唐景崧援越抗法,屡建功勋。陈寅恪对唐景崧的人品德行极为景仰。陈寅恪38岁尚未婚娶,但当他在清华听说一女教师悬挂一幅署名唐景崧别号“南注生”的诗幅时,便断定此人必是唐景崧的孙女。由于一见钟情,很快便“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1]。陈寅恪重视家世风习与婚姻关系源流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其实祖父辈们在姻亲的选择上就比较重视门第。义宁陈家与山阴俞家结有姻亲,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的姑母,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又嫁给了俞大维。俞大维祖父俞文葆,清代举人,父亲俞明颐,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陈寅恪和俞大维在哈佛和柏林大学七年同学,友谊深厚。傅斯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傅斯年和陈寅恪又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两人友情深厚。陈寅恪与俞大维和傅斯年的交往确实深受家族门第观念的影响。

吴宓,陈寅恪的同学和挚友,是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堂侄,曾受关学熏陶。陈寅恪和吴宓是哈佛同学,后来又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共事,两人先后有五十年的深厚情谊。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是陈家初到岭南大学的挚交,出身名门。刘节,是陈寅恪最值得信赖的学生。他的父亲是近代温州知名的“傲骨学者”刘景晨。高守真,陈寅恪晚年唯一交往融洽的学生。她出身东南亚的富商高氏家族。黄萱,陈寅恪晚年最重要的助手。黄萱的父亲黄奕住,是二十世纪初期印度尼西亚赫赫有名的华侨富商。荣苑梅,晚年照料过陈寅恪四年之久的护士也是陈寅恪的知心朋友。荣苑梅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她的祖父是清末举人,高中举人后在家乡设帐授业。她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由上可见,陈寅恪在待人处世中重视家族门第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历史研究中家族门第的分析方法

陈寅恪的家族门第观念还表现在历史研究中。陈寅恪学术研究的重点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门阀士族制度兴衰时期。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中,陈寅恪详考“家世风习、历史源流”,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

陈寅恪考证隋唐制度渊源关系,主要依据是典章制度制定者的家学传承与地域特征。他认为隋唐制度三源中之重要一源为北魏北齐,北魏北齐之一源为投奔北朝的南方人带来的东晋南朝的礼乐制度。其中,王肃北奔对北魏礼乐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王肃虽为南朝士族,但才学并不在其他北奔南方士人之上。但其能将南朝文物制度输入北朝,主要原因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熏习”[2]。他所说的宗贤实际上指王肃的宗族王俭。王俭熟悉南朝典章国故,并撰写过专著。由此看来,陈寅恪的考证思路基本上是依据家族关系和家学渊源。陈寅恪认为唐代宫城修造承袭隋代,隋代创建新都大兴城宫市位置与之前的长安城不同,则一定程度上受北魏孝文帝营建洛阳都城的影响。洛阳都城修造又受平城和凉州的影响。洛阳新都之规制都出自李冲一人。因此他认为“然则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薰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2](72)。

陈寅恪详细考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赵逸、胡方回、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阚骃、刘昞、赵柔、索敞、阴仲达、江式、程骏、崔浩、李冲、常爽、常景、源贺、杜骥、袁式等河西学者,考辨他们家世迁徙和家学传承流变,从而廓清隋唐制度渊源河西一源之由来。

陈寅恪运用家族门第的分析方法,分析地主阶级统治阶层的更替。他认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3]“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3](48)

显然他划分阶层的的标准是家族门第出身和家族信仰的不同。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两类人群的行事特征:“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并进一步推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3](48)也就是说曹魏的胜利是内廷阉宦阶级的胜利,而晋代曹魏则是士大夫阶层取代内廷阉宦阶级的统治。他还进一步指出“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3](146)。陈寅恪还用家族门第的分析方法解读魏、蜀、吴三国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和施政异同。他指出曹操和刘备都属于寒族,“故两国施政之道正复相同”[3](57),这对我们研究三国历史颇有启发。

陈寅恪运用家族门第的分析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他指出:“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3](14)并以此为依据考证出“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汉末黄巾米贼之起原,西晋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之作乱,北魏太武帝之崇道,刘宋二凶之弑逆,以及东西晋、南北朝人士所以奉道之故等,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者”[3](1)。对于北魏崔浩和寇谦之在政治上能夠合作的原因,他解释为:“浩之思想行为纯自社会阶级之点出发,其所以特重谦之者,以寇氏本为大族,不同于琅琊孙氏。又谦之所清整之新道教中,重民礼度之义深合于儒家大族之传统学说故也。”[3](157)也就是说崔浩和寇谦之在政治上的契合与合作,不仅是因为两者阶层出身相同,还有学术和信仰上的相合。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历史研究如此重视家族门第问题,符合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兴衰的史实。对此他有所论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2](20)

三、家族门第观念的文化内涵

家族门第包括家族的社会地位、个人的家世(包括家世信仰与出身)等因素,家族门第观念就是对这些因素的重视,乃至成为个人价值观念系统的组成部分。不同的人对于家族门第的各因素的重视程度会有所不同。有的人重视家族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地位,有的人则重视家族的家世信仰,即家学与门风,陈寅恪当属于后者。这一点在他的待人处世和学术研究中是统一的。

在与人交往中,他虽然重视家族门第,但所重视的往往是交往之人的家学和门风,不太重视他们的家族经济政治地位。实际上,由于近代以来社会的变迁和动荡,他所交往的那些出身名门世家、书香门第的人,大多家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已经衰落,仅保留有优美的家学门风而已。比如他的夫人唐筼、荣苑梅等。在学术研究中,他更是从文化角度分析家族门第的社会现象。陈寅恪认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在他看来士族不仅仅在于政治经济地位的表面特征,更重要的在于家学礼法等文化特征。他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4](260)由此来看,陈寅恪对士族特点的概括是从文化角度入手,将其特征归结为“门风之优美”,“学业之因袭”,与我们从经济、政治方面概括士族的特点相比,陈寅恪从文化角度入手,并进一步分析“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他说:“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费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4](276)。这些言论实际上指出了士族在衰落中家学门风的嬗变。

那么陈寅恪所说的优美的门风家学是什么样的门风家学呢?我们从他谈世论世中似乎可以窥得一二。陈寅恪指出:“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5]。也就是说,在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俗变迁之时,那些坚守传统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俗的家族往往衰落,而善于利用者则会福贵显达。很显然陈寅恪所说的优美之门风即为坚守传统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俗。他说的优美的家学则不仅仅指具体的学业学问,更重要的是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碑铭中找到注脚。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陈寅恪.金明馆从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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