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浩

摘 要：自然灾害的发生，会使社会陷入不同程度的特殊危机。所以灾后蠲免在历朝历代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唐前期的蠲免记录很少，但并不意味着蠲免制度没有被执行。唐玄宗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蠲免的效果比起其他时期来说更加显著。蠲免的对象主要分为对租庸调的减免和对义仓地税的减免。

关键词：唐玄宗；灾后；蠲免措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53-02

唐初，统治者总结历代的得失，吸取经验教训，武德年间就颁布了《赋役令》，重视灾后蠲免措施的实行，唐玄宗时期，国力鼎盛，政府在受灾之后，做出的蠲免措施力度很大，并且会很有效的实行，通过对唐玄宗时期蠲免法令的研究，和开元十四、十五年的个例分析，确定唐玄宗时期蠲免法令得到有效实施，使更多百姓受益。

一、唐前期灾害蠲免的主要内容

对租庸调的蠲免：早在唐高祖武德七年就颁布《赋役令》，规定了受灾地区的等级：“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1]2088这是唐初的蠲免令文，经过不断地增加和修订后出现了完整的蠲免令文：“诸田有水旱虫霜不熟之处，据见营之田，州县检实，具帐申省。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其已役、已输者，听折来年。经两年后，不在折限。其应损免者，通计麦田为分数。”[2]392以上引自《天圣令》所附唐《赋役令》。据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开元二十五令。在唐玄宗时期得到了完善。根据受损的情况，把租庸调的蠲免分为四分、六分和七分三个标准。损七以上的，课税和劳役都免除，再者桑麻尽损之调也免除。

义仓地税的蠲免：根据开元年间编修的《唐六典》，其中对地税蠲免的标准为，“若遭损，四已上免半，七已上全免”[3]77把地税蠲免分成四分与七分两个标准。

根据上面的法令来看，相比起租庸调的蠲免，地税的蠲免要更加严格，即损失七成以下，在免除租调的同时，还要缴纳一半的地税。以上就构成唐前期蠲免措施的主要部分。唐玄宗时期主要也是以这两种蠲免为主。

唐玄宗时期，关于租庸调和地税的蠲免在史书上记载的只有十次，下面将史书记录整理为如下表格。

由上表可知，唐玄宗时期的蠲免令在史料记载中仅有十次，远不如在两《唐书》与《册府元龟》记载的赈济数量。很多学者认为唐玄宗时期的蠲免在荒政中不重要。陈明光认为：“唐代损免赋税并非‘例行公事，而损免执行少的原因是影响了唐朝中央政府编订的财政收支预算，因此较少进行。”[4]36潘孝伟认为在：“唐玄宗时期的蠲免在荒政中不重要。”[5]19张学峰更是认为：“开元年间蠲免令已经与均田制俱废”[6]笔者不完全同意上述的观点，虽说一些蠲免措施由受到诸如政治环境、财政状况、社会动荡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有可能没能实施或实施情况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妄加否定这一时期大部分减免租调、徭役的措施。

二、唐玄宗时期蠲免措施的实施状况

唐前期蠲免措施在一些地方也曾停止过，顾成瑞的研究表明“唐中宗景龙年间，朝廷出于稳定财赋岁入和便于区域调拨的意图，对河南、河北两道不再实行基本损免制度而要求民户荒年依旧交纳庸调。”[7]但在开元初年，张廷■上奏被玄宗批准后，蠲免制度又得以恢复[8]4264。《册府元龟》记载：“往河南道巡历简问，应免租庸及赈恤并量事处分”[9]1952开元六年八月，河南诸州遭水灾后，唐玄宗派遣工部尚书刘知柔出使，要求按照实际情况蠲免租庸。此外，开元七年十月颁布的《处分朝集使敕四》记载，唐玄宗要求地方官吏：“所需赈恤，并先处分；至于常赋，则著恒典，检据成损，蠲减有条。”[10]2569这条敕令表明，即便是常赋也可以按照受损情况依照法令蠲免。

玄宗朝还有一些蠲免条件很低的情况，这类型蠲免带有加恩的意味，它不是严格地按照法令所规定的标准实行。如开元二十年中唐玄宗《后土敕书》中规定“天下遭损免州应损户减一分已上者及供顿州，无出今年地税，如已征纳，听折来年地税。”[11]373前文中提到，只有损失七分的才可以免当年地税，但根据此条令，损失一分就可以免除本年地税，这无疑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有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唐大令诏集》诏曰：“如闻徐泗之间，丝蚕不熟，虽庸课已纳，虑百姓艰辛，今年地税，特宜放免。”[9]5864按照《赋役令》中的规定，只有桑麻全毁的基础上才可以免调，但是这种因为皇帝加恩发布的敕令却不会按照死板的蠲免令执行，它更加灵活，蠲免力度更大，在唐玄宗朝时期蠲免措施中占的比重很大，虽然是为了彰显皇恩，但这种举措间接带给百姓更大的恩惠，给灾后百姓恢复提供了帮助。

综上，史书中关于蠲免诏令的记载较少，但并不意味着蠲免制度没有被执行，而是蠲免制度比较灵活，其往往与皇帝的加恩相联系，很多时候并不会专门另行颁布诏令，而是通过加恩的方式给予蠲免。

三、以开元十四、十五年为例分析蠲免情况

开元十四年和十五年间，唐朝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多灾并发，水灾为主，开元十四年秋，河北大水，“河及支川皆溢，次年春，河北牛疫。”[8]931牛疫顯然是大水过后导致的。开元十四年，“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等州）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计；润州大风自东北，海涛没瓜步。次年，六十三州大水，害稼及居人庐舍，河北尤甚。”[8]931这场灾害的特点是季节性强，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据记载有一百多个州都在不同程度受损。

灾后，唐玄宗首先下诏自谴，进行自我检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为灾后蠲免做了铺垫。在这场天灾中，蠲免的法令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在唐玄宗命宇文融担任宣抚使，对依法令“合折免，与州县相知后，逐稳便处置。”次年二月，玄宗又下令：“顷者水灾，荐及河朔……蠲租税、停征役以安之。”[9]1907这些措施都很好的执行。

以这场灾害中受灾最重的河北、河南两道为例，根据唐前期的蠲免令，两道的百姓应蠲免租庸调税和地税，在唐前期，一个丁男应交纳：“租粟二石，庸调绢二匹，绵三两”[12]110绵一两可折粟一斗，[13]435则一丁需输2.3石粟、2匹绢。天宝年间，天下户890余万，课丁820余万，[12]106即平均1.08户有一课丁，根据此例计算，河北、河南两道共262.4万户，[14]96那么两道课税课丁的应有283.4万，开元十四、十五年共应蠲免1 303.8万石粟、1 133.7万匹绢。根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每户垦田70亩[12]。河北、河南又多狭乡，就按每户50亩计算，地税为2升每亩，则两年共应蠲免524.8万石粟。李锦绣推算，开元时，全国资课收入“不会少于200万贯”[13]562而两道共占全国总户数的35.4%；如果每年蠲免一半的資课，则两年共蠲免70.8万贯。

综合以上数据，在开元十四、十五两年灾害后，仅河南、河北两道应蠲免1 828.6万石粟、1 133.7万匹绢、70.8万贯钱。如果以开元十六年北方平均价格（粟20文/斗，绢550文/匹），即0.2贯/石，0.55贯/匹，折合钱总共1 060.1万贯。而开元十四年、十五年两年赋税收入为3 761.2万贯，加户税390万贯[15]15，共4 151.2万贯。河北、河南两道蠲免占全国收入的25.54%，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以上。在当时已经是唐王朝能做到的极致了。

四、结论

唐中期以前，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向编户齐民征收租调、征发徭役，遇到灾荒，政府往往以减免租调、徭役的方法，保证灾民有一个最低的生存条件，等待恢复生产，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唐玄宗时期，在这个开元盛世，蠲免政策执行力度大、受益范围广，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真正地贯彻蠲免政策，给后世做出了良好示范。不管唐玄宗是出于什么目的实行如此大力度的蠲免，但是这些蠲免确实都很好地实行下去。使百姓恢复生机，以备更好地度过荒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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